现代文学

【宝马娱乐bm7777】学无常师,毛泽东传

  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
  深秋,天像漏了似的,连阴雨下个不停。曲阜城鲁国高级馆舍前,雨帘里一个高大的汉子在徘徊。他头戴苇笠,身披蓑衣,双脚踏在泥水中,缩颈耸肩,浑身颤抖,显然,他已在此等候多时了。这位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孔子。
  近来孔子趁工作比较消闲之时,抓紧时间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他听说郯国特别重鸟,以鸟为图腾,甚至以鸟作官名时,不知原因何在。请教过几位学问渊博的长者,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恰在这时,郯国郯子来朝拜鲁国国君,听说在昨天的宴会上,郯子曾与鲁大夫昭子(名叔孙婼)谈及过此事。孔子没有资格参加国君举行的宴会,无机会向郯子请教,便冒昧来馆舍拜访,也不知郯子肯否赏脸。不想郯子应季平子邀请又赴宴去了,孔子只好在雨地里耐心等他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冒雨向馆舍驰来。马车来到馆舍门前收缰停住,前边那辆乘的是郯子及其随从,后边那辆是鲁国前来陪送的仲孙大夫。
  仲孙大夫先下了车,见浑身淋湿的孔子,不禁吃了一惊。孔子见了仲孙大夫,喜出望外,这真乃天赐良机,忙上前施礼道:“孔丘见过仲孙大人!”
  “秋雨淅沥,寒冷彻骨,仲尼,你为何在这雨地里挨淋?”仲孙大夫问。
  孔子回答说:“孔丘求教郯国君王,如饥似渴,虽秋雨连绵,不敢离去,唯恐错失良机。”
  随从搀扶着郯子走下车来,仲孙大夫上前引荐,孔子施礼见过,一行人来到馆舍,分宾主坐定。
  孔子说明来意。郯子见他如此虚心好学,深受感动,热情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郯子娓娓而谈,他说:“从前黄帝轩辕氏以云纪官,百官云师而云名;炎帝神农氏以火纪官,所以火师而火名;太昊包牺氏以龙纪官,所以龙师而龙名。吾祖少皞氏立国时,群凤集于殿堂之上,此乃吉祥之鸟,故以鸟纪官,鸟师而鸟名也。”
  孔子感谢郯子的慷慨赐教,又询问了些少皞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看来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公元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
  仲春三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官道上,一辆马车在缓缓行驶,曾皙御车,孔子手扶辕木,直立车上。他默默无语,独自欣赏着窗外春色。因为他从来乘车不说话,不回顾。孔子此番出游,专赴临城,拜师襄子为师,请教弹琴的若干学问。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是管触唇会吹,是弦及指能奏,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出色的吹鼓手,无论到哪个乐班,不管人多人少,孔子总是佼佼夺魁者。经过这十多年的日研月磨,不停操练,各种乐器,无不炉火纯青。然而他也并非十全十美,似乎是长实践,短理论,常常是不知所以然,难以居高临下。孔子作学问不似有些人那样东一筢,西一扫帚,而是有着严格的计划性,常集中数年时间,专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前两年他致力于普查民俗风情,近来又转入研究音乐理论。
  师襄是鲁国的乐官。古时候乐官称师,后来干这一项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姓,冠于名前,故称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称。师襄子在音乐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诸侯。
  师襄子闻听孔子来访,忙迎出大门,让于客室,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相互敬仰,只因相距遥远,又都有公务缠身,所以来往较少。
  孔子与师襄喝茶叙旧,令曾皙前去置办厚礼相赠,师襄不允。孔子说:“孔丘今日造府学琴,礼应奉贽敬行拜师之礼!”师襄板紧面孔说道:“你若行师生之礼,我立下逐客之令;若叙老友交情,我用箪食壶浆为你洗尘。请你自己选择吧。”
  孔子不敢固执,只好吩咐曾皙不必备礼,但对师襄说:
  “既是老友相见,不必拘礼,家常便饭,更令人心安。”
  师襄说:“常言道,客随主便,你听我安排就是。”
  孔子是个急性子人,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时光,所以三言两语便转于了学琴的正题。
  师襄是个热心人,又是老友相见,推心置腹,开言吐语,滔滔不绝。
  神农氏创造五弦琴,用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琴用桐木制作。桐木属阳,颇有灵性,能知闰年——不闰年生十二个叶,遇闰年生十三个叶。它还能知秋,每到立秋这天,树叶必落。做琴的桐木就产在鲁国的峄山。琴的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底是方的,象征着地;身长三尺六寸,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宽六寸,象征六合;前广后狭,象征尊卑;上圆下方,象征天地;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琴的第一弦配宫音,第二弦至第五弦依次为商、角、徵、羽四音。琴除弦外,还有徽、首、尾、唇、足、腹、背、肩、腰、越。琴唇名龙唇,足叫龙凤足,背称仙人,腰称美女。越长者为龙池,短的叫凤沼。龙池八寸合八风,凤沼四寸合四气。同是系弦的,名称各不相同,那琴首绕琴弦的叫临岳,琴尾高起絚弦的叫岳山,肩下系弦的叫雁足,足下转扭调弦的叫做轸……
  谈了一会,不觉天晚,师襄子设盛宴为孔子洗尘。孔子的酒量很大,但从不多喝,而且食时不说话。酒足饭饱之后,师襄子安置孔子与曾皙在后堂安歇。
  第二天孔子起得很早。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无论头天夜里睡得怎样晚,第二天都要四更起床,先到旷野空气新鲜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然后秉烛伏案晨读。吃过早点,像小孩子进家塾一般,师生又对面盘腿而坐,开始了新的讲授内容。
  孔子问:“请问夫子,这古琴著名的有多少?”
  师襄子回答说:“琴名最古最雅的要推婴硒、贡粹,相传为伏羲所造。其次名丹维、粗床,是柏皇所造。电母琴,帝俊所造。菌首琴、白民琴,是晏龙所造。国阿琴,伊陟所造。七弦琴,文王所造。响风琴,周宣王所造。青翻琴,楚无亏所造。卧冰琴,崔驷所造。这些都是宝贵的名琴。能得到古人亲手制造的名琴,模仿他的指法,弹奏他的曲调,勤学苦练,便可成为名家。”
宝马娱乐bm7777 ,  孔子紧追不放,问道:“假若觅不到古人的名琴,用一般的琴练习,能否成为名家呢?”
  师襄子回答说:“像你这样天赋聪明,勤学好问的人,不必定用古琴,但需认定一位古人,常常练习他的指法歌调,也可以成为名家。”
  师襄子说着从身边移过琴来,弹奏了一曲。孔子在一旁静听,感到此曲非同凡响,是他闻所未闻的。那指法、技巧也脱俗超群,出神入化……
  师襄子弹完,孔子站起身来,连连施礼说:“孔丘如井底之蛙,今闻夫子谈琴,聆听神韵,方知苍天竟如此之大!丘欲于空室中静坐操琴,若有疑点,再求指教。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一切请便,不必见外。”师襄说着将孔子引入后轩中,任凭孔子习琴。
  孔子于后轩习琴,一连三日,不出门户。一日三餐,前厅里师襄都为孔子备下丰盛酒宴,但他俱不到场,只让曾皙拿些干粮过来,填塞辘辘饥肠。
  第四天,师襄子听孔子曲调已经弹熟,来到后轩祝贺说:
  “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孔子离案施礼说:“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丘继续练习。”
  又是三天过去了,师襄子听着后轩中孔子的琴声技巧纯熟,音调和谐,韵味无穷,不断点头赞赏。步入后轩,夸孔子弹奏得胜过高妙的琴师,劝他另习新曲。孔子说:“夫子过奖了。弟子的指法、技巧虽已练熟,但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更未体察到曲作者的为人,想象出其风貌特征。请容丘再练三日!”
  孔子习琴的第十天,师襄子站在院中如醉如痴地谛听。琴声把他带进了浩瀚的大海。大海的胸怀是那样宽广博大,神情是那样深邃,内涵是那样丰富,性格是那样富于变化。他仿佛看到了大海在怒吼,浪涛汹涌,嫉恶如仇。又好像温柔多情的贤妻躺在他身边,正与他窃窃私语。琴声把他带到了春天的花园,叶绿了,花开了,鸟在高唱,水在低吟,游人在欢笑,一切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和谐。琴声把他带到了广袤的草原,绿草像无垠的地毯,羊群似天上的白云,牧民在放声歌唱……
  师襄子还想继续听下去,琴声戛然止住。师襄不解其意,信步走入后轩,只见孔子正襟危坐于琴几之前,凝神深思,如痴如呆。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瞥见师襄子站立身旁,猛然爬起,不顾一向重礼,激动地双手抓住师襄子的肩头说:“孔丘正在操琴,弹着弹着,面前站立着一位古人,只见他面黑有威,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师襄子闻言,如雷贯耳,连连作揖说:“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说此曲为文王所作,名《文王操》。仲尼,你真聪明过人,一下子便悟到了周乐之精义!老夫枉活一把年纪,自愧不如!”说着,拽着孔子在地上转圈,像两个调皮的孩子。
  孔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学技艺,无名师指点,如在黑暗中摸索;一遇名师,便蓦然出洞穴,眼前一片光明。孔丘不虚此行,明天就要告辞了。”
  孔子吩咐曾皙设酒宴答谢,酒足饭饱之后,二人依依话别。师襄子祝贺孔子琴艺绝世,他说,音乐的希望在孔子,天下的希望也在孔子。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
  这是孔子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自己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意思是说,他从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研究学问,到了三十岁,就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向文献学习,向社会学习和实践活动,这时他不仅精通了一般贵族应该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通晓了以高级六艺(汉以后尊为“六经”,即《书》、《诗》、《易》、《春秋》、《礼》、《乐》)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并结合诸侯纷争,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和体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盛夏的一天,孔子正在署衙内专心读书,曾皙闯入,告诉了他一件新闻: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极的谗言,纳儿媳秦女孟嬴为妾,驱逐太子建,命其出镇城父。……孔子不等曾皙讲完,拍案而起说:“禽兽不如也!”
  其实,此类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孔子何以要因此而恼火呢?因为近来他一直在为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动乱不安的天下局势而忧心,为自己的抉择而烦恼。
  目睹现实,混沌一片,像滚滚黄河,泥沙翻腾;似乌云弥漫的夜空,不辨星斗;如乌烟瘴气的山峦,难分草木。他想到自己的先祖正考父曾连辅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偪阳之战手托悬门;想到母亲颜征在滴血的心,流泪的眼,粗若千年古松的双手;想到了母亲弥留之际的嘱咐:“要成大器!”临终时的祝愿:“升,升……起,起……”可是如今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正如俗话所说“人过三十天过午”,都干了些什么呢?整日忠心于小吏,耿耿于皮毛,似这样下去,能“成大器”,做一个周公式的人物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那样一斧子下去,劈开这个沌混的世界,让泾渭分流呢?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让文武周公之世再现呢?……这诸多问题像一釜沸汤在他胸中翻滚,似一团迷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弄得他心绪不宁,肝胆如煎。后来他曾说,君子遇到乐事不喜形于色,遇到忧事也不愁容满面。如此涵养,谈何容易!
  一场暴雨过后,孔子带上佩剑——“君子无剑不游”,让曾皙带上弓箭,二人同去游峄山。他要饱吸雨后清新的空气,让山泉洗涤心灵上的污垢,领悟大自然的启迪。
  雨后的峄山,苍峦若黛,林木如洗;繁花争艳,群卉斗奇;鹿奔狐隐,雉走莺飞。孔子带着弓箭,并不射猎,来到山下,开始攀登。攀至峰顶,凭古松而远眺,览胜景而遐思……
  山顶一巨石,中间一凹坑,坑内积满了雨水,清澈见底。孔子坐在石上休息,目睹坑内清水,颇有感触。此水秉承大自然的圣灵,不杂一点尘滓,与江河浊流,断然不同。可惜不似大海那样浩瀚,经受不住暴日的蒸晒,不久就要干涸,不复存在。水,只有并入江河湖海之中,才有巨大的力量,永恒的生命!自己多么像这一小坑积水呀,虽清澈不染,但却微薄,可怜!……
  喘息了一会,孔子带领曾皙顺山谷而下。东溪西谷,条条瀑流如练;脚下,山泉唱着歌,打着滚,欢腾奔流。沿流不时出现一两个深潭,潭内游鱼清晰可辨。这清溪,这瀑流,这深潭,与山顶石坑积水一样纯净,但却远非石坑积水所能比拟,这里是力量的会合!……他们顺溪流而下,直来至泗水河畔。汛期的泗水河不似春天,诸水汇流于此,浊浪咆哮,吼声震耳。有几处河堤被冲毁,洪水淹没的庄田,吞噬了村舍……孔子伫立在河堤上兴叹,思想感情宛如这奔腾的河水,泻向远方……
  下半生的路该怎样走呢?一是苟安于现状,像山顶石坑里的积水,倒也人人夸清,却无力量,无寿命。这条路他不肯再继续走下去。二是像千溪万流那样汇入泗水,同流合污。凭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走这条路将有可能成为澎湃浪涛中的最高峰,平步青云,坐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走,也不屑走。后来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决不肯牺牲信念去图个人的荣耀。三是泗水混浊,是因泥沙俱下,世态混浊是因君王雄心勃勃,争霸天下;或安富尊荣,昏庸无能;或荒淫无耻,沉湎酒色。若积聚力量打倒昏君庸王,另立圣君明主,就可实现“仁政德治”,统一天下。面对这条路,他思想充满了矛盾。此路并非断不可行,汤伐桀、武伐纣,已有先例。但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走这条路,是违反周礼的。后来,他曾谆谆地告诫弟子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越礼的路,他是连步也不敢举的。四是做天上的云雾,随风飘荡,永不变雨,永不落地,自然更不积成水坑,汇成河流。这就是做一个隐士,只管自己逍遥,不管世态如何。他鄙视这些人,曾斥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因为走这条路,无法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不“成大器”,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无颜见先人于地下。五是另辟蹊径,开创新路。他设想,封固泥沙,泗水便可以变清。挖沟凿渠,让所有清流汇聚一处,便可形成一个明净的世界。于是他决心开创平民教育,扩大教育范围,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变奸佞当道,朝纳不振的社会现实,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
  这次游山玩水,孔子原打算野餐篝火,风寝露宿,在外多住几日。不想离开嘈杂的曲阜城,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思路竟如此之敏捷,一团乱麻,很快地理出了头绪。主意一定,他催曾皙快归,明天就辞官筑坛,设教讲学。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⑧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①(①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会议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随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著名科学家任新民,提出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一九五六年二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并被采纳。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7日。)的号召。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了一段: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9年6月版,第42页。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②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两弹一星”工程,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③(③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3日。)的指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五月九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⑩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并参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7页。

  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②(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手稿,1955年5月。)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在一下子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5页。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⑩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页。

  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胡风的报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③(③《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五月十三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⑦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8日。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⑦《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①(①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⑩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初步展开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又开始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米丘林学派在苏联被尊为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那位科学家受了苏联的影响,回国后就贬斥摩尔根学派,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对遗传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3日。)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毛泽东在恩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链”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但他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②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④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⑤(⑤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①(①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②(②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③(③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④(①②③④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⑤(⑤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③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⑧,很不赞成。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

  ⑤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①(①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第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⑨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①(①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第392、393、395页。)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①(①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⑦

  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⑩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⑥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③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不少修改,一月十二日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⑥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⑤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随后,《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期、第三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①(①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⑥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后,一时没有处理。这年十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批判。会议中间,发生了胡风、路翎与他人之间的争论。胡风发言说《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周扬、萧殷等人。路翎发言也点名批评了以往批评过他的作品的人。实际上把多年来争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郭沫若、艾青等人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十二月八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带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还作过一点修改。发言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⑩同上书,第234页。

  毛泽东在对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还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②(①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一年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③同上书第7卷,第27页。)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的手稿,1955年1月。)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o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这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①(①胡风的声明主要内容是:“这个’材料’(指《三十万言书》)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一月十五日,周扬就此问题写报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报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②(②毛泽东对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5年5月。)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并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奋起直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宣言书。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冒出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①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①(①毛泽东对周扬来信的批复,手稿,1955年5月l1日。)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⑨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⑨同上书,第233页。

  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是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间写成的,七月二十二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⑨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⑤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⑨

  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关于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的具体情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生动的回忆。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

  纵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从一月到五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对自己亲近者以外的人的态度,确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而这一阶段的批判,已经出现不少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上纲的情况,但当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例如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都肯定了胡风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都错误的。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①(①钱三强《神秘而诱人的路程》,见《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7-60页。)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②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④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后来在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逐一作了反驳。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⑩

  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他说: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四月八日,熊复将调查结果报给毛泽东。报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②(②熊复关于中国文联座谈会和文艺界批评胡风问题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3年4月8日。)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①(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加写的按语,手稿,1955年6月。)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对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清查。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⑩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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