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毛泽东传,哭奇冤哭出解冤人

  ⑨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材料,均出自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2002年9月25日。

  说着,他端着汤碗就喝了一口,而且立即就大声夸赞:“好香啊!朕还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好汤呢!武明,你过来,对朕说说,这叫什么汤?”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武明吓了一跳,他连连叩头说:“中丞爷,这可使不得呀!小的这个河泊所管事,是八品,离河道道台的四品官差着好几级呢!再说,汪观察他……”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他问的是现任河道道台汪家奇。这时,一个满身水湿的人走过来说:“启禀巡抚大人,我们汪道台刚才派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家住在包府坑,那里地势太低,怕要进水。他正带着全家搬东西,待会儿雨下小了,也许他就会来了。”说着,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杯水来。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正好,那个武明送吃的来了。瞧着他那满头大汗的样子,又看看他端上来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还有两条肥美鲜嫩的黄河鲤鱼,皇上可真是高兴了。他马上就说:“好好好,真是难为你了,做得又快又好。武明,你去把这鱼赏给外面的侍卫们。哎?有什么热汤没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田文镜慌了:“万岁……要是这样说,臣可无言上对主子了——臣只不过为了预防万一……”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巡抚大人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可把棚子里面的人吓坏了。几个民工小伙子看事不对,连忙跟斗把式地跑了出去。只有刚才递茶这位没来及跑,他低声下气地说:“回巡抚大人,小的武明,不是民工,而是这河泊所的管事。”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第二天(三十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毛泽东向陪同的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雍正刚端起碗来想喝,却突然回过头来问田文镜:“邬先生大安吗?”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哎?谁叫你去弄山珍海味呢?你平常不吃饭吗?这里有什么,你随便弄点就成,最少也能给我们做点热汤吧。”

  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雍正笑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惊慌失措的田文镜,又回头向外边喊了一声:“廷玉,你也进来吧。你的身子骨弱,比不得德楞泰和张五哥他们。哎,这位是谁呀,朕进来之前,听你们说得挺热乎嘛。”

  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田文镜勃然大怒,“啪”地把茶杯摔了个粉碎,他狞笑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喝水!”他站在那里也不肯坐下,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也是这里的民工吗?”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远处似有人声,还有八盏彩绘的玻璃风灯走了过来。田文镜以为是那个汪道台来了,心想,你来得正好,省得我再叫你了。皇上对下边办事的人,从来都是说升就升,说贬就贬的,我这一手就是跟着皇上学的。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①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手稿,1951年5月。

  田文镜一字一板地说:“记着,我这就发出宪牌,从现在起,由你暂署河道衙门的差使!”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④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

  雍正接过话头说:“田文镜,朕看,你自己心里就对这河堤不放心。你请朕进城,不就正好说明了,你自己就怀疑它能不能保得住吗?”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雍正听了田文镜的话,却看着张廷玉笑了:“廷玉,你听见了吗?朕决心清理亏空,看来竟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了。”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⑩

  武明连忙说:“能,怎么不能呢……不过,这里离城太远,就怕万岁爷等不及……”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和中南局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张廷玉上前一步拦住了:“万岁,这汤先赏给臣尝尝好吗?”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雍正这番话和邬思道说的竟然如出一辙,让田文镜大吃一惊。他现在有点后悔了,前几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呢?不过,他多少还存着点侥幸,李卫大概还不至于向皇上报告这件事。邬瘸子是李卫的老师,又不是皇上的老师,皇上哪能问到他呢。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田文镜站起身来,却一眼瞄见张廷玉和平日大不一样了。往常见到这位宰相时,他总是那么修洁,那么端庄,可今日浑身精湿不说,就连鞋子也全都泡透了,一坐下,地下马上就汪了一滩水。他心中正在诧异,雍正笑着说话了:“你不要再看了。张廷玉是淋着雨步行来到这里的;朕是张五哥背着过来的;而你这位巡抚大人,大概与我们全不相同,你是骑马来的吧?所谓的君臣分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老百姓们说的,人和人不一样嘛。”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雍正这话说得可真够尖刻的了,果然是句句诛心,针针见血。田文镜就是想辩,也说不出口来。但他想想自己的难处,却又不甘心受到这样的责备:“……万岁教训得是。臣不过是想,能保住今年不决堤,就能争得秋季一个好收成。这样,明年治河就有银子了。说实话,臣现在缺的就是银子……”他趁机把筹款的难处说了一遍,却没敢说出向臬司借钱的事。到现在他才突然想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说不定自己要被砸在里头;也是到现在他才明白,邬思道临走时说“可疑之利不可收,得之易时失之易”那句话,也许有点道理。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啊?!”田文镜觉得眼前一亮,“万岁……臣田文镜……恭叩皇上金安!请万岁恕臣……”他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田文镜听皇上说到这里,突然灵醒了过来。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他爬起身来一躬说道:“不行!皇上不能在这里了。您听,外面风狂雨骤,雷电交加。请皇上和张大人立刻回城,由臣在这里守夜……”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雍正笑了:“哎,你也太过于谨慎了。这个天不收地不留的地方,难道还会有人来害朕?再说,张五哥他们又还能不去监厨?”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以后这里不再有什么汪观察、汪道台了。八品也好,四品也罢,都是要人做的官,不是人,他就不能当这个官!”田文镜转过身来,对跟着他的戈什哈吩咐一声,“明天你进城去找着这位汪观察,告诉他,要他好好地看家,连鞋也用不着湿。叫他稳稳地坐在家中听参吧!”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雍正却不愿把话题转到允禩身上,他略一思忖便说:“治黄就要从根上治。你要依照当年陈璜和靳辅那样,从上游直到下游,一段一段地治理。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治表,更要治里,表里兼治,才能有成效。朕治过水,也遭过水难,还在水里泡过两天两夜哪!朕看你修的这个堤,就是勉强能顶得过今年,它也顶不过明年。黄河洪峰下来的情景,大概你没有见过。你这个堤,就像是个软皮的鸡蛋,一捅就全破了!朕敢断言,就今晚下这点雨,兰考那里的大堤就会全部决口溃倒了的。”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田文镜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皇上怎么会问到邬瘸子了呢?听皇上这口气,这邬思道还不是个凡人。要不,皇上说到他时,为什么只称先生而不说名字呢?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毛泽东写道:

  雍正站起身来说:“唉,难为你还有这样的心思。可是,你应该知道,朕要的不是‘万一’,而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也不知道这条河的厉害。你这里下雨,淹的却是下游啊!告诉你,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了,就住在与你相隔几步之遥的老城隍庙里。朕看到,你自上任以来,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朕知道你是个好官,是个清官,你办差尽心尽意,朕也全都知道。”田文镜听到这里,心里一热,刚要逊谢,却被雍正止住了,“但朕还是要说你。你的心思一半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用来对付朕。你想得最多的,恐怕还是怎样讨朕的欢心。想千方百计地保住今年大河不决堤,想让别的督抚们挑不出你的一点毛病。朕说的是吗?”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武明刚刚还和田大人说话,一转眼间,棚子里又来了皇帝,可真把他吓坏了。其实,这个皇帝他已经见过多次了。这几天,老见他带上两三个人,到这里来转悠,时不时地还能和他说上几句话。武明以为,他不过是开封城里哪家财主的阔公子、阔老爷、到河堤上来看热闹的罢了。谁能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皇帝呢?直到雍正问到他脸前,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奴才叫武明。您就是万岁爷?这可是从天上下来的真龙啊!万岁爷您也太辛苦了……这么大的雨,您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奴才不认识您,奴才的眼睛长到屁股上了……”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①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②

  武明笑了:“万岁,这是我们这里武涉县的特产,叫做油茶。我们这些干活的人,累了,渴了,乏了,饿了,吃的全是这个,不是什么稀罕物。”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雍正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说得真好……哈哈哈哈。哎,你是这里管棚子的吧,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嘛!”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宝马娱乐bm7777 ,  武明走上前来说:“万岁,您瞧这连天大雨的,黄河里的水早就喝不得了。幸亏,我这里接了点雨水,可是,还得用明矾澄澄再用啊。咱们这小地方,比不得皇宫,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只有一道说汤是汤,说茶就是茶的,万岁爷您尝尝,看合不合口。”他一边说着,一边就着一个硕大的茶壶,倒出了一碗粘乎乎,热腾腾的面汤样的东西,双手捧着,呈在了皇上的面前。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武明跑着出去了,雍正又说:“廷玉,你也坐下,田文镜你起来说话。”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开封就要到了,毛泽东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毛泽东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外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河堤终于在望了,看得见一盏透着暗黄色光芒的油灯,在雨幕中摇摇曳曳,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田文镜漫步走过大堤,见各处都平安无事,他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了。他走进那亮着灯光的地方,他知道那是河道衙门设在大堤上躲风避雨的小棚子,却见只有几个民工在这里休息。他抖抖身上已经湿透了的油衣问:“怎么?就你们几个在这里?河道的官员为什么没来?”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可是,他刚一抬头,就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了进来,紧跟其后的又是两个不男不女的人。田文镜还没缓过神来呢,又有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他似乎在哪里见过,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9、80页。

  张廷玉刚进来时,由于被河风吹得浑身几乎冻僵了,直到现在才暖和过来,看田文镜这紧张的样子,他笑了:“田中丞,你不要怕。河堤下就泊着皇上的御舟,洛阳的三十艘官舰也在这里护航保驾。你怕的什么呢?是不是你这个大堤不结实?我告诉你,开封城里也未必有这里更安全。”

  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田文镜咽了口唾沫:“张大人说得是。其实下官一上任,就连着给廉亲王上了两个禀贴,请他关照户部。也许是我上得晚了,也许是八爷事忙还来不及处置。可汛期将到,我这里等不得呀。实在没法,我才先从本省筹措一些。区区苦衷,还望皇上圣鉴。”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张廷玉正色说:“田文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治河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户部也有这项开支,你有难处应该早点向户部申明的嘛。或者具折奏明,或者去找上书房都行。这么大的事凭你一人、一省之力,是不可能办好的呀!”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就在田文镜眯着眼看的这功夫,站在他面前的人说话了:“怎么,你当了巡抚眼睛里就没有朕了吗?”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他说: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⑤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⑦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⑧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①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⑨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⑦。途经当年的淮海战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向周围人说起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一些情景。到了徐州,刚下火车,就听徐州市负责人汇报工作。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电报中说:

  1995年2月版,第66页。)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9月21日。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手稿,1952年3月29日。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这份电报讲到:“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

  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新的世界战争问题的判断,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料到会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页。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⑩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一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①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访苏归来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日渐成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这样大的政策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听听地方上主要是各大区的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⑤毛泽东给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的电报,1950年3月1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2月17日。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

  其二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⑧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⑩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精神很愉快。”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

  两天后,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条例草案也报来了。他们的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来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⑤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③与顾问布可夫④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⑤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⑥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31日。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⑩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二十九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⑧。为了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他提出,当晚就住在专列上。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都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5日。

  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③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④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⑤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提出中立富农、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③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土地改革,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席住在头等舱。”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④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①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⑤毛泽东致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5月20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请出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一九五0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中,棉纺织业在一九五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时,曾估计全年将有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赤字,后来只有二亿九千万元。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⑥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对这个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其中,对某些特殊地区可视情况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规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吸收了邓子恢的意见。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政策都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在内;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5日。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③李葆华,当时是水利部副部长。

  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③

  一九五0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富农,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②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⑦徐州,当时属山东省管辖。

  毛泽东在指导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更强调要谨慎,要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照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他唯恐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土改进程宁慢勿快,尽可能地避免出乱子。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⑧兰封县,今属兰考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改称兰考县。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7月20日。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②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⑨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五月十三日,中南局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很快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⑨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让邓子恢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⑤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帐,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帐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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