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征在启蒙,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宝马娱乐bm7777 ,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孔丘自呱呱坠地的第一天起,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氛围中生活——颜征在以博大的母爱抚育着他,施氏以无名嫉火吞噬着这幼小的生命。
  颜征在从尼山上找回孩子,先在丈夫为她赁的那幢所谓“空桑之地”的茅草房里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才搬回家去。施氏一改往日常态,满脸堆笑,忙里忙外地招呼着。“老爷六十五岁得子,这真是福星高照!”施氏说着,将孔丘接到了怀里,还在他那幼小的脸蛋上亲了一下,“来,让我看看这二龙五老赐给的少爷,准比跛脚的孟皮胜强百倍!”她装模作样地端详孔丘的脸庞,突然惊呼大叫:“哎呀,这孩子右目高于左目,乃是克父之相!”
  施氏一喊,满堂皆惊,家人面面相觑,不知施氏何以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叔梁纥听了,下意识地捂住胸口,步履跄踉地径自回房去了。颜征在压住满腔怒火,柔中有刚地说道:“大娘,孩子无论怎样,也是自家后代。老爷近来又犯了心疼病,你这样说,怕不合适吧!”
  “哼,不信走着瞧,有了这孩子,这个家就没有个好!”施氏说完,扭身便走。这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满脸横肉,一身肥膘,心眼刁钻歹毒,她的五脏六腑全装着嫉妒的柴草,嫉火常年中烧,自从发现颜征在有了身孕,她便想出了这条毒计。“人生七十古来稀”,叔梁纥眼看寿数将尽,将“克父”的罪名加到她母子身上,足以置他们于死地。
  日转月移,岁月荏苒。孔丘长到三岁,出落得聪明颖悟,活泼可爱。颜征在为了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经常哄着儿子和伯尼哼着一首歌谣:
  棠棣之华,(棠棣花开片连片,)
  鄂不韡韡。(花萼花蒂美灿灿。)
  凡今之人,(阅尽如今世上人,)
  莫如兄弟。(不如兄弟亲又亲。)
  死丧之戚,(死丧之事真恐怖,)
  兄弟孔怀。(兄弟相依最关注。)
  原隰裒哀,(高原洼地聚荒冢,)
  兄弟求矣。(兄弟相寻见赤诚。)
  孟皮的母亲是一年前被施氏逼得服毒自尽的,颜征在视孟皮如同己出,十分爱怜。她是在用这首古老的歌谣教他们兄弟二人亲密相处,相互体谅,相互帮助。
  颜征在担心而又害怕的一天降临了。就在这年十月,叔梁纥暴病身亡。他死得那么突然,走得如此匆忙,临终只给征在留下三句话:“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你要带大孩子,教育成人。这儿没法过,你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就是这三言两语,也说得含含糊糊,不等说完,便闭上眼睛,诀别了弱妻孤子。
  颜征在哭干了泪水,哭哑了嗓子,哭碎了心肺……他们孤儿寡母往后可怎么生活呀!……
  施氏则闹翻了天,不准入殓,不准出殡,硬说丈夫是让孔丘给克死的,是让颜征在给迷死的。她双手拍腿,两脚刨地,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嚎,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骂,骂颜征在是骚货、女妖、狐狸精、臭婊子、死不要脸,污言秽语脏水般泼向颜征在。后来在族人、长辈的压力下,才勉强殡葬,但施氏还大施淫威,不准征在出门,不准征在送殡,似乎只有她才有资格以妻子的身份料理叔梁纥的后事。征在以十六七岁妙龄少女嫁叔梁纥,不久叔梁纥老死,作为少年寡妇的征在按当时习俗要避嫌,也就不勉强送葬,所以,一直不知丈夫的墓地。
  邻居曼父娘十分同情颜征在的处境,看着与征在平日的深厚交情,一直在孔家帮忙料理丧事,自叔梁纥咽气开始,直至将叔梁纥的灵柩送至墓地。
  办完丧事,施氏更加百般虐待颜征在母子,先骂颜征在是淫妇,害死了她丈夫,后说颜征在早已与叔梁纥勾搭成奸,方才被纳为侧室。她不仅在家里骂,还东门出,西门进,黑乌鸦翅膀似的到处煽动,害得征在整天在凌辱和泪水中度日。
  一天,孔丘正在和九姐姐一起玩耍,施氏走过来,照着女儿就是一巴掌,恶狠狠地说:“从今往后,不许你和这个野杂种一起玩!”
  颜征在正在旁边的水井台上淘米,听到这话,心像刀扎一样疼痛,手中的淘米瓢“啪”的一声掉下来碎成两半。她绝望地跑到村外的漻河边,正欲纵身跳河,以生命的结束来洗清无端的谗言。突然,眼前闪出丈夫的身影,她仿佛听到了丈夫苍劲宏亮的声音:“征在休得轻生,务必将孔丘培养成人,方可归来。”
  她急忙拭去泪水,欲看个清楚,但那身影飘然隐去,习习冷风里,河面上涟漪片片,波光粼粼……
  “娘——!”远处传来孔丘凄惨的呼唤声。颜征在转过身,迎着跑来的儿子,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抱住,放声大哭,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打湿了他的衣衫,她感到母子再也不能分离了……
  孔丘擦着母亲的泪水说:“娘,你不要伤心了!”
  “孩子,记住,娘是为了你才活着的呀!……”颜征在一字一句地说。
  在这瞬间,颜征在感到自己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丈夫不在了,要把儿子抚养成人,只要儿子在,就什么也不怕。她梳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向空中拜了三拜,抱起儿子毅然朝曲阜城里走去……
  曲阜城是鲁国首都,南北宽五华里多,东西长七华里。城里周公庙一带殿楼嵯峨,是鲁国的政治中心。城西北部、东北部是平民居住的地方,也是繁华的闹市区。
  颜征在靠曼父娘的帮助,在曼父家的隔壁,赁了三间茅舍居住下来,又请人到陬邑去把可怜的孟皮接来,从此,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曼父母子是两年前为生计所迫迁居到曲阜来的,临别时,她曾拉着征在的手,流着泪水说:“大妹子,凡事要往开处想,天老爷饿不死瞎眼的麻雀,这个家呆不下,你就领着丘儿到曲阜城去找我,哪怕是讨饭,咱姊妹俩也是个伴!……”今天,颜征在真的来找到了这位老街旧邻。颜襄听说女儿携子流落曲阜,急忙设法找到门上,要征在母子搬回娘家去住。颜征在谢绝了父亲的美意,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抚育儿子成才。她在门前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些五谷杂粮和菜蔬,勉强可以糊口。还给人拆补浆洗,做些零活。冬天夜长,就在菜油灯下编草鞋,赚些零花钱。
  孔丘的到来,真使曼父心里滋得流油。这曼父是个机灵鬼,比孔丘大几岁,常领着孔丘溜进周公庙去看祭祀礼仪,指指点点地告诉孔丘:圆的叫鼎,方的叫簠,高的是豆,粗的是鬲……
  这天,两个伙伴玩得正得意,忽听到钟鼓齐鸣,一群人庄严肃穆地走进大门。曼父赶紧拉着孔丘躲在西庑墙下偷偷地观看,他悄悄地告诉孔丘说:“这是祭祀祖宗的,可好玩了!”
  孔丘问:“是谁的祖宗?”
  曼父说:“谁祭祀,就是谁的祖宗。别说话,他们来了。”
  先进来几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黑色礼帽的人,他们抬进一些大的鼎鼐俎豆,把整牛整羊放在坫上,然后把一个三岁的男孩装扮成祖先样子放在祭坛上,叫做“尸”,也就是代表祖先受祭的意思。在门窗以南铺上竹席,放上用美玉装饰的几案;在西墙的东面放上缀有花纹的竹席;东墙以西铺上画着云彩形状的莞席和用刻玉装饰的画案。在西堂西房的南面铺上竹皮的席,席前放上一张漆几。接着他们把镇国宝器陈列出来,还有玉器、瑁以及红色的宝刀,精美的玉璧、玉圭。西面放上舞衣、大贝、大鼓。在东面放上戈、弓和竹箭。在祭坛前放置了一排鼎、尊、豆、敦、笾等青铜礼器。
  两个戴紫色礼帽执矛的人在庙门站下,四个戴青黑色礼帽拿戟的人站在门庭两旁的台阶上。东堂和西堂的前边各站着一个执三尖矛的人。
  一个戴着麻制礼帽,穿着花纹礼服的人在宾客和重要官员的簇拥下走进庙门。曼父低声对孔丘说:“快看,这就是鲁公。”
  “鲁公是什么人?”孔丘问道。
  “就是管着我们的国君呀。”曼父边说边指着从大殿里走出来的穿着猩红色礼服的三个人说:“那个捧大圭的是太保,捧酒杯和瑁的是太宗,拿册书的是太史。”
  太史拿着册书从西阶走上丹墀露台,站在鲁公面前,用极缓慢庄重的语气一字一拖腔地说:“继位的王啊,听我宣讲先王临终之命。你君临周邦鲁国,报答文武之道统吧!”鲁公揖拜,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予渺渺小子,岂能治乱西方。以敬天威。”鲁公又慢慢向前走了三步,把一杯酒倒在香草上,散出一股醉人的气息,在大殿中冉冉飘溢。然后又把另一杯酒洒在地上,再向后退三步,又说:“君王啊,请饮此酒!”太保代鲁公接过酒杯,历阶而下,然后洗了手,用璋瓒之尊自酌了一杯酒,又交给助祭人一杯酒,鲁公回礼答谢。
  台阶上人分东西阶而下。诸侯国君在门前等候,见大祭礼已毕,纷纷上前,拿着朝觐玉圭,分别献上不同贡物。接着行礼叩头,鲁公又回到台阶上回礼答拜。
  躲在西庑偷看的孔丘,看到这庄严肃穆的宏大场景,简直呆住了。虽然他这时不知道什么是“礼”,但心灵里深深地嵌上了这幅“礼”的图画。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施氏那凶狠的脸,母亲那善良的笑容及早年教他哼的《棠棣》之歌,还依稀记得的父亲那刺人的络腮胡子和生锈的铜镗甲胄……
  一阵悦耳的鼓乐声把孔丘从沉思中唤醒。一群乐工有的敲打着一排排编钟、编磬,有的吹奏着埙、笙等乐器,几十个女子舒摆腰肢,轻展霓裙,钗环叮当、婆娑起舞。所有在场的贵族都唱着一首古朴的歌:
  我孔煂矣,(我们祭祖,敬惧之至,)
  式礼莫愆。(各种礼仪,毫无错失。)
  二视致告,(司仪传告,祭祀已成,)
  徂赉孝孙。(先祖恩赐,孝孙福祉)
  苾芬孝祀,(肴馔芬芳,先祖来享,)
  神嗜饮食。(丰美饮食,神灵爱尝。)
  卜尔百福,(先祖赐你,百福百禄,)
  如几如式。(如有定期,如有法度。)
  既齐既稷,(那样庄重,那样敏敬,)
  既匡既敕。(那样匡正,那样严整。)
  永赐尔极,(永久赐你,中和之福,)
  时万时亿!(多福多禄,万亿无数!)
  这首歌用一支曲子几段唱词反复咏唱,孔丘听着听着,竟然顺着唱了下来。他兴奋极了,声音越唱越大,禁不住拍着手有节奏地又唱又舞。这一下可急坏了曼父:“仲尼,你不要命了?让人听见,会杀我们的。”边说边用力将孔丘按在自己身边。
  “什么杀头,我看这是些善良有礼的人,怎么会呢?”孔丘不解地问。
  “哎,你不知道,这些人和我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不都是人吗?”
  曼父回答不了孔丘的问话,只得吓唬他说:“你再乱唱,不听我的话,就不带你来玩了。”
  “好哥哥,我听你的话还不行?”孔丘嘴上不说了,心里想:你不告诉我,我回家问娘去。
  看完祭礼回家后,孔丘一个劲地缠着母亲,问这问那。颜征在见儿子这般好学,就说:“丘儿,娘每天给你讲个故事,你要记住才行。”
  孔丘听后,雀跃欢跳,拍着小手说:“太好了,娘讲的故事孩儿一定都能讲给曼父他们听。”
  就这样,颜征在把在书上看到的和在娘家听父亲讲的故事一个个讲给儿子听。从盘古开天地、女娲炼石补天,讲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姜嫄履大人之迹而有周”,又讲了尧舜禅让,大禹治水,文王演《易》等许许多多的故事。一天孔丘听母亲讲了周公吐哺,制礼作乐的故事,非常认真地攥着小拳头说:“周公太好了,娘,我长大了也要当周公那样的人!”
  颜征在高兴地抱起孔丘,亲吻着他的脸腮说:“好孩子,真有出息!”两行激动而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傍晚,颜征在做熟了饭,正在院子里耘瓜苗,忽听隔壁曼父娘正在大骂曼父,接着传来曼父的哭喊声:“哎呀,打死我了,婶子快来呀!”
  颜征在心里“咯噔”一下,放下手中活计,赶忙跑了过去。
  只见曼父娘一手拽着曼父,一手用烧火棍打曼父的屁股,嘴里数叨着:“我打死你,看你还敢再捣蛋!”
  颜征在急忙夺过她手中的木棍说:“姐,哪能这样管教孩子?”
  “哼,你看这两个捣蛋鬼,脏成什么样子了!”曼父娘还想打儿子,孔丘怯生生地站过来说:“大娘,是我干的,没有哥哥的事。”
  颜征在一见孔丘,大吃一惊,只见他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脏泥巴。全身像个泥猴似的。她心想,这孩子真不懂事,咱们孤儿寡母在这里生活容易吗?要是和邻居为了孩子的事闹出别扭来,就更不好了。她把孔丘拉到面前问道:“你们干什么了,弄了一身泥巴?”
  孔丘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喊了声“娘”,就扑过来抱住征在的腿。
  “好孩子,你说实话,娘不打你。”征在语气平和地说。
  “娘,你看。”孔丘用手指了指南院墙下。
  颜征在过去一看,禁不住说道:“呵,多漂亮的礼器!”她拿起几个来,高兴地欣赏着。
  “曼父娘,你快来看,这两个孩子的手多巧!”征在招呼着曼父娘,指着墙根一排泥捏的礼器:鼎、簋、簠、盨、盘、匜、壶、豆、卮等,简直是一个礼器铺子,手工艺品商店。
  曼父和孔丘见征在很高兴,都大着胆胞了过去。曼父很神秘地说:“婶,我们俩捏了礼器作游戏。”
  “不,是学祭礼!”孔丘急忙纠正。说着他迈着方步,一进三退,三拜九叩地做起祭礼的动作来,那认真严肃、活灵活现的样子惹得征在高兴地笑了。她爱抚地摸着两个孩子的小脑袋说:“孩子,学祭礼没有错,只是你们弄得身上太脏了。过些日子,我去买些陶烧的祭器和你们一起玩。”
  “嗷——,太棒了,婶子真好!”曼父高兴得扑到颜征在的怀里,搂着她的脖子摇来晃去。
  “啪。”曼父娘打了儿子一巴掌,“再让你撒野!”
  颜征在连忙说:“姐,孩子并不错呀。”
  “照这样下去,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曼父娘余怒未消。
  颜征在并不在意,拉着曼父娘的手,坐在石凳上耐心地说:“姐,咱俩都是苦命的了,都是寡母带着孤儿,都盼着儿子有出息,孩子要是真有了错,哪能不管。可是错不错要看在不在理,不能由着我们自己的性子来。姐,你想,孩子学祭礼,不比那些打架骂人、爬墙上树、偷瓜摸枣的孩子强得多吗?”
  曼父娘被征在几句通情达理的话说得消了气,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大妹子,你说得对呀!”
  颜征在又说道:“孩子们正是好动贪玩的时候,咱不能把他们管成小老头。要领着他们玩,一边玩一边长学问。”
  这句话曼父娘可听不明白:“怎么还领着他们玩?”
  “是呀。”征在接着说,“咱们领着他们玩,就不会弄得满身泥巴了。”
  “这能长什么学问?我自己还没有学问呢。”
  曼父娘说得征在笑了起来,她说:“是啊,要让孩子长学问,当娘的就得先有学问。”
  “我就有打的学问,会打打一顿。不会打打一下,打孩子最好是打屁股,又疼又打不伤骨头。”
  “哈哈……”征在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姐,你可真有学问呢!”
  曼父娘被笑得不好意思了,自己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她俩笑了一会,又转入正题。颜征在说:“这周礼可是大有学问,是周公制定的,我们鲁国就是他的封地。周公庙就是他的儿子伯禽为了祭祀他才建立起来的。他帮助成王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富裕,人人互尊互敬,可不像现在这样,你争我斗,打来打去。”
  “那可太好了,咱们庄稼人能过上那样的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曼父娘忍不住插话说。
  “是呀,那时都按照周礼的规定办事,谁也不乱来!……”征在那典雅柔和的声音,似乎具有极大的魅力,吸引着孔丘和曼父母子,把他们带到了遥远的理想时代……
  十天以后,颜征在果然买回了一大堆陶烧的礼器,教孩子们陈俎豆,设礼容。她把自己的衣服找出来,让孩子们穿上做礼服。六岁的孔丘穿起母亲的紫红上衣,又宽又大,包着脚跟,走起来一摇三晃,惹得征在笑个不止。有时高兴了,征在自己也扮演某一角色,同孩子们一起演习祭礼:燔柴、献爵、奠帛、行三拜九叩礼,读祝……
  一天中午,孔丘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想心事,午饭也不吃。母亲认为他患病了,忙过来摸摸他的脑瓜:“怎么,孩子,你感到哪儿不舒服吗?”
  “娘,我没有病。”孔丘将脸扭向一边。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征在探询地问。他知道,儿子最爱独自一人想心事,常想些连大人也思虑不到的问题。
  孔丘噘着小嘴问母亲:“娘,你每天教哥哥读书认字,为什么总不肯教我呢?你这样厚待哥哥,薄待我,是合周礼的吗?”
  母亲被儿子问笑了,她笑儿子小小年纪,尽会胡乱联系,居然也拿周礼来责怪自己的不是,忙解释说:“你还小,不到上学读书的时候。”
  “娘,你看我还小吗?”孔丘走到哥哥跟前,拉起正在写字的孟皮和他站在一起,“我比哥哥还高呢。”
  可不是嘛,孔丘已经比哥哥高出了一个头顶了。
  儿子要求读书识字,做母亲的自是欣喜万分,当即许诺。颜征在准备了二百个蝌蚪字,要儿子在一个月内学会,做到会读,会写,会讲,会用。谁料不到半天工夫,孔丘就完成了任务。颜征在见儿子聪敏过人,欣喜若狂,乘兴再教,从二百到四百,再增到六百,直至一千,弄得颜征在手忙脚乱,疲于奔命,犹如一个无能的厨师在供给一个大肚汉,累得腰酸腿软,也还是填不饱他的肚子。不出十天,颜征在已开始教儿子读诗识文了。
  一天,孔丘对母亲说:“娘,我要学文王八卦。”
  “那《周易》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了的,你外公一辈子学《易》,至今还弄不明白,你小小年纪能学得懂吗?”
  “娘,我早说过,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孔丘不服气地说。
  颜征在好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仔细地打量着他,心想,这孩子怎么永远不知满足呢?难道他头上的圩顶象征着知识的无底洞吗?
  “娘,你就教给我吧!”孔丘哀求着说。
  颜征在见儿子一副真诚恳求的神态,只好说:“我知道的不多,先给你讲一些普通道理,日后你自己再钻研吧。”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木梗在地上划着:“八卦是这样几个符号组成的,我把它编成顺口溜:乾三连三,坤六断A,震仰孟A,艮复碗A,离中虚A,坎中满A,兑上缺A,巽下断A。八卦就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就是八卦。”
  孔丘跟着问道:“八卦是怎么演算出来的呢?”
  颜征在回答说:“演卦用蓍草,生十岁而百茎,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我们这样人家,只能用五尺之蓍。蓍草共五十策,即大衍之数五十。用四十九策演算,分为二份……”
  听母亲讲到这里,孔丘忙说:“娘,你先等等。”他飞快地跑了出去,找了一些草棍,不一会就折成五十根,每根寸把长,说道:“娘,你接着往下说吧。”
  颜征在口叙,孔丘就在地上演算。
  “把四十九策,分为二,余下一根,放在一边不用。把其余之策,四策为一组分开,余下奇数夹在手指间。取另一部分,四策一组,数至最后,余策夹于指间。取指间策而挂之,余者如前所述再演叫二变,再演二策之余策叫三变。三变毕初爻成。每卦八兑,依初爻之演而得,六爻成卦,每爻三变。故十有八变而卦成。”
  颜征在讲完了,见儿子停止了演算,在托腮沉思,忙问:
  “丘儿,你怎么不学了?”
  孔丘回答说:“娘,你讲了这么多,其实筮法不过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分为二以象二,挂一以象三,摭之以上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而再扐而后卦。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十有八变而成卦矣。”
  颜征在听完儿子的话,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慢慢地站起身来,脚步踉跄,身子摇晃。孔丘见母亲样子反常,连忙上前扶住了她:“娘,你怎么了?孩儿说错了什么吗?”

  孔子奉君命出使周都,学礼、学乐、学道,自觉恩宠荣耀,而且收效颇大,满载而归,心里像阳春三月的花朵,正怒放喷香,归家后不等与弟子和家人们交谈,便登鲁宫回奏。昭公日思夜盼的是孔子能从洛邑带回一件得力的工具或锋利的武器,有这一工具或武器在手,便可以“强公室,抑私家”,让“三桓”及各贵族拜倒在他的膝下,忠心耿耿地听呵斥,老老实实地服驱遣,安安分分地效忠心。然而孔子给他带回来的却是“克己服礼”之类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和主张,这好比是隔靴搔痒,使其大失所望。鲁昭公需要的是强心剂,而不是康复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孔丘赤胆忠肠,但却过于迂腐,向他请教学问是良师,与之一起改变鲁国的政治形势却并非益友。昭公的冷漠犹如一盆冷水,从头顶泼到脚跟,孔子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有柴、有火,无空气和空间,便难以燃烧;有弓,有箭,无山林和苑囿,便无法射猎;满腹经纶,赤诚肝胆,不遇明君,也难申抱负。国君不能重用,孔子只好伫足杏坛,专事教育和学问。
  孔子自见过老子,过去一些偏于主观的做法明显减少,遇事能更冷静地分析,加以他原有的勤勉和热情,就更令人钦敬,所以弟子愈益增多,且有许多来自远方。
  弟子们向孔子问起老子,孔子说:“鸟,吾知其能翔,然善翔者却常为人所射;鱼,吾知其善游,然善游者却常为渔人所钓;兽,吾知其善走,然善走者却常为猎人所获;唯龙,云里来,风里去,行天穿雾,无可御者。吾观老子,犹云中之龙也。”
  近日来,孔子集中教授“乐”。那时的“乐”,与现在的概不同,而是文艺的泛称,包括词、曲、舞三部分。
  一日,杏坛上,孔子正在给弟子们讲乐,教学生们鼓瑟操琴。弟子们或坐、或跪、或立,群星拱月般地将孔子围于中间。谈到周乐,孔子说,周乐的结构一般分为四个乐段,有引序、发展、高潮、结尾。演奏时开始合奏,舒缓平静;放纵地展开以后,稳定和谐;发展到高潮时,节奏清晰、明快、热烈;结尾部分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曾皙在一边鼓瑟,鼓着鼓着突然停住,围过来问:“夫子,这瑟为何二十五弦?”
  孔子回答说:“瑟本伏羲氏所造,原五十弦,至黄帝时,命素女鼓瑟,曲甚哀伤,帝乃破其半,是为今之瑟也,故今瑟二十五弦。”
  子路粗大的手指,鼓起瑟来笨得要命,学了半天,才勉强掌握了基本指法,心中很不耐烦,对孔子说:“老师,士人弹琴鼓瑟,终有何用?”
  孔子和颜悦色地说:“琴瑟之声和悦,颇具君子美德。其可帮人防御邪僻。经常鼓瑟弹琴,可达修身养性,重返天真之效果。乐之最大功效乃和同也,《礼》曰:‘礼别异,乐和同。’二者相互协调,即可达到理想之道德境界。古书上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讲的即此道理。”
  孔子讲得津津有味,子路听得懵懵懂懂,又练了一气,仍像老婆子弹棉花一样。
  孔子见其他弟子都练得很专心,长进迅速,唯独子路急于求成,瑟声像雨打缸盖,无曲无调,便说道:“仲由,你如此怎可学鼓瑟呢?”
  子路羞容满面地说:“弟子不才!”
  孔子说:“由呀,弹琴鼓瑟不得性急,欲速则不达。最重要的是改掉浮躁脾气。心浮而气躁,功夫再大,亦是徒劳。”
  子路连连点头,但心却一时沉不下来。秉性难移呀!
  操弓挥剑的子路,手大指粗,加以秉性粗鲁急躁,鼓瑟难能入门,进步缓慢,因此许多同学瞧不起他。孔子见此情形,对弟子们说:“仲由的学问大有长进,只是尚未精深。臂如归家,已经走进正厅,尚未步入内室。”以此来鼓励子路,使其不致灰心丧气。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
  仲秋八月,鲁昭公祭祖的时间快到了。依照惯例,不仅祭祀筹备工作一应由季平子负责,连主祭也是他的差事。近日来季平子很忙,除斗鸡外,便是组织力量排练八佾之舞。他决心将今年的祭祖大典搞得更隆重些,以炫耀自己的权威,慰藉祖宗在天之灵。
  孔子的教学活动一向是结合社会实际进行,入秋以来,他就忙着修改八佾舞。他要吸收《文王操》和《大武》的优点,参照周都天子郊祭的长处,重新修改八佾舞的唱词、音乐和舞蹈,使之更充实,更完善,力求尽善而又尽美。他要将八佾舞修改得像太阳一样庄严肃穆,以显示文武的神威;像薰风一样温柔,以象征文武的慈善;像月光一样明清,以赞颂文武的廉洁;像春雨一样滋润,以表示文武的德泽……他夜以继日地修改编写,顾不得吃饭,忘记了睡觉。修改编写既定,孔子便教弟子们练舞习乐。他煞费苦心地调整了乐队,增加了乐器,扩大了规模,改组了队形。纵观、横看、近视、远瞧,都阵容井然,而且合理地配搭了音响效果。宫廷里乐师们排练的八佾舞多是应酬之举,表演者机械地手舞足蹈,并不理解每一个动作的意义,甚至连乐师本身也不甚了然。孔子排练的八佾舞则不然,他是从教与学的需要出发,从总体到局部,一举足、一投手、一转颈,一招一式,无不申明微义,讲透道理,直至将演员送进那乐舞所表达的意境中去。孔子最讲究的是那神态和感情的真挚,动作的协调,舞姿的优美,力求给人以维妙维肖,栩栩如生之感。所以,孔子师生所表演的八佾舞,远非宫廷歌舞所能比拟。
  祭祀的时间迫近了,杏坛上的八佾舞也排练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天,南宫敬叔说:“祭祖大典即将来临,可是季冢宰每日饮酒作乐,斗鸡走狗,全不过问。学生想奏明国君,请老师协助傧相礼仪主事,不知老师意下如何?”
  孔子说:“往年季平子主持祭礼,礼仪生疏,态度苟且。若国君同意我们协助相礼,也是对大家平日所学的实习和考验,有何不可?只是季氏专权益重,恐国君未必敢做主。”
  孟懿子挺身而起说:“待我与敬叔一并前往谏君。”
  孟懿子初拜师时常出言不逊,态度傲慢。可是自袭父职以来,诸多公务礼仪,全赖孔子指导,因而逐渐改变了初入门时的情形,对孔子日益尊重。
  次日,鲁昭公召见孔子,季平子、孟懿子、南宫敬叔、叔孙氏、郈昭伯等都在座。昭公说:“昨日孟孙氏兄弟向寡人推荐孔夫子协助襄理祭礼。寡人今日特召各家卿相前来商议此事,很想听听孔夫子的意见。”
  孔子说:“孔丘奉命出使周京时,有幸亲睹周天子郊祭大典,由周天子亲自主持。根据周公的礼制,各诸侯国祭礼典礼,也只能各国的君主主持,他人不得僭越。比如昊昊太空,只有一日,方阴阳得宜,风调雨顺……传说上古时十日并出,土地龟裂,草木焦枯,故后羿方引长弓而射落九日……”
  鲁昭公与在座的人都专心致志地听着,唯有季平子脸上不时露出冷笑。
  郈昭伯说:“启禀君侯,仲尼所言极是,君侯乃鲁之大家,‘三桓’,小家也,祭祖大典理应由君侯主持。”
  孟孙氏、叔孙氏等都随声附和。鲁昭公无所适从地忙侧过身子看季平子的脸色。
  季平子泰然自若,起身长跪,从容地说:“臣并无异议。”
  这一下反倒使昏庸无能的鲁昭公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季平子异乎寻常的表态令孔子生疑,孔子料定季平子别有他图,因而祭祀之前做好了临场献舞的部署。
  所谓“八佾舞”,就是舞蹈者列成八排,每排八人,共八八六十四人,边歌边舞。这是周天子祭祀时用的规格最高的舞蹈。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帮助武王平定天下,辅佐成王坐天下,对周王朝的贡献最大。为了表彰和报答周公的恩德,成王特许鲁国祭祀时可享受天子的待遇,使用八佾之舞。其他诸侯用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四八三十二人;上用两佾,二八一十六人。超越了这一规定,便是僭礼。
  祭祀这天,孔子四更起床,沐浴,更衣,精心地梳洗打扮,然后带领弟子们赶到鲁君祖庙。祖庙里梁陈栋旧,朱褪画残;牛羊不肥,牺牲不全。鲁昭公在两三个人陪同下翘首仰望,天到已时,才有几个王公贵族姗姗而来。整个祖庙里里外外,就像这深秋季节,一片萧条肃杀,冷冷清清。孔子带领一班弟子及早赶来,使这悲凉的气氛略有缓和。孔子目睹眼前的一切,脸像乌云一样阴沉,心像弹簧一样紧缩,周身的血液像冰霜一样凝滞……
  祭祀的时间到了,季平子依然没有来。不能再等了。随着赞祝的声音,昭公面露愧色,跪拜祖宗,只有几个苍老的乐师在奏着七零八落的破旧乐器,嘤嘤嗡嗡,像有几只越冬的金苍蝇在飞;另有几位须发尽白的乐师在笨手笨脚地跳舞,似几只深秋的蚂蚱在作垂死的挣扎。
  孔子满腔凄楚地上前跪奏道:“国君,祭祖乃朝廷大典,岂可如此草率!”
  昭公叹了口粗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去请季平子的乐官来报:“季冢宰府中正八佾舞于庭,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不肯前来……”
  孔子闻听,指指天,跺跺地,然后跪对鲁昭公说:“孔丘愿任傧相之职,并率弟子们奏乐献舞!”
  “那就有劳夫子了!……”鲁昭公的眼圈湿润了。
  孔子担任司仪,指挥祭祖大典——献爵,燔柴,奠帛,行礼。因为孔子早有预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应乐器全都置于庙门之外,这时早有弟子们七手八脚地搬来布好。跳舞的弟子脱去外衣,里边便早已装束成各种角色,一声令下,各就各位。孔子坐于琴桌旁开始弹奏,边弹边唱。于是钟鼓齐鸣,琴瑟有节,埙龠协调,磬筑和悦;乐声震天动地,悠扬飘荡,遏行云,诱飞鸟,恋走兽,舞蹈的弟子则随声跳起了威武雄壮的八佾之舞……先是八佾武舞,后变作八佾文舞。文舞的道具换作右手持翟(近似汉代使者手持的节杖,龙头上悬垂着一串羽绒,不似今天曲阜所传的野雉翎),左手持竽,舞姿变得庄严、典雅而肃穆。舞乐的气势和优美动人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祭祀,弥补了由祭祖人数寥落所造成的冷清气氛。
  就在祭祖的这天夜里,发生了鲁国历史上著名的“斗鸡之变”,这是鲁国的一次内乱。
  内乱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由来已久的鲁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的权力。近因是这年夏天,季平子和郈昭伯所引起的斗鸡纠纷。开始是季家的鸡翅膀上加了芥末,所以郈家无论怎样雄壮的斗鸡总是被弄瞎了眼睛,连连失败。后来郈家发现了这一秘密,便在鸡爪上装上锋利的小铜钩,于是反过来季家的鸡又无一遗漏的被抓瞎了眼睛,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就在祭祀的当天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角逐,季家发现了郈家的鸡爪上装有铜钩,于是矛盾突然激化。季平子决心第二天早朝借昭公之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杀死郈昭伯,以泄心头之恨。可是,他万没料到,就在这天深夜,郈昭伯联合臧昭伯和鲁昭公,三家合兵包围了季宅。鲁昭公想到白天祭祖所受的奇耻大辱,恨不能马上除掉此贼,食其肉,寝其皮,以慰祖宗之灵。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是看“三桓”中的另两家——孟孙氏和叔孙氏的态度。季平子专权霸道,恃强凌弱,与孟、叔两家素有矛盾,故而两家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郈昭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将军队交给鲁昭公指挥,自己去游说孟、叔“二桓”。郈昭伯想,三家合兵围攻季氏,只要稳住孟、叔二氏,定然稳操胜券,所以,尽管战场上激战厮杀,他却在与孟懿子饮酒聊天。事实果然像郈昭伯所料定的那样,季平子毫无防范,寡不抵众,眼看成了瓮中之鳖,即刻将束手就擒。而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叔孙氏接受家臣建议,来到孟孙氏家中,对孟懿子说:“我等与季氏同为上卿,三分公室。三足鼎立,三家俱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孟懿子同意这一观点,挥剑将郈昭伯斩为两段,发兵救援季平子。援兵一到,抛下郈昭伯首级,围兵四散逃命,鲁昭公成了孤家寡人,逃奔齐国去了。
  鲁昭公被逐,孔子三天三夜没有合眼,那不时挑动的眉毛,显示出他内心的波澜;那冲冠的劲发,标志着他的满腔愤怒;那满脸乌云,表明他忧心忡忡。他怨昭公昏庸,为何要听郈、臧两家的唆使,轻易出兵,并且赤膊上阵?这样不自量力地助郈伐季,岂不是自趋其祸,被逐罪有应得吗?他恨,恨“三桓”的凶狠,昭公再有错,总还是国君,国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怎么好驱逐呢?这不仅是越礼,简直是犯上作乱!他心怀侥幸,希望“三桓”悔悟,迎昭公归国。三天过去了,不见有迎昭公的动静,孔子一方面命弟子收拾行装竹简准备出走,一方面梳洗换装,进谏季氏,请回国君。南宫敬叔劝阻说:“季冢宰一贯独断专行,夫子此去,恐凶多吉少。”
  颜路、曾点、冉伯牛等也劝老师“三思”,但孔子主意已定,是不肯改变的。他想,季平子未必敢难为我,他不是怕我孔丘,而是怕失去人心。风险自然是有的,而且相当大,但孔子不怕。在与弟子们争执的过程中,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勇者不惧。”“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害仁,只杀身以成仁”。“君辱臣死,便是粉身碎骨,我也再所不辞!”子路抓起长剑欲陪孔子前往,也被拒绝了。
  孔子简直是闯进了相府,他不顾季平子虚情假意的应酬,提出了一系列的责问,诸如“为何要驱逐国君”,“有否请回国君之意”,“是否欲另立新君”,“是否欲取而代之”,等等。季平子则软硬兼施,一会热情,一会冷漠,一会恳切,一会无奈。当孔子得知季平子不迎,不立,也不承认要代君自立时,义愤填膺地数落说:“你独揽朝政,擅权误国,不臣之心久矣!昭公十一年春,你僭用天子与诸侯之礼,无耻地前往祭祀泰山,难道泰山之神真的会接受你的祭祀吗?昭公二十五年秋,你身为冢宰,执掌国事,不参加国君的祭祖大典,竟然僭用天子与鲁君之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接着‘三桓’驱逐其君,犯上作乱!”孔子冷冷一笑说:“倘若将来由孔丘修订鲁国《春秋》,定将这一笔笔一件件,俱都载入史册,传于子孙,昭彰后世!……”
  “你,你!……”季平子皮球似地弹了起来,那一直眯缝着的双眼忽然圆睁,背着双手在地上踱来踱去,像一个打足了气的圆球在大厅里滚动。
  孔子愤然转身,向大厅门口走去。
  阳虎拔出宝剑,追向孔子……季平子怒目瞪着阳虎,制止了他。
  孔子扬长而去,宽大的裳裙带起了一阵清风。
  秋风怒号,秋雨淅沥,天感地灵,苍穹悲泣,一辆笨重的木轮马车呻吟着碾出了曲阜城,它的后边留下了深深的辙沟,辙沟两边是杂乱的脚印……
  旷野茫茫,不辨东西,雨鞭抽打孔子师徒,颤若寒鸡。他们径直向北,向北,出奔齐国,追随国君。再者,五年前,齐国太宰晏婴同齐景公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曾专门会见了孔子,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今日投奔,想不会摈诸门外。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时的一日,孔子正在静心读书,内侍飞车驰来。原来齐景公与晏婴访鲁,欲见孔子,昭公命他来召。
  晏婴是孔子崇拜的又一位政治家,他虽身居相位,但却住草房,居陋室,家无完器,夫人亲自下厨,他本人一件皮袍穿了三十余年。晏婴执掌朝政,齐国一天比一天强盛。
  虽说孔子已小有名气,但毕竟是一介寒士,不想今日鲁君亲召,又能见到齐君和晏子,真是受宠若惊,大喜过望!
  在国内,齐景公与晏子就已耳闻孔子的贤名。他知孝,知礼,是个无书不读,无所不知的博物君子。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只见他奇貌异相,举止文雅,风度翩翩。
  大家相见已毕,齐景公问孔子:“昔者秦穆公国小地僻,何以能霸诸侯呢?”
  孔子泰然回答说:“秦国虽小而志大,地虽僻而善用人。”
  齐景公问:“怎见得他善用人呢?”
  “穆公赎百里奚,招蹇叔,委以重任,授以国政,言听计从,遂霸诸侯。”孔子侃侃而谈。
  齐景公听得十分高兴。
  晏婴虽娴于辞令,此刻却言语甚少,他在暗想,孔丘是要做百里奚呀,只是尚未遇到秦穆公!……
  告别时,晏婴握着孔子的手说:“愿结为友,望早来临淄赐教……”
  根据这次会见,孔子以为齐国是一个施展抱负的地方,幻想着到那里去可以做百里奚第二。
  一天黄昏,孔子一行来到泰山脚下。夕照中,巍峨庄严的泰山像一只雄狮,昂首蹲在齐鲁大地上。随着夜幕的降临,它又像一个庞大的怪物,吞噬着这个世界的一切,最后只剩下了它模糊的身影。泰山的夜,很不宁静,山风送来了松涛、狼嚎、虎啸、猿啼、鹿鸣和禽鸟凄厉的怪叫声,时而杂夹着啼哭、悲泣和呻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在一个村镇小店里借宿一夜,第二天一早赶路。正行间,黑魆魆的山坳里传来了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举目观望,烟笼雾漫,辨不清雄伟泰山的眉目,只见灰蒙蒙的轮廓,这浓烟重雾,包裹着那位伤心嚎哭妇人的悲哀。一道道山溪在流淌,辨不清姿态,却听得呜呜咽咽的响声,这流淌的溪水是那位痛不欲生妇人的洗面泪水。孔子少时当过吹鼓手,常给人办丧事,从这哀伤的哭声中料定那位妇人是在哭新亡的儿子。他令子路停车,凭轼听了一会,不觉凄然下车,带领弟子们向着哭声传来的方向走去,他要去劝慰这位心灵受伤的不幸女人。
  山坳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几幢茅屋,茅屋周围是高高低低的坟丘。大约深山野坳里的零星人家,不受“不封不树”的古礼约束,后世的坟丘冢累,也许正是这山野习俗的沿袭和发展。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正伏在一丘新坟上嚎哭,她哭天、哭地、哭世道不公,哭自己的命运太薄……孔子上前施礼,劝慰了一番,老妇见是远道来的陌生客人,好心相劝,深受感动,慢慢止住了哭声,但仍泪痕满面,身子一耸一耸地在抽泣。孔子询问老妇所哭何人,眼前这些坟丘里都埋的是谁。
  老妇抽抽咽咽地说,她们数代住在这深山野岭,以打猎为生。泰山里虎狼残暴,常伤害人命。她的公爹被虎吃掉,只剩下几块腿骨。她的丈夫死于虎口。前天,他三十五岁的儿子又为猛虎所食,这坟里埋的是她儿子的几件破旧衣服。“现在只剩下我老婆子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老妇越说越伤心,不禁又放声大哭。
  颜路冒昧问道:“你们为何不远离深山,搬到村子里去住呢?”
  老妇回答说:“我们的先人原也是居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种田为生,为避苛政才搬进这深山。这儿虽说有猛虎害人,却无苛政……”
  孔子听了老妇的诉说,遥望长空出神,半天愤然转身,慨叹道:“苛政猛于虎也!一处有猛虎,决非人皆葬身虎口之理,一处有苛政,却无一幸免。”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
  “将来尔等出仕为官,切勿施苛政!……”
  孔子师生又好言开导老妇一番,赐给她一些铜贝和干粮,然后心酸地离去。
  在离国境很远的地方,孔子就下车步行,而且行得很慢,他要多看几眼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减少内心的痛楚。前边不远就是齐鲁界碑了,他命弟子们原地休息,谁也不准越过界碑一步,自己则理平了衣服上的皱褶,弹去帽子上的尘灰,磬折向南躬身默拜。是呀,车轮再转动几圈,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的心能不剧烈的疼痛吗?然而再疼也不能返回!“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君王的国家,怎么能够再居住下去呢?
  ……
  按照周礼,大夫无罪离国,需在边境上往三天,若国君差人送来玉环,便是挽留;如果差人送来玉玦,便表决裂。如此说来,孔子迟迟不行,难道是在等候国内来人吗?不,国君已被驱逐,他岂能有此奢望,而是故土难舍,故井难离呀!
  ……
  孔子背北面前,望空拜了三拜,蹲下身去,捧起一抔黄土,放在鼻子上闻了又闻,然后紧紧地贴在胸口……他扯下袍襟,包了这黄土,揣入怀中,眼含热泪果断地对弟子们说:
  “出发!”——母亲颜征在死后,孔子这是第二次流泪。
  车轮滚动,越过了界碑,驶向前方,车后留下两行深深的辙印,阵阵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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