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美文

应邀访美,全面开发心智

  拉瑞认为我阐述的讨论观点,至少相当于美国大学法律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且,拉瑞还说当时我的英语说得无懈可击,思维非常敏捷,我的勇敢、镇定、清晰流畅的表达,句句都打中了要害,就像“钉子钉在脑袋上”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在小学低年级婷儿的“短板”之一是粗心。一般来说,开朗活泼的孩子多半都不够细心,明明会做的题,却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而丢分。婷儿当时也是如此。这反映她大脑注意力的持久性和力度的不足,对总水平的提高有不小的妨碍。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我抱歉地请小袁代我向那位老师致歉,并批评婷儿做得不对。婷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幼儿园又不教唱歌,又不教跳舞,也不讲故事,还不许玩玩具,我才不上这个幼儿园呢!”小袁不以为然地说:“小班是这个样子嘛!”她热心地劝我应该让文联帮我联系进这个幼儿园,文联人事处也愿意给我一个全托的指标,那几天,正在等我回话呢。

  明日了这个道理,婷儿理解了骄傲自满是多么荒谬可笑。后来她多少次取得足以令一般人骄傲的成绩,也始终没有被骄傲情绪困扰过,因为她早已习惯于“把已有的成绩全都归O”、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进入更高层次的竞争。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我挤出一些“一擦净”洗涤剂用刷子沾干净,再用两只手按住刷子在瓷砖上刷来刷去,在每一块瓷砖上横着刷,竖着刷,又接着在连着的四块上横刷,竖刷,又在九块上刷,十六块上刷….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具体而言,家庭残缺的最大不利是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残缺。如果大人因为过分溺爱(或心怀怨恨)而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自己孩子(要么因为离婚而百般迁就孩子;要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累赘而随意打骂或不管…),就有可能使孩子形成无法弥补的心理缺陷。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单亲父母的心理一定要健康,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觉得单子之家和双亲之家没多大区别,自己和别的小孩一样正常。

  骄阳似火的8月,外语学校发榜了。我赶快带着婷儿去看结果。负责发录取通知书的老师睁大眼睛在花名册上找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说:“刘亦婷,考取了。”刚才还紧张万分的婷儿猛地抱着我又是笑,又是跳,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着:“妈妈!我考取了!我考取了!”那位老师也高兴得把婷儿的录取通知书甩得“唰唰!”直响,说:“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护照,去看那花花绿绿的“阿里巴巴符咒”-一签证,彼此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只听见女大学生和清华的大学生相互道别:

  这是一口气念出来的,还带着表情。

  1992年3月4-6日(11岁时)

  在对大法官一片肃然起敬的气氛中,我勇敢地站起来,用镇静的语调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位警察的做法是错误的!”接着,我开始有条不紊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在这起事件中,违章的人不是全体乘客,而只是那位司机一个人。司机违章,应该受到相应法规的惩罚,但其他的乘客并没有过错。没有理由让其他乘客也跟他一起分担任何惩罚,哪怕只是下车接受搜查….

  回到省文联宿舍,时值1984年2月底。简单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之后,我赶紧带着婷儿去找我的一位同事,问他帮我联系的幼儿园情况如何?同事告诉我,他联系的是教育局的教学示范单位一成都市第三幼儿园,院长和书记是他的老熟人,她们都说让婷儿在三幼上小班没问题,但上半年不能插班,只能等9月份开学的时候入园。

  1991年8月9日(l0岁时)

  当年,泰勒先生的公司为了开展在印度的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大儿子特瑞在印度苦干了将近一年。印度天气酷热得怕人,每年夏天都有热死人的消息见诸报端。泰勒父子俩不得不去住的那家小旅馆,恰好又没有空调。从生活条件舒适的美国,一下子掉进蒸笼一样的印度小旅馆,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泰勒父子却一点也没有退缩。

  痛苦而正确的选择:不做神童

  《荒岛奇遇》读后感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今天,我读了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一本有名的著作—-《荒岛奇遇》。

  泰勒先生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的老板,旗下拥有六个子公司,因此,他很有钱、不过,泰勒先生可不是靠祖上遗产过日子的人。他的发家过程,用的是美国人所欣赏的方式——靠自己奋斗打天下。

  还有个坏处既可笑又现实--本来才女就不好找丈夫,如果婷儿真地成了个“女神重”,将来嫁给谁呢?经过几天几夜翻来覆去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也许放弃当“神童”更为明智一些。一是可以按部就班地与同龄人一起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在时间上避开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冲突;二是放弃在学业方面“单兵突进”的策略后,可以把教育的重点仍然放在全面发展上,这将更加有利于她的智能开发和性格培养,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积累足够的“后劲”;三是自学电大对我来说具有补充和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可以给她当一个更加称职的家教;另外,在经济上这也是惟一可行的计划,毕竟,自学电大关系到我能否评聘编辑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我必须为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投入最起码的时间。

  理智先生也不甘示弱:“学习第一,玩儿第二。小主人,你这几年紧一点儿,以后升了中学,你就不会被题海淹没、淹死,没有一点儿喘息的机会,想想吧,多可怕!你应该好好用功,将来做国家的栋梁才对啊!”

  房间里突然变得死一样地寂静,窗外的寒风似乎也吹冷了人们的心。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越小知道父母离婚,造成的心理冲击越小。我4岁的时候就知道父母因为爸爸被划成“反革命右派”而离婚了,在小小的我看来,离婚是一件奇怪而自然的事情,就像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一样奇怪而自然。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也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离婚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初中同学骂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妈妈是离了婚的”,当时我也只觉得她们说的是事实,并不感觉特别受伤。

  爸爸拿着秒表,让婷儿也用这种办法来训练。刚开始,婷儿手忙脚乱,算上几十秒钟也经常出错,爸爸陪她练了短短的几天之后,婷儿的速度和准确率都大大提高了。在这基础上,爸爸又教给她一些提高速度的方法,十多天后,婷儿已能在几秒钟之内又快又准地算完一遍了。此后,爸爸让婷儿把这个训练当作“思维体操”,每天都算到连对3次为止,让这种简单的心算达到“下意识的准确”。这种思维体操一直持续到初中,当然,训练用的扑克牌已经增加到40张,算法也由单纯的加法变成加上去再减回来、惟一不变的是令我眼花缭乱的计算速度。提高运算准确性的目标,就这样如期达到了,爸爸婷儿皆大欢喜。

  在领事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总是有机会听到各种有关出国的故事。那里是一段浓缩了的人生旅途,凝聚着许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之梦。

  我坚信,性格基础是早期生活奠定的,最初几年的生活习惯,父母态度,家庭气氛,以后都会慢慢变成孩子的性格特点,每一个习惯在其开始形成的几天特别重要、因此,每件事一开头就坚持要婷儿按要求做,不该做的事一开头就坚决不让婷儿做,以后也从不迁就,怎么哭都不行。

  爸爸说,给婷儿讲故事是件愉快事。她不是英国国会的那口“大笨钟”,重敲才有回音,她是灵醒的“窗户纸”,轻轻一点就透。

  “当心!”莉莎突然一个急刹车,几只鹿的矫健身影从车前“忽”地掠过。

  另外还有上海华东师大数学系基地班1997年招的一位12岁的少年大学生,第一学年期终考试就几门不合格,校方考虑劝退(不知结果如何)。中科大少年班有一期退学的3个学生,一个是因为陷入早恋不能自拔,另外两个刚是迷上了游戏机和武侠书。

  现代城币的单元式楼房虽然给孩子们交友带来了困难,却给家长带来了为孩子选择朋友的便利条件。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便利条件,使婷儿在交际能力发展的敏感期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好孩子,积累了与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建立友谊的经验,对于增强她性格中的亲和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明天将准时参加直播。”

  这下我可遇到难题了!我当时的7O元工资加上婷儿父亲每月20元抚养费,只够我和婷儿吃饭和买书,连添衣服的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请保姆,更不可能请半年假在家带孩子。我只有硬着头皮带婷儿到编辑部去上班。恰好那时候领导安排我脱产两个月参加“整党”学习,婷儿就天天跟着我到单位开整党会。

  这时候,欲望先生已经再找不出理由了,急得直跺脚,干脆不讲道理了,他说:“不管,不管,反正应该玩儿,玩才最正确!”  ……

  古有算盘启华夏,

  把我们走出来的汗都吹掉,

  爸爸认为,童话类书籍在婷儿的婴幼儿阶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丰富了她的想象力,培养了她基本的是非感,现在,它们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了。对婷儿来说,继续以童话为主读课外读物,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弊大于利。他准备向前跨一大步,从高起点切入,瞄准10年、20年后的需要,尽快给婷儿提供新的精神食粮。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让婷儿不受震动地知道父母离婚的现实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现在起,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实施我的育儿计划了,我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婷儿培养成杰出的人呢?

  爸爸把一本过期的《成都市电话号码簿》随意翻到某页,然后掐着秒表让她用1分钟的时间快速地抄上面的电话号码、爸爸规定必须“左手指,右手抄”,时间一到就喊停。然后让婷儿来核对正误。如果老是有错,就训练10分钟结束,如果连对3次,就可提前完成任务。

  我们可真是一下子就被抛进了英语的汪洋大海了,问路,问时间,听广播,听到的全都是美国味十足的英语。张老师十分细心,每次问了别人,都要自己重复一遍,要别人说对才放心。怪不得听力在TOEFL(托福)考试中的要求那么高,它的确是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啊!多亏平时在英语上用了真功夫,才没有当“聋子哑巴”的感觉。

  7月2日看《月琴与小老虎》,婷儿很动感情。她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很准确,很正确。不仅表现在对角色的爱憎上,而且表现在对角色心理和处境的体验、理解上。最突出的是:小主人公拉嘎落进财主的陷阱后,再三催促他的朋友小老虎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小老虎不肯丢下朋友逃命,怎么也不肯走。这时候,台下的小朋友都在帮拉嘎催小老虎走。好多孩子都喊出声来:“快走啊!小老虎!”婷儿却对我说:“妈妈,小老虎不能走。”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拉嘎还在陷阱里呢,小老虎要保护朋友,怎么能走呢?”我很高兴她理解了这个戏剧情境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友谊比生命更宝贵。这一点,许多小观众他们大都是小学生,都没有领悟到。

  嘿!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和我爸爸打一个赌,结果呀,嘿,我赢了一本书呢!事情是这样的,晚上,爸爸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冰,这块冰比一个一号电池还大呢。爸爸说:“婷儿,你能把这块冰捏十五分钟吗,你捏到了,我就给你买一本书。”我说:“怎么不行,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我捏到了十五分钟,那你就得给我买书哦。”爸爸满口答应了。爸爸拿着秒表,喊了一声:“预备,起!”我就把冰往手里一放,开始捏冰了。第一分钟,感觉还可以,第二分钟,就觉得刺骨的疼痛,我急忙拿起一个药瓶看上面的说明,转移我的注意力。到了第三分钟,骨头疼得钻心,像有千万根冰针在上面跳舞似的,我就用大声读说明的方法来克服。到了第四分钟,让我感到骨头都要被冰冻僵、冻裂了,这时我使劲咬住嘴唇,让痛感转移到嘴上去,心里想着:忍住,忍住。第五分钟,我的手变青了,也不那么痛了。到第六分钟,手只有一点儿痛了,而且稍微有点儿麻。第七分钟,手不痛了,只觉得冰冰的,有些麻木。第八分钟,我的手就完全麻水了…
当爸爸跟我说:“十五分了!”的时候,我高兴得跳着欢呼起着:“万岁,万岁,我赢了,我赢了!”可我的手,却变成了紫红色,摸什么都是觉得很烫。爸爸急忙打开自来水管给我冲手。我一边冲,一边对爸爸说:“爸爸你真倒霉啊!”爸爸却说:“我一点儿也不倒霉。你有这么强的意志力,我们只有高兴的份儿。”

  “这是什么这么香?”我好奇地问。

  我们留连最多的地方就是玩具柜和食品柜,玩具柜的售货员叔叔每次都让婷儿试用一下各种新玩具,这是婷儿逛商场最愉快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大概就是逛食品柜了。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包装越来越漂亮的新食品出现在柜台上,别说是婷儿,连我都很想品尝一下,但是婷儿始终忍着,从来没有要求我买过。长期多次地重复这种克制欲望的过程,对于培养婷儿的自制力有着极大的好处。从小到大,婷儿很容易做到抵制大大小小的各种诱惑,坚持按照理性的选择去行事。应该说,正是这种强大的自制力帮助她有效地减小了走弯路的概率。

  我从柜子上拿下洗涤剂“一擦净”
,又拿出一双橡胶手套戴在手上。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塑料刷子,换上一双凉鞋干了起来。

  那一天,肯尼迪大法官向大家讲起了一个正在引起争论的案例:一起有可能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的搜查事件。这件事即使在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事件的简略经过是这样的:

  ….分别20天后,婷儿在记忆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对姥姥舅舅的印象突然淡漠了,原来会背的唐诗几乎都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也没了,爱卫生的习惯和饮食上的习惯,好的坏的都没了。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天真活泼减少了,猜疑心、小心眼多了。委琐,易怒,爱哭,渴望爱抚和拥抱。脸也瘦了,被蚊子咬得一脸一身都是疙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矫正她的性情习惯,恢复她的身心健康,最后决定请个小姑娘来帮我照顾她。一个月后,婷儿才复原。当时我很担心这20天的经历对她今后留下不良影响,一直在小心地认真观察。现在(两个月后)看来,这20天的经历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然后,我们开始写文字部分。我写了刘胡兰、丁佑君的动人事迹,写了山沟里飞出的小凤凰、党的接班人:喜梅。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我至今也不知道婷儿在那20天里到底遭了些什么罪,因为我不想去问亏待她的人,也不准备再去上那个私人幼儿园。我只是在从湖北回来之后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匆匆写道:

  每天早晨,我都要带着金龟子在阳台上去“遛马”。我从三楼往下放线,线不够了就接线,直到把它放到一楼的花圃里为止。晚上,金龟子住在十三大保花里,那里是它的宫殿。它在里面爬来爬去,饿了,就吃几口花瓣。渴了就吸点汁。

  我还带了一些其它的小礼物,如:用国画手法画着熊猫或松鹤的竹编盘子;可以插在扇座上做装饰品的香木镂空雕花扇;用麦杆贴画做装饰的小巧玲珑的草编首饰盒….我把这些可爱的中国玩意儿送给美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那些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作客的人,让他们一看见这些小工艺品,就想起中国,想起成都。

  为了防止婷儿养成不珍惜物品、讲究物质享受、浪费金钱和不体贴他人的坏性格,我从不轻易满足婷儿的物质要求,以免她习惯于不劳而获。而且,为了培养同甘共苦的好品德,我从不让她独自一人吃任何好吃的东西,尽管那时候我的工资还不够母女俩都吃水果,我还是硬着心肠每天和她分享一个水果,让她觉着“分享”是正常的,愉快的,“独吞”是不正常的,可耻的。

  回头来看,跳绳训练是一个极好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婷儿总是处在斗志旺盛,信心十足的状态中。一旦目标确定,她就会勇往直前,敢打敢冲,因为她十分信赖爸爸妈妈的指挥水平。她这种进取精神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于学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四、辨别是非的能力,包括大人通过讲故事,分析一个人或事情等方法进行的诱导,和适当的奖惩,奖主要是大人高兴地称赞和拥抱,惩主要是不理睬她,或关卫生间,后者很少用、我也用过打屁股的方法,在朋友的批评了取消了。朋友说得对,不应该让孩子屈服于肉痛和莫名的恐惧心理,而应该讲清道理。我的耐心少了一点,经常声色俱厉地训斥婷儿,以至于脸色和声调都失去了威慑力。这些天我不这样了,婷儿也为了不让我生气而努力表现得好,比过去自觉多了。

  我让她先写自己印象最深的书中人物,就像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写。我告诉婷儿可以参考一下书中的“前言”或“后记”,那里一般都有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的介绍和评论,你可以完全写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借用专家学者的评述,看他们是怎样用简练的语言准确地概括书中的人物与情节,但最好变成你自己的话来写。

  有几个观众询问上海和四川的风土人情。

  给我们一些风吧,

  第一,所讲的故事基本上取自古今中外的真人真事,它们的影响力即使在孩子成年之后也不会消失,甚至能终身起作用。

  C-SPAN的主持人像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至于打进热线电话的观众会问些什么问题,就很难预料了。我像每次进考场一样,做了两次深呼吸,准备迎接挑战。

  大家多喜欢小树苗啊!

  我也经常问我的爸爸和妈妈有些什么愿望?爸爸说:“我希望你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妈妈说:“我希望人可以不吃饭,但又可以活下去。”后来爸爸变了愿望,现在他的愿望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好人都变成最有能力的人。妈妈也变了愿望、她现在的愿望是:让世界上没有一个小偷,没有一个坏人。我的愿望是:让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树、花、草。我还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希望我书架上的书都全剖换成新的字书;第二个是,希望我们很有钱,想要什么东西就可以买到。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1999年底我在《特区青年报》上看到,有一位与婷儿同龄的“神童”,14岁时被南开大学数学基地班在黑龙江免试录取,3年后,却被学校“勒令退学”。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不肯好好学习,经常逃学去打游戏机或看武侠小说,以至重要的专业课多次考试不及格,加上过去的成功使他养成一种极其自负的性格,很难听进别人的规劝,直到1998年底哥哥领他回老家后,他才突然意识到:18岁的他不能上学就得扛着镢头跟父兄一起去种田了!这时他才懂得了求学和求生的关系,也才自觉地开始发奋努力,半年后又重新考上了南开大学。

  她也“见”过那位肝火正旺的赵太后,终于被眼光深邃的老触说服,让娇生惯养的小儿子到齐国当人质,为国立新功去了。

  妈妈非常兴奋,特地在算盘盒子上写了一副对联,让我到时候翻译给拉瑞听: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我们疾步往回赶,路过一块种大立菊的田地,我不禁站住,看那花。那大立菊可真美啊!黄里透红,红里透黄,那么美!那么醉人的美!那么迷人的美!我晃晃妈妈的手,说:“妈妈,求求你,给我买一朵花嘛,大的,红的,就一朵。”妈妈想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不是舍不得买,可卖花的人一看小孩子要买,就会特意把价说得很高,因为大人一般都会满足小孩子的要求。但是,你既然这么想要,那就给你买一朵吧!”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所谓“情商”指的是:良好的道德情操、乐观幽默的品性、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勇气、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韧性、关心他人的善良、善于与人相处、把握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等等。简而言之,它是人的情感和社会技能,是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内容。情商高可以使智力平平的孩子最终创建辉煌的人生,情商低也可以使智力超常的孩子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奥校的学习属于典型的高水平竞争,尤其是在五年级进行了一次淘汰之后,竞争范围已经超出了班级和学校,变成了东城区各校数学优等生之间的竞争。婷儿虽然只是“半路出家”,比别人晚学了两年半,仍然在六下的全国比赛中夺得了成都市二等奖和四川省三等奖,又一次尝到了“只要肯干,就能出色”的甜头。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尽管白天表现得好,晚上就有故事听,但每天开会的生活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枯燥了、一连开了6天会后,星期天早上婷儿一睁眼就央求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别去整党了好吗?”“好哇!”我说,“因为你前几天整党表现得很乖,今天妈妈要给你一个大奖品,带你到郊外去玩儿。”婷儿高兴极了,起床的动作比哪天都快。

  1991年8月28日(10岁时)

  “你们不是去留学吗?要填对方学校寄来的AP-66表格呀!”
说着,中秘手一伸,就要退材料了。

  打好性格基础,努力提高情商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编辑,她三十几岁,头发烫成波浪型,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普普通通。妈妈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有一天,晚饭过后,妈妈在写字台前坐下,写一篇文章的题头文字,一篇题头文字一百来字,我想,今天真不错,妈妈几下写完题头文字就可以和我杀几盘跳棋。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为了强化她的自制力,我经常在下班的路上把婷儿带到商场门口,然后让她选择:“如果你不喊我买东西,我们就进去逛,如果你喊我买东西,我们就不进去。你选吧。”婷儿每次都说:“妈妈,我不喊你买东西。”我就带着她在商场里到处逛,教她认识各种物品。

  那花农说:“这边来。”说着就向一片大立菊走去。我也一蹦一跳地跟着她。她给我摘了三朵大花,一朵黄,两朵红。我拿在手里,像得了宝贝一样高兴。这花,层层相叠,美丽、大方,让人爱不释手。那阿姨看我喜欢,就说:“你自己再摘一朵自己喜欢的吧!”我喜出望外。选了一会,我摘下一朵黄色的大立菊。这朵大立菊还没有完全开放,中心是红色,花瓣是黄色,两色相间,显得十分美丽、我对那位阿姨很感谢,一连说了好多个谢谢。

  泰勒太太则经常忙着到孩子们的学校里去看他们的体育比赛。美国的学校里,体育比赛总是一场接一场。泰勒家的孩子都很重视体育。为了给孩子们打气,泰勒太太这个“拉拉队长”总是忙得不同开交。她是一个无微不至关心孩子成长的“教育妈妈”。

  这么小就接触《红楼梦》好不好呢?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文艺领域,而且已渗入社会生活、历史传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早一点接触它,加上古典诗词的熏陶(到目前为止婷儿已背诵过十几首古诗),可以早一点使孩子感染古典文学的美,这对孩子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意义重大。古典美加上民间故事的民间艺术美和自然美,和我言传身教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将使婷儿具备异常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很强的表达能力。只要我持之以恒地培养她,严格而科学地训练她,她就能早日出成果、这一切,对一个没有经过早期教育的孩子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婷儿,则是正在实施、正在实现的理想。

  近6年的床边“故事会”,随着婷儿到外语学校住校结束了,但爸爸提前输入给婷儿的种种理念,却在她心里悄悄地扎了根。

  当有人问我的家乡时,我就拿出从成都带去的明信片,告诉他们,瞧,这就是我居住的城市四川成都。这条河叫府南河,我们都叫它母亲河。沿河修建的这些大片的花园和漂亮楼房,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工程奖”。最近20年,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到上海考试期间,婷儿就全托给那家私人幼儿园。为了让婷儿在我离开的20天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我特地多付了10天的全托费,老板大妇也再三地让我放心。可当我回来接婷儿的时候,婷儿瘦得我都不敢认了,那块崭新的洗脸毛巾也变成了一块脏兮兮的黑抹布。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婷儿捡起地上的馒头就连忙往嘴里塞的时候,当婷儿在洗澡盆里露出一根根肋骨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得发抖。

  于是,婷儿就在1991年襄假拿出几天写日记的时间搞“人物描写词语训练”。她每天往日记本上抄一大堆词语,7个单项的词语,并抄写了10页。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同我一起上班的路上,她总是指出自己不认识的事物,要我告诉她名称。我告诉了她,还问她:“凌霄花的叶子像什么?”她说:“像针!”我说像羽毛。仔细一看,这种很像羽毛的叶子,的确像是一根根绿色的绣花针排列组成的。她的比喻是准确的。这使我意识到大人和小孩儿的视觉形象是有差异的。

  我的宠物

  我送给泰勒家的礼物,是传统蜀绣工艺品:双面绣《猫戏螳螂》。恰好泰勒的夫人特别喜欢猫,我刚把双面绣的玻璃圆屏安在架子上,泰勒一家就好奇地围过来,翻来覆去地研究——这只活灵活现、两面的毛色各不相同的描,究竟是怎么绣出来的?我就此向他们讲起了中国的四大名绣,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的京、苏、蜀、湘….

  我如此重视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它表明了婷儿的创造性思维和表达能力又有了新的突破。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人民南路的街心花园去看新修的彩色喷泉,婷儿又念了一首描述性的“诗歌”。我经常有意识地引导她进行这种活动,不论到哪儿玩耍,都变成了她高高兴兴地训练观察力和表现力的机会。

  爱您的刘亦婷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1984年9月,婷儿进了教学示范幼儿园,为了给她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也为了不用继续请保姆了,我买了一样新玩具表示庆祝。

  爸爸的新故事,陶冶女儿心灵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句话答错,签证就可能会泡汤。因为,如果回答是到美国的中学去StUdy(学习),可就糟了。签证官接着就会跟我们要美国学校发出的I-20表格(入学资格证)。

  五是为了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选录故事的原则是尽量找名著,人类各种美好的思想感情,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她的灵魂。

  暑假里,爸爸的脸上长了两个疖子,十分难受,我看了很想帮他减轻痛苦。这天,爸爸叫我去药铺抓几副药回来,治疖子用。我一听可以帮爸爸的忙,就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给我开了张药方,上面写着:“紫花地丁3g、野菊花3g…
共三副。”我问爸爸:“3g是什么意思?”爸爸说:“就是3克。”“我知道了。”我带着药方和爸爸画的一张几个中药店的位置图,骑上小自行车,就出发了。我先去了同仁堂药店,我问售货员有没有药方上的药,售货员说没有。我又去邮局附近的一个中药店,还是没有。我有点泄气了,可一想到爸爸的疖子,就又打起精神,到了东大街十字路口处的一家中药站。

  “哦?”中国秘书又看了看材料,“你们等等。”

  当我看到婷儿在缺乏“血缘爱”的环境里的可怕变化之后,才真切地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爱”虽然最重要,“血缘爱”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有高尚牺牲精神的爱并非只能来自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孩子连“母鸡都会的爱”都得不到,又怎能享受得到更加高级的“教育爱”呢?

  后来,吴老师也对婷儿说:“小学生作文主要是练习运用各种词汇,不怕你用得不够准确,就怕你肚子里的词太少。用得不准进了初中再规范也来得及,如果肚子里没词,你让老师咋个来规范嘛?”

  一转弯,车子进了城区,路边的房子依然稀稀拉拉,但都显得精致而有特色。有的用彩色玻璃装饰着,有的用硕大的霓虹灯拼写出店名。再一转弯,又进了一片森林。

  有小保姆帮着照料婷儿,我总算可以多用一些业余时间准备电大的期末考试了,但晚饭后到婷儿睡觉之前这段时间我还是用于她的早期教育。我依然是利用饭后散步的机会看见什么就和婷儿谈什么,继续扩大她的知识面,培养她的观察力。等到星期六,我们三个就高高兴共地去春熙路逛夜市。那几年正是廉价的传统连环画和高档的彩色连环画产品换代的时期,星期六的夜市上经常会有新华书店减价处理传统连环画,只花两毛钱左右就可以买一本很有趣的书。我和婷儿最喜欢在减价书摊上沙里淘金,每次都能买回几本物美价廉的连环画。那时候,市面上刚刚推出三毛钱一支的“娃娃头”冰激淋,婷儿很爱吃,但我只让她尝过一两次、有一次逛夜市,我很想看看婷儿对书籍到底有多重视,就给了她三毛钱,说:“随便你买一支娃娃头或是买一本画书。”婷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买书。我问她为什么,婷儿说:“冰淇淋吃完就没有了,而书却可以看了又看。”婷儿的选择让我非常高兴,于是既买了书,又奖励了她一支冰激淋。

  我有一个毛病,最讨厌修改作文草稿,可妈妈却老是要我反复修改,真是烦人极了!有一次打草稿的时候,我干脆不留修改的空白位置,看妈妈叫我在哪儿改!当然,最后,我不得不按妈妈的要求重写一遍。可我心里却很不服气,心想:改不改草稿有什么关系!但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还是在慧园看了您的手稿之后。

  “不是的,”我们明白过来,马上解释。“我们不是去留学,是去参观访问。”

  与看不见的未来相比,当时有一个细节非常有力地坚定了我的信心。那是在着一场大型儿童剧的时候,3岁3个月的婷儿突出地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能力:

  走出家门校门,到农村去观察

  “那就让Yitingliu(刘亦婷)去吧。”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她曾“站”在居里夫人简陋的破木棚前,看着她在烟熏火燎中,一步步提炼出了那宝贵的1/10克镭。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对我来说,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只是放弃提前学习小学功课而已,并不等于放弃家庭早期教育。相反,我正是要把追求学业进度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于婷儿的全面发展。

  婷儿10岁时,张欣武开始正式实施这个战略计划。为了提高婷儿的心理和生理承受能力,他在四下的暑假里给婷儿设计了一次奇特的“忍耐力训练”:捏冰一刻钟。婷儿当时捏的,是在冰箱里特意冻得结结实实的一大块冰。

  “美国见!”

  李累主编非常重视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不仅同意由编辑部支付我的进修费用,而且特地向文联党组打报告,批准了我的补习计划。我也不辱使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专业课考试和面试自我感觉也不错,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我们编辑部组织了一批稿件,才坐上火车回到成都等消息。

  这本书教育我们,要互相团结,大公无私,勇于开拓,冒险,是本好读物。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那段时间,婷儿的日子可真难熬啊,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整党会议上缠着我吵闹过。因为我十分注意不让婷儿处于“精神饥饿状态”,总是让她有事可干,而不是放任自流,随她在会议上吵闹或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游荡。每天上午在办公室开会,我都带着一大堆图书和画画的用具,一会儿让婷儿看书,一会地让婷儿画画,一会儿让她到小花园里去数花、找蚂蚁…
文联的人见了都夸“婷儿好懂事,好乖哟!”其实,只要孩子不感到无聊,都会像婷儿一样乖。

  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比别国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造成落后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制度的特点就是,谁掌握了皇权,全中国就变成了他(她)的私有财产,他(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他(她)的心中,看一件事的可否第一位是看对自己的权力是维护还是危胁,而不是看对民族的繁荣昌盛有没有帮助。

  一辆汽车在行驶时违章了,被警察发现。警察立刻追了上去,拦住了这辆汽车,并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都下车接受检查,并且从其中的三个乘客身上搜出了违禁品。大法官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位警察是否有权这样做?

  听说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却不去读,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好在李累主编非常理解我的苦衷,支持我兼顾工作、自学和孩子的决定。于是,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向前运行。

  “唉唉唉!真是,小主人,你别听他乱讲。”理智先生劝告我。

  “That’s so strange.Why I wrote my name
here?(那太奇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写上了我的名字呢?”说完,他一转身,去找那位中国秘书核对去了。

  教育界专家认为,这些智力超常的儿童跟不上大学进程多半是非智力因素影响,他们年龄太小,心理素质、分辨是非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遇到挫折后克服困难的能力远未成熟到一个大学生所具备的水平;另外,少年大学生通常都是数理化冒尖,文史哲却很单薄,相对而言,前者容易“速成”,后者却往往要依靠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与心理成熟。更麻烦的是,如果文科不好,继续钻研理科问题的分析、推理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上海交大的少年班负责人陈xx就认为,正是这些少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影响了他们的继续发展。

  足足考虑了半个月,张欣武终于替我下了决心。他说:“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外语肯定越来越重要。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指导婷儿,顺利度过这6年的住校期。不管婷儿最终考上哪个中学,值得考虑的中学我们都去报名,都去考!”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儿童教育学家们说,多读多听生动有趣、语言优美的故事,可以使孩子的语言优美流畅。这正是婷儿听故事的直接收获。常常是头天晚上才录的故事,第二天就有故事里的词汇或句式出现在她的语言中。我清楚地记得,听过《海的女儿》,第二天上楼梯的时候婷儿就说:“我走路也要像水泡一样轻盈。”婷儿3岁生日时,她已经能绘声绘色地把很多故事揉台成一个大故事,当时足足记下了8O0多字呢。

  张欣武很早就预见到,如果想让婷儿长大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她必须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强大承受能力,以便有朝一日能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承受极限的考验。这种承受力虽然用在将来,但却必须从小培养。

  C-SPAN电视台实力强大,电波覆盖整个美国。它的新闻节目一向以政治性极强而著称。这样的邀请,对来美国才20多天的我们,显然是一副重担。我们应该出席吗?杨小虹老师过来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当然都不愿意退缩。

  新玩具就是弹珠跳棋。我认为,一种叫做“等距离跳”的下法非常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因为“等距离跳”的思路具有别的棋类无法比拟的直观性,既便于孩子理解和思考“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又便于大人观察和指导。这种组织棋路的过程迫使孩子一次就得思考几个步骤,也有利于孩子发展专注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先教婷儿弄懂什么是“等距离’,然后教她怎样利用自己或对手的棋子作“桥”,组织一连串的“等距离跳”。婷儿很快就掌握了“等距离跳”的方法。但要想取胜,必须组织出很多成功的“大跳”,每组织成功一次“大跳”,马上就能给婷儿带来一种成就感,因此,即使最终没有下赢妈妈,仍然越玩越自信,越玩越有趣。这种每次都具有挑战性的玩法,对婷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我把陪她下跳棋也是做为奖励她某种好表现的奖品,直到她小学毕业,和妈妈下跳棋都是一件能让她欢呼雀跃的事情。

  回家后,我在金龟子的第一对和第二三对脚之间系上了一根浅绿色的丝线,让它带着线飞,它每次飞的时候,先是把背壳一掀,从壳下伸出双翅,就像宝剑从鞘里飞出来一样。我拿着线,让金龟子到处飞,妈妈看见了,笑着说:“你看你,一天拿着金龟子玩,金龟子都成了你的‘飞马’了。”我听了高兴地说:“对,对,就是飞马,就是飞马。”

  股校长的话说准了,办护照的过程果然是一波三折。

  在我记日记的时候,婷儿问我“是不是在看魔鬼的书”,我说是在帮她记日记,以后,这本日记就是她的故事。婷儿高兴地悦:“太好了,我谢谢妈妈!“过了一会儿,她把8张书签要过去“打牌”,突然又冒出一句话:“妈妈,我要你活100岁,一岁都不死。”现在她又演开戏了,说什么:“啊,今天是我的生日….”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

  几年之后,婷儿申报美国大学时,《哈佛大学情况介绍》上的一句话又勾起了当年考初中的回忆。那《介绍》上面说:“哈佛送给学生这样的座右铭: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直接到美国读本科,而是计划在研究生阶段报考公派留学生。当时我绝对想不到,半年后拉瑞会建议我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使我有可能提前4年实现原订的人生时刻表。)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的事?

  学写读后感,发展理性思维

  时间一到,经过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和友好的问答之后,观众热线电话开通了,从美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使直播控制室内的信号灯闪个不停。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我知道,这段话里有几个婷儿不懂的词汇,如“侥幸心理、自欺欺人、犯罪、牺牲品”,我就像念故事的时候一样,遇到生词就随时给她解释,决不稀里糊涂地绕过去、你可能会说:孩子这么小,这么难的词汇解释了她也听不懂,记不住,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孩子这一次记不住和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采取行动处理不懂的问题”,你解释生词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教给孩子学习态度和方法。如果大人在传授知识的时候遇到难点、疑点就绕过去,孩子就会养成“不求甚解”的坏习惯,日后在学习上肯定会把漏洞百出当正常。

  婷儿就这样变得“懂事”了,懂事了的婷儿比以前更爱悉心培养她的爸爸妈妈。一年后的暑假,婷儿为了帮爸爸减轻病痛,四处奔波去抓中药,那个顶着烈日奋力蹬车的小小身影,是爸爸心中最温馨的回忆之一:

  “因为他们认为对方给的奖学金不够维持我的学习生活。他们认为只有你有了足够的钱,才不会在他们那儿烧杀抢掠。”

  婷儿的飞跃,还表现在她的观察力上。过去,她只是注意哪里有什么,而且多半是她认识的东西,现在,她开始注意同类事物有什么不同,如东西干道的路灯,一到总府路以东,就比总府路以西少亮好几盏,她自己指出来告诉我。

  战胜重大挫折,考取外国语学校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我也是很爱《红楼梦》的,在怀孕期间,我第二次读了《红楼梦》,难道这也能遗传吗?姥姥也爱看《红楼梦》,曾带着婷儿看过电视里放的越剧《红楼梦》。婷儿不到3岁时就会讲《红楼梦》的故事:“贾宝玉有个林妹妹,后来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了,林妹妹就死了。”这当然是姥姥教婷儿讲的。难为婷儿还知道喜欢林黛玉,讨厌薛宝钗,其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非同龄儿童可比。

  另一方面,这场竞争的结果,将会使百余名非常优秀的尖子生汇聚一堂,形成一个高素质的群体。一个教育资源富集的“金矿”。这是难得的机遇。如果婷儿有幸能与这些优秀的同学为伍,将会在相互激励之中,产生极好的“共振”效应。成都外语学校的价值,顿时凸现出来了。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其实,婷儿对此自有稚气而富有哲理的回答,我曾听到她对嘲笑她不能想玩就玩的小朋友说:“你现在成天玩儿,将来就玩不成,我现在不能痛快地玩儿,将来却能痛快地玩儿。”

  除了用礼物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很注意向美国人介绍当代的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我之所以采取自己录音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故事磁带卖,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妈妈的声音比买来的故事磁带更亲切,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美国当代儿童心理学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认为,故事是影响孩子思维的最好方式、因为孩子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与读,你的参加更是会带来无法比拟的魔力。为使这些故事录音对婷儿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每次给她念书的时候,我的语调都非常有感情,遇到不同人物的对话,我总是用音调的高、低、粗、细来加以区别。至于语速,则不快不慢,快了孩子反应不过来,会因为听不懂而失去兴趣;慢了孩子形不成“词”的概念,不仅妨碍理解,还会影响孩子的思维速度。

  我请妈妈来验收,妈妈说:“干得不错,你又学会了一件家务事。”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以婷儿的观察力,我不能指望她注意不到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

  按照这个思路,爸爸开始从他带来的藏书中为婷儿寻找精神食粮,并且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

  “耶!” 那位清华的大学生挥着批准签证的纸条,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1991年8月1日

  原来如此啊,这下就更刺激了。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还有纸上谈兵的故事。那位夸夸其谈的起括,一番空话,糊弄住了傻乎乎的赵王,却活生生害死了45万精兵强将。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过完春节,姥爷和姥姥启程去鄂西,我和婷儿也从三峡逆流而上,经重庆返回成都。

  我们在积极为婷儿的未来储备知识和经验的时候,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时间上坚持高效低耗,方式上坚持儿童特点。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7月底,婷儿因高烧40℃住院,住院期间,婷儿退烧后主要靠听、看《红楼梦》连环画消磨时间。她那股入迷劲儿,缠人劲儿,使同病室的大人们非常吃惊。现在,我为了让她长大一些后还有完好的《红楼梦》连环画可看,暂时把这套书收起来了。不过9月的一天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红楼梦》,其效果抵得过讲十遍书。

  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角色给我的印象,这本书里还有摇摆虫,锯木马等角色,不过我只说这几位,至于另外的角色,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已经有500多字了。)

宝马娱乐bm7777,  泰勒先生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不过,他很善于把繁忙的工作丢在办公室里,关在家门外。只要一下班回家,他就完全放松了,跟家人一起谈天说地,笑声不断。有时,两代人之间也有代沟引起的争论,孩子们故意出难题来为难老爸,泰勒先生也不以为忤,辩得清就辩,辩不清就笑着“求大同存小异”。他们的家庭气氛让人感到很舒服。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本着这个原则行事,那就是,怎样做才有利于婷儿心理健康?

  捞霉花

  “我们这儿的学生一般17岁以上,就可以开车上学了。”说着,就到了车旁。我们把行李放进车后箱,一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糖果店里的香甜味儿。

  快乐的星期天,到户外去学习

  我做完作业,打开电视,等妈妈一起玩。等了半个多小时,我再也等不住了,把跳棋拿出来摆好棋子,就去请妈妈。心里想:“真是的,你在干什么吗,这么久都弄不完。”

  今有电脑惠全球。

  相比之下,婷儿的现状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即使在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里,她也依然能够取得令人惊讶的好成绩、就在我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她刚在大一春季学期的半期考试中得到了3个A、l个B(年级平均分为B),而且有些课的得分远远超出得A的水平。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培养“神童”和少年大学生,相反,我认为应该而且可以大量培养“神童”和少年大学生。只不过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很高兴自己优先选择了素质教育,使得婷儿虽然没有在少儿时代成为世人瞩目的“神重”,却仍然成了一个全面发展、后劲充足的人。

  怎么办?为教育投资,我们向来是毫不吝惜的。至于那些入学考试,婷儿只要认真准备,也是有竞争力的。但究竟考哪个学校才对婷儿这一生的发展最有利呢?我仿佛又陷入了被迫放弃“神童”计划的痛苦挣扎之中。

  因此,我特别希望让我接触到的美国人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时候,妈妈帮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就派上用场了。

  如果我是在15岁被别人骂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离婚的真相,冲击就要大得多!还是让婷儿像我一样,在弄不清“离婚到底是什么”的年龄,就知道父母离婚这个事实吧,就像知道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一样。

  祝您

  “他们来了!”一进机场大厅,就听见拉瑞热情的喊声。原来我们的东道主们早就等候在那儿了。他们热情地走上前来为我们接行李。我看见一位瘦高的金发女孩,长得很漂亮,略微有点腼腆地站在后面,微笑着看着我们。

  婷儿表现得好,还跟我的“奖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她回成都起,我总是把她最想要的东西拿来做“奖品”,要求她用好的行为来换取。在整党期间,我给她设的奖就是:“只要妈妈开会的时候你表现得乖,晚上妈妈就给你念书录故事。”为了领到“听故事奖”,婷儿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自我克制。

  和妈妈打赌

  横批:人类文明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首先要确定把报名写到哪儿。写在中间吧,太俗气了,写在旁边,又太不显眼。怎么办呢?我挠挠脑袋,想了想说:“不如,写在角上吧,画四个角,在两个对角写上报名,其它的角上画花儿,这样,可以占很大的地方,也很打眼。”“好!就这么办!”齐靓高兴地说,于是,我们画了起来。

  “OK!”签证官嘴里终于说出了我们想听的那个单词,然后递给我们那张宝贵的小纸条。“星期五上午10点拿签证。”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她“认识”了发明飞机的美国人莱特兄弟,他们的飞机第一次升空,飞行了意义重大的12秒钟。

  2月14日一早,主持人还没到场,我们四个中国学生就已经端坐在直播间了。电视台的女化妆师自诉我们,我们的直播访谈安排在他们的黄金时段,因为美国人习惯星期天睡完懒觉一睁眼,就打开电视看新闻,C-SPAN总是把最精彩的节目安排在这个时间段。

  3-6岁期间,最重要的仍然是智力开发优先。因为科学家们相信,人类大脑的基本构架在6岁时就已完成。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在新近的研究中发现,儿童大脑在几个关键领域的巨大变化一直会发展到青春期,但这只是一种被称为“调整”的解剖学变化,这些科学家依然认为,跟踪大脑发展的不同阶段施教,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智力和感情的发展。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段,无疑还是在大脑迅速发展的0-6岁期间。

  童心仍活泼,童趣皆成文

  “什么表格?”这下轮到我们大惑不解了。

  我这样做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让婷儿在识字之前也能看懂图书;二是为了节约大人的时间,录一遍音她就可以自己反复放着听;三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在反复听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加深对语句和语境的理解,迅速提高阅读能力;四是为了扩大孩子的词汇量,那些听熟了的词语和句型会不知不觉地存入大脑,有助于孩子掌握准确而规范的表达方式;

  转学后的头一个期末,婷儿的名次就由17名上升到前3名。奥校的飞跃使婷儿的数学冲到了前面,廖老师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让婷儿的语文成绩也在迅速进步。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邻居小袁觉得我的处境太狼狈了,主动托付她女儿的班主任(一个全托幼儿园小班的老师),私下允许婷儿混在班里度过白天。我正在庆幸白天终于解放了,没想到,第三天没到中午婷儿就大哭大闹非要回家不可。老师怕领导发现,赶紧让小袁领回了她。我觉得很奇怪,婷儿是很喜欢幼儿园的呀?为了表达这种喜欢,她还“得罪”过人呢一一在姥姥家,她曾幼稚地告诉邻居:“丁爷爷,我对你没有感情,我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感情!”

  今天下午,我到姨姥姥家去玩儿。我给两位老人请过安以后,就和小表妹佩佩一块儿到后门的菜地去捉蛾子玩儿。菜地里盛开着南瓜花,花上停着许许多多棕色的小蛾子。我们高兴极了,马上就捉了起来、我绕到一只蛾子背后,对准蛾子的翅膀,伸出右手,用大指和中指一捏,蛾子就被我“逮捕”了。可是,这么容易的事,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东看看,西望望,想找点儿好玩的东西、突然,我发现这儿到处都悬挂着大蜘蛛网,一只只婴儿手掌大的绿蜘蛛,躲在网旁,胸有成竹地静候着。“对!就捉蛾子来喂蜘蛛,一定很好玩儿的。”我兴奋地想。我拍拍佩佩的肩膀,对她说:“佩佩,我们把蛾住蜘蛛网上扔,看看蜘蛛是怎么吃飞蛾的。”佩佩听了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说:“好啊,好啊。”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选择幼儿园,谢绝上全托

  我读过一本名著,书的名字是《幻乡魔迹》。它是一本有趣的童话书,是由一个名字叫弗兰克·巴姆的作家写的。这本书的主要角色有太普、南瓜头杰克、铁樵夫、稻草人等等。太普出生在奥兹奇境,住在北边的紫人国,那里一切事物都是紫色的。我喜欢太普这个男孩,因为他有心地善良、诚实、厌恶妖术、平等待人这些忧点。南瓜头杰克是由一个南瓜上面刻上眼睛鼻子和嘴巴,再放在木头身子上做成的。它从太普那里得到的形体从老莫比那儿获得了生命。我觉得南瓜头杰克十分滑稽,老是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语。而且,它的关节一会儿坏了,再过一会儿,手就又没有了,很好玩儿。

  我的同伴们都说将来希望能到美国上大学。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
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婷儿的粗心主要表现在计算上,每次考试总是有一点粗心的错误妨碍她数学得满分。或者是算对了抄错了,如把
35抄成 53;或者是复杂的不错简单的错,如
3+2=8;或者是竖式没有对齐、进退位忘了打点儿….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二、掌握方法: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大人主要教给婷儿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帮她做,如开保险锁、玩拼板游戏、拧毛巾、穿衣服扣扣子、拿东西、开关录音机,并强调方法的重要。这样有助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那天,爸爸上阵,到考场外为婷儿鼓劲儿,那天下着雨,爸爸在考场外整整站了两个多小时。面试那天,烈日当头,妈妈上阵,给婷儿助威。婷儿问:“为什么平时上奥校都让我自己骑车去,这几次考试,却都有大人陪呢?”爸爸说:“因为重要的事情必须杀鸡用牛刀,确保不被意外的细节所干扰。”这句话,给婷儿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经过多次强化,最终也成了婷儿的办事风格。

  像白宫、美国国会等美国的很多国家机构一样,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也专门为公众设定了可以自由参观的日子。在参观日,德高望重的大法官们往往会亲自出面,接待那些普普通通的参观者,包括青少年学生们,并通过各种生动的事例,为他们讲解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因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落后,所以科技生产也非常落后,当时,别国已经发展到使用火车、轮船、洋枪、洋炮,中国却还停留在用大刀、长矛、马车、木船的时期。

  我的东道主泰勒先生一家,是个很有特色的美国家庭。在访问美国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秦勒先生家。

  早教专家冯德全认为:优良性格有四个基础,一是快乐、活泼;二是安静、专注;三是勇敢、自信;四是爱劳动、关心人。这些性格品质其实都是情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让婷儿从小就通过行为去体验,又在日积月累中去强化的基本素质。

  第一个单项训练(抄电话号码)是让婷儿能够“快速准确地抄”,第二个单项训练一一算扑克牌,则是为了让婷儿能够“快速准确地算”。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一、快速反应。要求婷儿对大人的话迅速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要让大人再三再四地说。这包括做一些具体的事,如洗手、收拾玩具、帮妈妈做事等。还有就是纠正错误行为,如玩弄不该玩的东西,对不喜欢的人不礼貌等。这样有助于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

  爸爸在提高孩子学习技能方面很有办法,但他却反复强调,技能属于“术”的范围,即手段。在“德”与“能”的关系上,必须坚持“诚为本,术为末”的原则。因此,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塑造婷儿的心灵。

  “Whereareyougoing?(你们去哪儿?)”

  有的父母看见孩子一哭心就软了,以后孩子稍遇一点不顺心,就靠哭来解决。以为一哭大人就会满足他,以哭来作为要挟大人的条件。我从婷儿离开姥姥家起就提前打好招呼:任何时候都别想用哭的办法来换取任何东西。婷儿体验了一两次就明白了,哭是没有用的,只有按要求办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设计专项训练,让“粗心”变“细心”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继续开发智力,玩要玩出“名堂”

  兰花使我们家生机勃勃,所以我爱兰花,希望兰花给更多的人带来欢乐。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换….

  想通了这几点,让人辗转难眠的痛苦也随之而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其他几个“神童”所走的弯路,更是为我当年痛苦的选择而深感庆幸。

  婷儿在小学阶段主要有3个好朋友。一个是运动型的泱泱,经常和婷儿一起骑车溜冰在沙滩上修各种建筑;一个是艺术型的王玉,经常婷儿地在一起画画和做一些小手工艺品;一个是学习型的齐靓,经常和婷儿一起谈天说地办墙报。她们在一起总是醉心于创造性的活动,婷儿10岁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和朋友们共度的快乐时光:

  实际上,庆祝成功还早了点儿。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告诉?

  10岁这一年,婷儿全面而迅速地成长着。但她毕竟只是个孩子,还是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十分注意批评的方式与分寸,期望着有一天她能把外在的压力变为自己内心的行为标准。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婷儿会因为没能满足自己的行为标准而内疚了,她的心理就真的开始成熟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17岁左右时,每当我想起一位姓谢的老师,我就会深感惭愧和内疚,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上进,就想要干得更好。我一直期望着婷儿也能产生这样的心理体验。在四下的暑假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吱——”美国领事馆的铁门开了,散开交谈的人很快排好了队,依次在警卫处登记,然后再进美国领事馆。轮到我们了,在警卫登记我的姓名、住址时,我向领事馆里张望,在不远处,是一座白色的小楼房,那里有让许多人感到紧张的签证官,也有过许多人的出国梦。真不知道这里是我访美旅途的起点呢,还是终点?

  大家多高兴啊,

  婷儿比他们懂事,心情也比他们沉重得多。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遇到真正的大挫折,这可不像代理班长被撤那种只需调整心态就能解决问题。婷儿总挂在嘴边的歌声听不见了。

  谁知山穷水尽之后,又见柳暗花明。处长回来了,出入境管理处从成都向世界开放的角度考虑,迅速批准了我的护照。我还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办签证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

  为了让婷儿养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我不仅让婷儿遍到生词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在看到不认识的东西或遇到不懂的事情时,也要随时让她弄清楚,让她习惯于“视野之内不存疑点”。如果遇到我也不懂的事物,我就会对婷儿说:“等我们问一个懂的人,或者等我们回去查书吧。”这时候,婷儿就会说:“我要记者提醒妈妈!”

  婷儿从3岁起就开始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这个规矩坚持到五年级时,她早已习惯于做爸爸妈妈的小帮手了。婷儿每天都要拖地、浇花、倒垃圾,没有一点独生子女“小皇帝”的坏毛病。如果她放学回来爸爸妈妈不在家,她放下书包就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主动帮我们做饭。

  “还好刹车及时,”莉莎松了一口气,“这里时常有鹿出没,所以这一段路限速35英里,有的地方限速25英里或者更低。想想看,要是伤害一只这么可爱的动物,那该多让人伤心啊!”

  那段时间,我父母每个月省下10块钱支援我一半保姆费,直到婷儿终于上了三幼。

  “谁乱讲了,谁乱讲了,我看乱讲的人是你。暑假里谁不在玩儿?我们小主人有什么不能玩的?”欲望先生说。

  “你们美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别人去读书,又死不签证。”另一个大学生被拒签后,气愤地离去。而那位签证官却不动声色,操着纯正的普通话说:“下一个。”

  自从美国作家丹尼尔·古尔曼的《情感智力》一书1995年出版以来,“情商(EQ)”
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稍懂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情商才是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什么“情商”如此重要呢?看看它的内容就不难明白了。

  这番话使我豁然开朗。决心一下,婷儿就更忙了,小学刚毕业,就东奔西跑去赶考场。

  访美期间,我很吃惊于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有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居然是张艺谋拍的那些以旧中国为背景的电影。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脑袋里只装进了那么一点信息,看法也就只好这样形成了。

  (妈妈刘卫华自述)

  假若我也有希望丸

  与美国大法官讨论案例

  拿定主意之后,我就在船过三峡之时,态度平静、直截了当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了婷儿。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孩子对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事情是不会产生多大兴趣的,婷儿听说“离婚后,妈妈会和婷儿住在一起”,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对她而言,只要能生活在朝思暮想的妈妈身边,天天享受吸取新知识的乐趣,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深入分析了婷儿在作业和考试时失误的几种情况之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婷儿的“粗心”主要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既然是能力不足,就不能靠批评指责,而要靠有效的训练来解决。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如果婷儿是个男孩儿,家里没有爸爸提供男子汉的榜样要难办得多,好在婷儿是个女孩儿,我自信有能力为她提供一个现代女性的好榜样。我打算白天上班时送她去上幼儿园;幼儿园放学后到她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她的智力开发和性格培养;等她睡觉之后,我再开始自学电大中文课程一这不仅是编辑职业的需要,也是教育婷儿的需要,我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才能继续引导女儿,和女儿一起成长。

  我们楼上的谭爷爷,一家人都要去美国了,临走前,谭爷爷把两坛泡菜送给了既爱吃泡菜,又没时间做的我们家。因为出国前十分忙乱,没顾上换坛沿水,所以盐水表面生了一层薄薄的白膜,这是空气中的霉菌掉进坛子里造成的,四川人叫它“生花”。

  我告诉他,在中国像我这样中学生还很多,他们都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比如说,我的不少同学就是这样。这位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既然如此,婷儿就只有跟着我继续整党了。

  按照这个打算,爸爸立刻行动起来,在心里拟定了一长串故事清单….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我的想法是,别说是不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即便是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也不能让孩子去上全托。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个别教育。他们注意力极易转移;情绪很不稳定;意志非常薄弱;不适合以集体教育为主。他们离不开父母的体肤接触、细腻的情感交流,他们在语言模仿、动作发展,性格塑造等重大方面都离不开父母的个别教育、如果不能每天都得到这种只能来自家庭的个别教育,就会失去促进孩子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和动力。为了天天都能给婷儿开“精神小灶”,我是绝对不会让婷儿上全托幼儿园的。

  大话我可是说出口了,可我的腿酸痛酸痛的。我一看表,唉呀,才过了三分钟。“没关系,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嘀嗒、嘀嗒,时间老人像故意放慢了脚步,五分钟过去了,我的腿酸得直痛,我赶快采取措施,把我包里的气球拿出来吹,吹好了又把气放掉,然后又吹。就用这法子转移注意力、唉哟!我的气球掉到地上了,这可怎么办?我赶快看表,好好好,已经十五分钟,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的左小腿开始抽筋了,过一会儿我的右小腿也开始抽筋了,前脚掌痛得很。现在也没有气球来转移注意力了,于是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用背“常用数的平方”来转移注意力。

  轮到我们两个了,“中秘”笑了笑:“哟,就是你们两个呀!听说英语很不错。好好干吧!”

  1984年7-8月,婷儿的智力出现了一个飞跃,使我不能不在繁忙的事务之余挤出点时间把这个飞跃的表现记下来:

  心理学家指出,9-12岁是孩子们建立亲密朋友关系的阶段。他们对朋友的表面行为不再注意,转而关心其内在素质和幸福与否。许多心理学家把这一阶段视为所有亲密友谊的基础,认为这时的孩子如果不能找到亲密的朋友,那么到少年甚至成年时代,就极难找到真正的亲密伙伴。这一阶段,朋友之间通过共享情感、分担问题、解决矛盾,会形成深厚的感情纽带,孩子们终生不会忘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友谊能维持终生。

  我跟着莉莎走出机场。哇,空气好清新!那是大森林和原野的气息。隔着厚重的夜幕,也可以感觉到环境的优美。

  有趣的是,“情商(EQ)”的概念1990才由哈佛和另一所美国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首次提出,而我在1997年看到《EQ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一书时,惊喜地发现我们对婷儿的许多要求和训练,都是在培养她的“高情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情商”这个洋说法,为了让婷儿具备我所希望的各种能力和美德,我一心想的就是怎样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长期的性格培养。

  巴金爷爷,您可要好好保重身体,等着听家乡孩子的喜讯呀!

  “看来他是忘了刚才写的事了。”欧鹏说

  但是我想,父母双全并不是“良好的家庭气氛”的必要条件,有时候还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当大人吵架和对子女教育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亲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好处不会与其他的教子方法产生矛盾。只要我能预防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坚定不移地在婷儿身上实践早期教育的理论,应该可以把婷儿培养成素质优秀、人格健全、有能力创建幸福生活的人。

  我想,如果我有了希望丸,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1OO个希望丸,这样,我就可以有100个可以实现的愿望了。我再吃下一个希望丸,数到17,然后说:“我要一套灰姑娘在舞会上第三次穿的衣服和鞋子。”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希望我成为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我的第四个愿望是:希望我们家的人都永远年轻,永远不死。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其实着迷的岂止是男生呢?就算是不爱看打斗的女生,也有《猫眼三妹妹》《尼罗河的女儿》等其它类型的日本漫画占领她们的心。婷儿就热情地向我推荐过好几套日本漫画,希望我也能分享“日本漫画迷”们的快乐。

  泰勒先生听到我说出的具体报酬的数额,感到十分惊讶。——一怎么?雇一个像样的雇员只需要这么一点钱吗?这一来,他对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忍痛去牺牲吧!买书专挑名著,熏陶审美情趣

  我把书柜旁的大纸盒搬到一边,再把柜子前的小箱子搬开。然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了柜门,柜子里面光线很暗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就小心地从书柜顶上取下应急照明灯放在地上,把两根灯管都打开,柜子里一下子就亮堂起来。我蹲在地上,看着一摞摞的书,不禁高兴极了!突然门锁“喀喀”地响起来,我大吃一惊,心想:“这下糟了,妈妈回来了,唉,真倒霉!”我还没想好怎么办,妈妈就走进来了。看到柜子门开着,我蹲在柜子前,妈妈一下子都明白了,对我说:“原来,大人不在家,你就是这样学习的呀!”说完生气地踹了几下纸盒。我知道这是妈妈想打我又舍不得,就拿纸盒当了我的替身。妈妈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AreyoufromChina?” (你们是中国来的吗?)”

  这段时间着重培养婷儿的几种能力。

  开始还好,我兴高采烈,一边唱歌,一边刷。渐渐地手越来越沉,先我还唱歌给自己鼓劲儿,后来就不行了,连唱歌都觉得费劲儿,真有点儿不想干了,可是我一想:如果我不干,留着谁干呢,只有妈妈干,妈妈本来要上班,下班回家又要做那么多事,已经很累了,怎么能让她再受累呢?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做了个深呼吸又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每块瓷砖都有了许多泡沫,于是,我打开喷水龙头把瓷砖上的泡沫冲洗干净,一排排干净洁白的瓷砖出现在我眼前,反射着光,我看着心里很高兴。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临别时,还真觉得舍不得呢

  录故事做“奖品,一举多得

  1992年8月28日(11岁时)

  还来得及吗?这真让人暗暗着急!

  我到上海考试时,买了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婷儿简直太喜欢《红楼梦》了,兴趣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总是缠着我和小李讲《红楼梦》。很快就记住了《宝黛初会》《熙凤弄权》《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的书名、人名和模模糊糊的情节。一天在戏剧家协会看舞剧《红楼梦》的录像,因为录得不好,看到“金玉良缘”对黛玉的刺激时,就停下来放起苏联的一部芭蕾教学片,婷儿顿时大哭起来,非要看《红楼梦》不可。我怎么哄都不行,只好让小保姆把她带走了。

  按照多年的惯例,婷儿所在的商业场小学,每年都有十来个保送名额,把总分最高的应届毕业生轮流保送成都市最好的几所重点中学。婷儿毕业的1993年,商小保送的中学正好轮到我们最想去读的成都七中。为了争取保送资格,婷儿足足奋斗了6年,五六年级一直稳定在班上的前3名,六年级更是创下了数学每篇作业都是满分的“奇迹”。一切迹象都表明,婷儿已经“胜利在望”了。

  我的好朋友莉莎,是泰勒先生的第三个孩子。泰勒先生为了她学习优秀品德好,特地为莉莎选择了圣安德鲁这样的教会学校,他认为这所教会学校不仅有足够好的教学质量,而且还能通过家教的影响,位学生们更容易具备那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美德。

  至于上不上全托,尽管我深知全托的指标来之不易,也明日上全托大人轻松,我还是谢绝了人们的好意。

  我也很想有一个咪姆,这样,我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知识,对五彩缤纷的科学、知识的世界有更多更广的了解、可是咪姆在日本,那我的愿望就成为了幻影。可是,有一天,我听里面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咪姆。于是,我又觉得有了希望。可是我又想:心里的咪姆,难道心里住着一个小人儿?不可能。那又会是什么呢?于是,我苦苦思索起来,对,咪姆就是人的求知欲,大介和清子有不懂的事,就去请教它。那不就是相当于去查阅资料吗?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随着夜幕降临,婷儿的幸福时光也对开始了。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婷儿抱在怀里给她读一两本连环画,一边读,一边录音婷儿听的故事磁带都是我自己录的。录音时凡是遇到她没接触过的新词,就马上给她讲解,每次讲完故事,还要引导她简单地复述故事,第二天下午就让她边听录音边自己翻书看。

  当婷儿在我们的指导下迅速进步,四上期末稳拿班上的第1名时,她所在的“乱班”情况却在进一步恶化。四上开学时学校本来换了一位很能干的班主任教语文,可是到了四下,学校又安排她兼任总务科长,家长们都认为,学校是要放弃这个班了。

  “到家了。”莉莎欢喜地说。

  这段时间我们录下了大量好听的故事,有连环画上的,也有字书上的;有成套的《彩色世界童话故事》《昆虫世界漫游记》《一千零一夜》《小无知奇遇记》《孔雀石箱》等等,也有单本的《神笔马良》《戴铃档的猫》《天鹅湖》《海的女儿》《小国王奇遇记》…这些书和故事就像一个聚宝盆,装满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婷儿能够独立阅读字书之前,她总是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不断地从里面吸取精神营养。

  勤劳成习惯,心更灵,情更雅

  “Hi Amy!I’mEminy(你好,Amy!我是艾米莉。)”

  我们当时的主编李累老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为了方便我照顾婷儿睡午觉,他特意把每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我家客厅。这样一来,婷儿可以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起床后可以很方便地喝水吃水果,还可以带着耳机用录音机放放事听那时候,老办公室里还没有电源插座呢。

  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六上的寒假里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成都市当年小学升初中的政策将有重大改变,优秀学生保送重点中学的办法要被取消,代之以“微机排位”的新办法。所有小学毕业生,无论成绩好环,都会被编上号码,由电脑根据就近入学的原则,随机分配一所中学。

  欧鹏陪了拉瑞的儿子整整七个小时。他凭着流利的英语口语、广博的知识、文雅的谈吐,使拉端的儿子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种感觉,也间接地打动了拉瑞本人。于是,我们得知的最终决定就有了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学校将有两个学生访问美国——我和欧鹏。

  我所知道的那些早期教育的先行者们,都没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他们都是家境富裕、夫妻和谐的家庭,而且,他们都把良好的家庭气氛看做孩子成才的一个必要条件。

  花乡之行

  当“韩国英语”在扩音器中再次响起,告诉我们已到美国时,我的双脚已经肿得几乎穿不进鞋了。从飞机的窗口向下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灿烂灯海。这就是纽约了。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怕做井底之蛙,寻求高水平竞争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

  今天我闲着没事儿,就在家里走来走去地找事儿干。“婷儿,来一下。”“来了。”我几步跑到妈妈跟前,“什么事啊!”“你看,卫生间的瓷砖都脏得不像样了,你….”“我要来擦,把它们都擦得干干净净。”“你知道怎么擦吧?”“知道,知道,我知道的,我包了,你走吧!”“好的,好好干吧!”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我还在1984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性格培养的其他方面:

  这个数学“一等奖”明显地激发了婷儿对数学的兴趣,从此以后,除了必要的作文训练之外,婷儿为高难度的奥校训练自觉投入了大量时间,学得兴致勃勃。我们非常看重婷儿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的大学实行文理分科,可是爸爸却反复强调:只有文理并重的学生,才会有更大的前途。何况婷儿升初中时,也需要她在数学方面出众,去打开重点中学的大门。

  在这样一个美国家庭里,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光是彬彬有礼地作客。我希望泰勒一家能通过我,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每天带婷儿上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忙。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就忙得像打仗,直到晚上婷儿终于睡着了,才能结束“战斗”,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大的教材上。

  为了实现面试得高分的计划,我们指导婷儿做了充分的准备。爸爸给婷儿买来了最好的英语磁带,一个音一个音地纠正她的发音。面试前两天,妈妈专门为婷儿作了形体训练,教婷儿面试的时候怎样朝气蓬勃、大方得体地出现在“考官”面前。婷儿虽然还不会自己想出取胜的高招,但是却表现出了一个宝贵的长处�一指哪儿打哪儿,不仅善于听指挥,而且善于根据既定的原则主动出击,发挥得非常漂亮。

  什么?莉莎的家难道在森林里吗?我正在疑惑,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屋,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住宅区。

  继续开发智力,也就是继续培养婷儿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词汇量、理解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抽象推理能力、视觉驱动能力等。这些能力被认为在孩子满6岁以后不再变化,并且与各种升学考试的测试成绩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和婷儿相处的每一分钟,心里都绷着开发智力这根弦儿。

  让婷儿干轻巧活儿很容易,让她干脏活儿、笨活儿也很乐意,只要我同意让她自己安排干活儿的时间,婷儿总是高高兴兴地去做她的同学们基本都不做的事情。比如说,擦洗我很久都顾不上洗的瓷砖墙,那是在五年级下学期婷儿考了班上第1名后的事情:

  我的东道主泰勒一家

  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见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要招一个戏剧理论专修班,五月份考试,学制两年,班主任是余秋雨。另一个是成都有个待业妇女办了一个私入幼儿园,离我家只有两站路远。我很兴奋,吃过午饭就到家庭幼儿园去考察。那儿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也只有女老板一人,可十来个孩子们玩得还挺高兴,收费也不算贵,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入园,我马上就给婷儿交了费。回到单位我赶紧就向李累主编汇报,希望领导批准我脱产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以便能考上余秋雨带的这个大专班。

  我又捞了几下,发现暗处很不好捞,我就拿了一个手电筒照着捞。这一照,我就发现坛壁上趴着一层白霉,我用捞子在坛壁上来回地、转着圈地刮,刮了几次,坛壁就干干净净的了、然后我又贴着坛壁转着圈儿地捞盐水上的霉花。在捞子的追赶下,霉花惊恐地向前逃跑,就像小学生常玩的捉人游戏。我越是追,它就越是跑,可我总能追到它。不一会儿,我就把霉花都捞出去了。[BF]

  接着,拉瑞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欧鹏、杭焱、任海云的房东和接待张老师的ELLIEJOHNSON
(爱丽·庄森)老师。

  我非常清楚,婴幼儿的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可是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学习,在1985年底电大毕业之前,我都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来完成把她培养成“神童”的计划。

  我爱兰花

  那一天,我们一群中国学生和一部分美国东道主,在拉瑞带领下,专程去参观美国最高法院。

  我把婷儿搭到城边后,便寄存了自行车,换乘专跑郊区的公共汽车。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在野外步行谈话更方便,回来时婷儿疲倦了也不必走路,下了汽车就可以上她的“专车”接着打盹儿。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第三次胜利了。

  这些问题我们都轻松地做了回答。

  吃完早点,婷儿就忙着和我一起收拾出去要用的吃的喝的看的,然后乖乖地让我把她抱进她的“专车”一一自行车后座的小藤椅。那时候,还没有人生产自行车上带小孩儿用的小椅子,为了防止婷儿在车上打嗑睡时摔下来,我土法上马,把一只小藤椅的腿踞短,牢牢地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等婷儿坐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她固定在小藤椅里。

  1992年8月12日(11岁时)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会是骗子?”那位老太太瞪大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她又转向人群:“她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就算不给我签,也不能说我是骗子啊!”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婷儿从单项训练中获益多多,心理素质进一步提高。

  直播间里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为欧鹏的回答鼓起了掌。他们不知道欧鹏寄住的人家经常有一些政客的聚会。欧鹏在这些聚会上回答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这种政治争辩,他早就练得游刃有余了。

  在为婷儿买书、录故事时候,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选择名著。我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外名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发展婷儿的智力和审美心理结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了那些她听得懂的儿童文学名著之外,那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也是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好书。我在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写道:

  分手后,妈妈对我说:“乡村的人就是要比城里人纯朴。你看,那大婶儿高兴就送我们几朵花,可我们就没想到主动给大婶儿提包。”“就是。”我和爸爸异口同声地说。

  事后—一拉瑞给我写留学推荐信的时候,才告诉我:“你的发言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也包括我这个资深的律师和法律专家、因为这个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是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那是一条专门保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你是在对第四修正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凭逻辑思维能力,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3岁前后,婷儿身上表现出来的兴趣很多,如学英语的欲望,学从字、学写字、学算数、学画画的欲望和对弹钢琴的渴望等等,我都只能满足极少的一部分,另一些则因为无时间、无钱、无能力而忍痛搁置一旁。比如说,婷儿现在很想说英语,她已经在熟练地用英语说“请”,自己还编了一些“英语”咕咕叽叽地念叨,真可笑。就像她编的谁也不懂的“七言古诗”一样。可惜那时候还买不到儿童英语磁带,我也无法教她。这样耽搁下去,按照“潜能递减”的法则,婷儿必然会失去成为“神童”的机会。

  写得好就慢,这是我的想法,可到了年终我却大为吃惊,妈妈的发稿量全单位第一名一一23万字,超过第二名6万字。

  肯尼迪大法官先是吃了一惊,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等我阐述完自己的观点,这位大法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举起双手大声称赞道:

  怎么办?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就此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吗?为了说服自己,我决定在不考虑财力的前提下审视一下走“神重”之路对婷儿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在家里攻书,婷儿将失去与同龄人一起度过童年的机会,这将大大限制她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考虑到我的知识结构对她的影响,她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理科人才,作为一个文科人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恰好应该是她的强项,而这些能力只能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因此,在家里自学的方案实际上会妨碍她将来的发展。其次,母亲的行为是女儿最有力的榜样,如果我彻底放弃自修计划,怎么能把她培养成认准目标努力上进的人呢?

  我们也没有坐等,立刻行动起来,四处托人,八方打听。结果发现在“电脑抓阄”之外,还有花钱“择校”的机会,几个重点中学分别要求额外交费15000元到25000元不等。而且光交钱还不行,还得通过各校的入学考试,每个学校都只有区区几十个“择校生”名额,等着交钱的报考者却多得数不清。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妈妈具体给我讲了捞霉花的做法,就在一旁看我捞。我接过纱布捞子,小心地伸进坛口,在盐水表面轻轻地捞了几下,白膜一下子散开了,有几个霉菌扒在捞子的纱布罩上。我把捞子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把霉菌冲掉,然后浸在灶上烧水的小锅里煮。煮了一会儿,我回到坛边问妈妈:“妈妈,是这样的吗?”妈妈满意地说:“对,这样很好!”说完放心地走了。

  “吱——-”地一声,窗子又开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唰——”地聚焦过去。这次出来的是那位“中秘”:

  对婷儿来说,这样的星期天玩得最有趣,也学得最有效。因为在幼儿阶段,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还谈不上崇高理想,坚强意志,高尚志趣或形势压力,要想有效地开发智能,必须依靠天性中的好奇心和求趣心。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婷儿出去玩儿,每次都要在有趣的玩耍中教给她各种知识。许多家庭也常常带孩子到公园去玩,但很少注意引导孩子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孩子除了活动身躯,呼吸新鲜空气外,没有多大收获,往往玩了一整天,回家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我和某某到公国去玩了的”,实在是很可惜!

  我对正在种新花的花农说:“阿姨,大立菊多少钱一枝?”那阿姨看了我一眼,和蔼地说:“你自己摘几朵吧!”说完又埋下头继续干活。我和妈妈一下愣住了,没有动,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抬起头,看我们没有动,就又说了一次:“自己去摘吧!”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兴高采烈地去摘花。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三、双语能力:要求婷儿跟说四川话的人说四川话,跟说普通话的人说普通话。她老是忘记后一点,我请她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让我用一声“嗯”来提醒她。这个办法很灵,因为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同时掌握两种语音和词汇,有助于培养对语言的敏感,对今后学外语,有适应力快而强的好处。

  暑假里的一天,我心里的欲望先生和理智先生吵架了。欲望先生说:“你真倒霉,放假了还要做作文、写字、补习以前的奥校知识。还是别干了,出去玩吧!”可是理智先生说:“如果你去玩儿,那么你的奥校怎么办?你难道不想当尖子生吗?难道不想考100分吗?还是坐下来好好学习吧!”欲望先生说:“别把她住歪门邪道上引,你看看,其他那些人才考80多,都玩得那么起劲儿,我们小主人数学考了99分呢,有什么不能痛快玩儿的,假期的定义就是睡个够,玩个痛快。”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婷儿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安全、为了让她从小树立安全观念,我总是随时随地把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解释给她听。比如说,过马路为什么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还得走斑马线?过十字路口为什么要“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稍等”?到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要自己带碗筷?小朋友为什么不能给陌生人带路?等等…
我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安全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孩子是安全的、健康的,才谈得上进行其他的教育。

  8月21日

  杨老师又跟拉瑞商量了一下,很快便回复C-SPAN电视台:

  婷儿的玩具不多,我每买一件玩具,都要考虑它对婷儿的心智发展有什么影响。0-1岁选的是感知触摸玩具,1-2岁选的是走动玩具,2-3岁选的是难度较低的智力玩具和模仿性玩具,发展孩子想象力,3岁以后选的是难度较高的智力玩具如跳棋、五子棋、建筑模型、电子琴等。还通过使用放大镜、磁铁、指南针、小温度计、玩具手表、钢卷尺等小工具,在玩耍中不断增强婷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吵架

  “好兆头”与“凌云志”

  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还有两所当时相对名气不那么响亮的学校,那就是头一回招收英语班的48中和才创办了4年的成都外国语学校。成都外国语学校是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国语学校之一,当时,它的第一届学生才读高一,还没经历过高考的“残酷”检验,远不像连出两届高考状元后那么名声显赫。而且它要求一进初中就住校,这一点对我很没有吸引力。我担心的是,本来初中生在心理上就要进入与父母疏远的时期,再加上常年住校,婷儿还能得到我们有效的指导吗?

  由于拉瑞的WBSE的英文名称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初不知道被谁译成了“学者交流服务公司”。“公司”这两个刺眼的字,反复出现在邀请信里、信封上和各式各样的说明材料中。这就引起的意外的麻烦——既然是被一家公司邀请,按照出国管理规定,就必须出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可是WBSE只是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组织,既没有经营活动,又不需要交捐纳税,根本就没有营业执照、这可怎么办呢?

  小树苗啊。

  三下暑假,我已让婷儿把每篇日记的字数提高到500字以上。有一天,因为天气太热,婷儿除了看书做作业,就没搞别的活动,她发愁地问我,今天的日记写什么好呢?我说,何不就你今天看的书写一篇读后感呢?婷儿马上兴奋起来,要我教她写读后感。

  妈妈在成都市找了好几天都没有买到玉算盘,正在考虑是不是就送木算盘,可爸爸嫌木算盘太简陋,妈妈又出去转了一天。结果,意外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了这个让人满意的中号玉石算盘。

  前些天,我带婷儿看了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和《转折点》。看了前者,她知道了别的星球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瓦德为什么出气的声音和我们不同呢?”“那些情报怎么能藏在阿图的肚子里呢?”“冲锋队为什么要戴白色的面具呢?”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已经快三点了。爸爸说:“咱们往回走吧,回去赶四点多钟的汽车。”我急忙说:“不干,不干,到花乡来,要买点儿花回去才好。”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会儿,就答应了。妈妈指着一所房子对我说:“你去那儿问问主人,屋旁那块地里的十三太保花(学名:唐菖蒲)多少钱一枝。”我顺着妈妈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户人家,旁边种着各种颜色的十三太保花,厨房里冒着炊烟。我在房前大声喊道:“请问,屋旁的十三太保花是你们种的吗?”话音刚落,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她说:“是我们的,你们要花吗?一角钱一枝。”妈妈说:“六分钱,买十枝,好吗?”那花农妇女想了一会儿就答应了。她带我们走进花地,妈妈指一枝她摘一枝,边摘边说:“这个五彩太保花苞多,又好看,又粗,不容易折断,最好了。”说着又摘下一只粉红色的说:“你们看,多美,有十三朵呢!”妈妈问她:“为什么你说是五彩太保呢?”她听了笑着说:“你看这花有粉红,有橘红,有深红,有浅红,有紫红,多姿多彩,五彩六色,所以称为五彩太保,白色的称为白太保,黄色的称为黄太保。”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将来计划干什么?是否想到美国上大学?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我走过去,先没说话,站在后面“侦察”。只见妈妈,手上捏着笔,眼睛盯着纸,在思索着,一会儿写几个字,又划掉几个字。左手旁堆了一些写废了的纸,纸上写得满满当当,都是那篇题头文字的内容。“妈妈,搞那么好干吗?你这些都可以了嘛!”妈妈放下笔抬起头说:“这叫求好,你就是缺少这种精神,所以老得不了100分,你把我现在写的和最初写的比比。”我一看,真是天差地别,心里不由十分佩服。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据我观察,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大人对坏消息的态度远比坏消息本身的冲击力大得多。想当年,我妈妈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我们面前却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记忆中,她没让一丝一毫的恐慌和哀怨与“离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既没有见过父母争吵打骂的恐怖场面父亲早已入狱,也没有从妈妈和“保姆”姚婆婆那儿听到任何解释,就这样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离婚”这个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当时我们兄妹都寄养在姚婆婆家)。此刻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妈妈没有让离婚的阴影笼罩我们稚嫩的心灵。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吧。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位素质很好的早慧女孩儿两次高考失利的故事,我认为她的问题是在于缺乏一个高水平竞争的学习环境,使她的学习潜力没能有效地被激发出来。如果她的父亲能重视好学校对好学生的激励作用,中国多半又会多一个出色的少年大学生。

  “要帮忙吗?”莉莎问。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我认为,这种“陪练”方式和让孩子养成独立作业的习惯并不矛盾。因为在单项训练的时候,大人担任的是“场外教练”,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某种技能,如果没有大人参与,这种训练就会显得万分枯燥,连自控力不够强的大孩子也难以坚持,更别说八、九岁的小学生了。但只要有大人的积极参与,枯燥无味的训练马上就变成了兴趣盎然的游戏,孩子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较劲儿,训练成绩就会一天天提高。需要注意的是,每次训练的时间一定不能长,“还没玩够就结束了”为最好。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怎么办呢?难道我还应该为婷儿作出进一步的牺牲,连自学电大也放弃吗?顺着这个思路,我进一步地设想到: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以开始教婷儿小学的功课,我估计婷儿3年左右就可以掌握小学的课程,即使再用6年时间来学习中学的课程,也可以在12岁左右考上大学一这个“时刻表”多么吸引人啊!可我当时的处境是,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能失去我所热爱的编辑工作,我和婷儿的生活来源就会失去保障,在她考上大学之前,我仍然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被迫终止培养“神童”的计划。而且,如果让婷儿在家里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功课,光靠我这点业余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再说中学的数理化我自己教不了,也没钱请家教。

  让孩子对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和内疚,是十分有效的教育手段。它能使孩子在自己的内心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今后自觉抵制那些使她羞愧的错误行为。

  泰勒一家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是从来没到过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欢迎外国人去投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那里有很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报酬也比美国要低得多。

  这个飞跃,最突出表现在她完全独立的即兴吟诗上。大概是8月中旬吧,一天下午,我和小保姆带她去《四川日报》社食堂吃晚饭,路上,婷儿在我的邀请下为小树苗作了一首诗:

  喂蜘蛛

  “你们对克林顿总统的桃色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越想越高兴,把学习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放暑假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花乡—-三圣乡去看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儿和热心人,还长了不少见识。

  股校长催促我们:“你们马上就得行动起来,开始办护照,办签证了。现在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办护照最少要两三个星期,签证每周只有星期一二才办,而且还不能马上拿到手。况且还会碰上圣诞节和新年的休假。如果不抓紧时间,出发时间到了还没有护照,到手的机会小心从手指缝里溜走哟!”

  我们家的阳台上种着4盆柏树、一棵柠檬一棵石榴,还有谭爷爷进的一盆兰花,婷儿的责任是一年四季每天为树木和兰花浇水。在照料花水的过程中,婷儿的思想感情也日益变得细腻、高雅。这种美育的效果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当我第一次看到下面这篇日记时,真是感到意外的惊喜: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 (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
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
,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朋友类型多,交友能力强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糟糕的是,我们家附近,恰恰只有连续几年都无人能考上大学的中学。

  “这就是Liza(莉莎)。”拉瑞指着她说。原来她就是这次接待我的LizaTaylor(莉莎·泰勒)

  我捉了一只蛾往一个中等大小的蜘蛛网上使劲一扔,谁知那蛾子扑扇几下翅膀就把网弄破了个洞,飞跑了。那只蜘蛛呢,它感到网在动,以为好吃的来了,就满怀希望地跑下来“巡视”,结果,什么也没有,它只好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等待。我们觉得这只蜘蛛很可怜,于是,就老给它扔蛾子。可它很笨,别的蜘蛛蛾子一碰网,就忙爬过去,咬蛾子一口,把毒液注入蛾子的身体,然后急急忙忙躲开,等蛾子被麻醉过去,再来慢慢享用。可这只笨蜘蛛却老也捉不到蛾子。我们只有把蛾子的翅膀撕掉,再扔给它。这招果然很灵,那蜘蛛笨手笨脚地跑过去,用蛛丝把沾在网上的蛾子襄得严严实实,然后再悠闲地吸起蛾子的汁来。

  “你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好!”我笑着边回答边走过去。走近她,更觉得她高了——比我差不多高一个头呢!

  几次谈话之后,婷儿很快就沉住了气,投入了还看不到任何具体希望的努力中—-继续按原计划啃她的奥校难题,而且比原来更努力。因为爸爸妈妈说了:“别人不干的时候你肯干,不是更容易成功吗?”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为爸爸买药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商业场小学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教学点,这是婷儿转学前享用不到的教育资源。转学后,我们让她不断向老师提出参加奥校学习的请求。老师们都惊讶地说:“简直难得遇到这么爱学习的娃娃!”在廖老师的推荐下,奥校的吴春蓉老师破格接受了她�一别的学生都是从二年级开始学的。

  “这是我们的地址,”上海的同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片,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欢迎你来做客。”

  离开后,我们一路都在议论:这里的人真好,竟送给我花,要是在城里,一定会敲我们竹杠,这可真应了“农村人纯朴”的话啊!

  签证官看了看材料又问:“你们去学校干什么呢?”

  7月23日

  哇!好气派的房子。莉莎的家是一幢三层楼戾,棱角分明,高贵而沉稳。倒是门口圣诞节的松枝环调皮可爱,轻轻一碰,铃档就“叮玲玲”地响个不停。

  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政策的明朗化,巴望它最好只是个谣言。不幸的是,一开学,这个“电脑抓阄”的传言就被证实是真的。这对于有希望保送的优等生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有的美国人,见到我身上穿的日常服装,也会好奇地问我:“你在中国时,也穿的是这些衣服吗?”他们大概以为我在中国应该穿斜襟长衫、马蹄袖,甚至裹小脚,才跟他们的印象相吻合吧!这种时候,总让人觉得挺憋气的。

  我心里虽然着急,但并未简单地制止婷儿看日本漫画,而是很有兴趣并不抱成见地和她一起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并让她以日本漫画做素材,在日记中练习“人物神态描写”或“场面描写”—-我把这当作是彻底解决问题之前的“废物利用”。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稻草人,它是由很多稻草,塞在一个用布做的人形里。它有一个木屑加铁钉做的脑子,也是男巫送给它的。我很佩服稻草人,因为,在危机时刻,稻草人总是能够靠它那副脑子想出解决的好办法来。

  韩亚航空公司的空哥、空姐服务细致入微。知道我闻了机舱里的味道觉得头昏,一位韩国空哥便给我拿来了几个桔子,让我闻橘子皮的味道,缓解不舒服的感觉。尽管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仍然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

  计算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爸爸又设计了第3个单项训练:快速书写。一是用掐表的办法让婷儿在1分钟内写尽可能多的阿拉伯数字,二是让婷儿用透明的薄塑料板临摹钢笔字帖,小学的时候临摹正楷,中学的时候临摹行楷。目的不是为了练习硬笔书法,而是为了写得又快又清楚。我也教给婷儿规范的删改符号,避免因为老师看不清楚而影响成绩。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那天,在慧国古色古香的紫薇堂,我在一排陈列柜里,看到您写的《随想录》“后记(新记)”的手稿。手稿上,有许多修改了的地方,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心想:怎么?巴金爷爷这样的大作家写文章还要修改吗?我倒要看看巴金爷爷是怎样修改文章的。我看到您在一个地方把“我对自己说….”改成了“我不断安慰自己:….”还有一处,您把“我写写停停,终于….”改成了“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修改以后,确实比原来更准确、更生动了!我还数了一下在这张15行的手稿上,居然删改了十来处!这个数字强烈地震动了我、当时,我已经从介绍您生平的图片中知道,您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有着辉煌的文学成就,光是在国际上就得过好几次奖、可您对自己的文章还是这样一丝不苟。而我,只不过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正是刻苦学习的时候,却连作文草稿都懒得修改。这样怎么能够学到真本领呢?想到这里,我的脸都羞红了。

  还有一些热线电话问我们对美国学校的印象。美国观众希望通过我们对中美学校的对比,既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也了解美国学校给外国学生的感觉。在短短的20多天里,我们访问了好几所美国名校——圣安德鲁学校(中学)、兰登学校(男中)、威尔斯利学院(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下一章里将详细介绍美国名牌中学的素质教育,在此暂不多提。

  这是爸爸给婷儿讲的第一个故事、讲到紧要处,婷儿的眼睛瞪得溜圆,为那位孤立无援的小矮人担心不已。讲到幽默处,婷儿开心大笑。一些新东西—-对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智慧力量的信心、人格的尊严、为了神圣的使命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些爸爸希望婷儿具备的品格,就像无声无息的小雨点,悄然润入她稚嫩的心田。

  我送给接待我的学校的礼物,是一套精美的《彩绘中国民间故事》,这套书除了绘画用的是中国手法,还注有汉语拼音,该校中文班的学生们能通过汉语拼音自己欣赏这些美妙的故事,并从中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1992年8月26日(11岁时)

  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

  1990年7月9日星期一大雨

  同时,泰勒夫妇还是一对善于家庭教育的好父母。尽管相当有钱,但是他的六个孩子,都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们都是努力上进的好学生。这一点,并不是每个有钱的父母都做得到的。例如美国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家族的后代,就不大争气。老杜邦有个外孙叫皮特,14岁起,每天就要抽掉1OO美元的毒品,年纪轻轻就死于毒品。另一个外孙迪恩,在大学阶段就两次因毒品交易而被法庭起诉。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后代,也是丑闻不断。

  这个故事清楚地证明了,从婷儿婴儿时期就开始培养的意志为,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相当棒的程度。如果不是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力,婷儿根本就不可能在积极准备高考的同时,现学现考托福和完成12所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这种连续数月的高强度超负荷运转,需要何等坚韧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呀!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他讲抗倭名将戚继光,就特别讲了戚继光童年的一段事:一天,小戚继光穿着一双考究的新鞋,得意洋洋地从堂前跑过,却不料被父亲叫住了。父亲严厉地斥责他:“小小年纪就讲奢华!我是不可能满足你的,你将来还不会去贪污公款、克扣士兵呀?”说着,父亲叫他把鞋脱下来,当场撕作两半。以戒除奢华的萌芽。

  星期五上午去拿签证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那位清华大学幸运的学生,还有那位向我们讲了许多辛酸的签证故事的女大学生。此外,还有几个去美国探亲旅游的老太太。领签证的地点还是上次那个房间,不过上次那种紧张的气氛已经烟消云散了。房间里洋溢着欢乐轻松的气息,我们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夹磨,可我们都成了幸运的家伙。十几个人在戾间里轻松地谈笑着,只等最后一道手续“走”完。

  作文和数学一样,需要日积月累下功夫,但也有一些可以通过单项训练来强化的技能。为了提高效率,爸爸建议尽量采用口头作文的办法,这样,用笔写一篇大作文的时间就可以用嘴巴搞十来个作文训练了。婷儿的“列提纲训练”、“找主题训练”、“细节描写训练”、“场面描写训练”等,主要都是在小学后三年用口头作文的方式进行的。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这是婷儿第一次迷上我推荐范围之外的读物,如果我处理得不好,我和婷儿之间将出现第一条代沟,甚至从此中断深层次的交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先做“同伙”,后做“军师”。只要能保有共同语言,就有机会因势利导。于是,我跟随婷儿的阅读兴趣,认真地看了不少日本漫画集。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这个有趣且有益的下午,真实而生动地保留在婷儿的日记本上: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这只金龟子给了我许多乐趣,是我的好“马”!

  由于我还是在校学生,按照规定,办护照要经过教委批准。学校赶紧写报告申请,教委积极支持,批文不久就下来了。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有一次,金龟子不见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金龟子飞走了,或者死了,赶紧到处找。结果在一个沙发垫子上找到了。金龟子正在上面悠闲自得地爬来爬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金龟子放进了一个墙缝,后来就忘了,金龟子大概是着跟着亮光爬出来的。

  说着,他转过身去,跟另一个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好吧!给,这是你们的编号。”

  《近代八十年》之二读后感

  校长笑了:“我们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呀!”

  那一年,成都外国语学校的入学考试竞争空前激烈。由于“微机排位”的“驱赶效应”,本市大批优秀的小学毕业生都涌向该校的大门,都想凭实力一搏,以摆脱被电脑摆布的命运。到入学考试前夕,报名的考生已经达到了6千多人。

  在拉瑞看来,要想让中国学生对美国加深了解,最高法院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这不仅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是拉瑞工作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妈妈做事又快又好,她的求好精神也影响我向前。

  “Thank you
(谢谢!)”说完,我激动地快步离开了大厅,跑到门口,隔得老远就向守候在铁栅栏门外的爸爸连连挥手——成功了!爸爸脸上也绽开了笑容,不住地向我挥手应答。

  可以说,这些日本漫画从内容到形式,都自有其精华和糟粕(当时还未进口或盗版诲淫诲盗的日本漫画集)。最令我不安的是,日本漫画集对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变化多端的画面和简单化、模式化的语言,完全摒弃了有助于培养孩子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叙述性语言,孩子在看书时只顾跟着视觉冲击力很强的象声词追逐故事情节,脑子里除了各种拳法的名称和“去死吧!”「BF]的叫喊,几乎留不下一句完整的话。更糟糕的是,出版日本漫画集的都是些市场化运作的高手,他们两块钱一本,五本书一套,出版了一套又一套,把孩子们的零花钱和有限的阅读时间都榨得精光。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语文水平不下降才怪。

  如果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金发碧眼“铁证如山”,光听他的口音,跟中国人简直就没有两样。看来这个美国签证官的中文还没白学。

  离开之后,我问爸爸:“他们真是朱元璋的后代吗?”爸爸说:“不知道,但是,这家人富了以后,希望别人尊敬他们,就用认祖先这种方式来得到!”我听了点了点头,心想:其实,人们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辛勤的劳动,并不是因为什么祖先。

  莉莎接了一下门口的一个黑匣子上的技纽,说:“让我们进来吗?”

  先做孩子“同伙”,后做女儿“军师”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爸爸十分有远见地提出:我们给婷儿提供的精神食粮,应当来自忧秀的中国文化和优秀的西方文化,而且应当使二者的精华有机地融为一体,为婷儿塑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内心世界。

  我还告诉他许多有关中国的法制进步、投资环境、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等情况。泰勒先生不禁大感兴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没有完全问西方开放的市场。每一家有眼光的跨国公司,都不会对它巨大的市场潜力无动于衷的。我还向泰勒先生介绍了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事例。有一次我提到了美国的P&G公司,也就是那家以生产飘柔洗发露闻名于中国的美国宝洁公司。恰好那家公司的总裁就是泰勒先生的朋友….

  虽然现在我不再想学芭蕾舞了,但对上次的失败还是有点儿不甘心。于是,我对妈妈说:“我们现在再来赌,就是站十个小时,我也行。”“好啊。”妈妈也蛮有兴趣地说,“要是你做到了,我就让你挑一样我买得起的东西奖给你。”听了妈妈的话,我大喜过望,马上扶着书柜,做起了“金鸡独立”。妈妈说:“算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你是舞蹈家杨丽萍。你还是用两只脚踮着站半个钟头算了。”我马上改变了姿态说:“那更好办了。”话虽这样说,但我心里却没有底,毕竟我从来没试过呀!于是我忍不住说:“妈妈,如果我的自我暗示力真有你说的那么强的话,那我一定会赢。”妈妈听了,说:“意念力再强,肌肉本身的持久力却没法改变。”妈妈的话不仅没有让我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是非常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和孟子尊为圣人,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抱着一千年将近两千年前的人—-一孔子、孟子写的书,思想都停留在一千多年以前,只有一些很小的发展。当时人们对世界也一无所知,只凭主观想象绘制地图,认为英国、俄国….等国家都是像高丽一样的小国。地图上把中国画在正中,画得很大,中国四周画着一些极小的岛屿,那就是英国、俄国….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呢!道光年间,一个葡萄牙来的生意人,在过海关的时候,为了说明自己来自葡萄牙,拿出一张世界标准地图给官吏们看。可他们又看不懂,就把他带到官府。那葡萄牙人耐着性子对官府指着地图说明。官府的那官员一看世界地图就发怒了,大声吼道:“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我们的大清地图。”说着拿出一张清朝地图,葡萄牙人一看,不禁哭笑不得。

  “时间不早了。先回家吧!”拉瑞说,“明天在Landon(兰登学校)见。”市中心的森林,森林中的家

  我交了费,问售货员在哪儿拿药,她说:“等到嘛。”我说:“请把三副药分开包好吗?”“啥子哦,不行。”我还想说,可一看她那副时刻准备吵架的样子,就到一边去了。“拿药,拿药….”一会,传来她的喊声,我忙走过来拿,她没好气地骂了句粗话。我不想理她,心里想:“这人真是,不仅不给顾客按要求包药,还骂人,哼!”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这个暑假的单项训练收效很大,婷儿的学习技能大大提高,在新学期(四上)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班上的第1名,比年级第1名仅差0.5分。从此以后,通过单项训练解决瓶颈问题就成了我们家的传统。后来,婷儿自己也学会了给自己设计单项训练,去攻克面临的难关,既包括课内,也包括课外。她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渐渐增强。

  另一位观众关心海湾战后的局势,他问:“你们认为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前景如何?”

  爸爸是个对儿童心理很有研究的人,他深知讲故事是引导孩子的重要手段。刚刚“加盟”时,他还没有摸清婷儿的接受能力,试着从婷儿的小竹书架上找故事。书架上很多中外童话名著和民间故事,可不论爸爸拿起哪一本,婷儿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个我早就听过了,那个我也听过,还会讲呢。我要听新故事!”

  将近10点钟,一号窗口终于打开了,里面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男子,人称“中秘”(中国人秘书)。轮到我们的时候,欧鹏论进了我们两人的材料和340元签证费。

  (一)花农大婶儿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1991年1月12日

  当我把玉算盘送给拉瑞的时候,又是翻译对联,又是当场演示,使拉瑞这位对中国了解颇多的人,也兴趣盎然,大感惊讶。我想,这也有助于增加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今天早上,齐靓来找我,与我一起办小报。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这几天,电视上放映了日本多集动画片《咪姆》。这部片子里有一个住在计算机里的小娃娃,名叫咪姆,眯姆在日本的大介和清子两兄妹家里。妈妈说:“这个咪姆,丑乖丑乖的。”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咪姆挺漂亮的,而且什么都知道。它向大介和清子介绍飞机、照相机、火车、青霉素….的来历和发现的过程,带着他们和电视机前的我一起去南极和北极探险,一起去漫游光的世界….它简直是知识的结晶,智慧的化身,而且很正直,它具有人类的全部美德。

  还有时,泰勒先生也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一他对政府最不满的事,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漏洞。

  我们的心里比婷儿还焦虑,但我们深知,这种时候,我们的信心对婷儿格外重要。爸爸坚定地告诉婷儿:“好学生读好学校,这是规律。既然是规律,早晚会兑现!”我也为婷儿打气说:“你不要因为眼前看不到鱼,就放弃编织渔网,要知道,机会总是喜欢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我们希望婷儿能从这次挫折中学会“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不管别人是不是遇到困难就放弃了目标,你自己仍然要坚持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

  让我最费心也是最得意的礼物,是送给拉瑞的玉石算盘。送玉算盘是妈妈的主意。妈妈说:“玉石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算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个极好的代表,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灭的。而且用极简易的方式解决极复杂的数学问题,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你不是会珠算吗?到时候还可以算给他看呢!”我和爸爸都齐声叫好。

  高难度的学习对婷儿的吸引力非常大,爸爸在理科方面的指导能力也提前派上了用场。没过多久,婷儿遇上了当年的“华罗庚小学数学金杯赛”,婷儿勇敢参赛,如愿得了个“四年级一等奖”。当时我正在湖北的医院里照顾刚做了直肠癌手术的姥姥。面对这样可爱的“慰问品”,姥姥欣喜地说:“这简直是我的特效药!”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今天,我给您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一个“秘密”。

  在美国电视台打了个漂亮仗

  这次转学对婷儿的心理成长意义重大。第一次单元测验,婷儿只排到班上第17名。这个名次非常形象地印证了爸爸妈妈的话:“乱班”的第1名只不过是“井底之蛙”,跳出井口看一看,就是在商业场小学冒尖儿,世界也还大着呢!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在爸爸生动的讲述中,婷儿差不多把人类的古今中外周游了一遍、许多中外人物都成了她的“老熟人”一--

  对这次访谈成功最感到兴奋的,大概还是拉瑞先生。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我叫刘亦婷,是成都市xx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学生。我从您给故乡孩子的回信中得知,您身体有病,不知近来有无好转?我作为您的小同乡、小读者,多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回来看看故乡的新面貌啊!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在讲戚继光成年后的事迹时,爸爸也不去细述他一生的赫赫战功,而是讲戚继光身处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怎样争取朝廷中大多数人支持抗倭。当时,明朝大好臣严嵩正从权倾天下的极盛期走向覆来。戚继光为了抗倭大业,甚至不放弃争取严党的支持,又能保持自己的一身正气。他是一位政治家型的大将军。爸爸认为,任何人如果没有这种包容的大气度,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他要婷儿也从中得到启迪。婷儿后来学会处理复杂的问题,正是源于爸爸富有眼光的早期布局。

  “现在咱们开车回家吧。”莉莎说,“看,就是那辆红色的SAAB车。”

  这时,一个衣着朴素的农民大婶儿提着菜篮子从旁边经过,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是来看花的吧!”我赶紧回答:“是的,怎么没看到花呢?”
大婶儿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要早晨来,花才多呢!”妈妈问道:“那这儿的花圃呢?”大婶儿回答:“这里是种菜的队,不许种花,种花要罚款。”我一听就乐了:“嘻,乡下的怪事可真多,连种花都要罚款。”爸爸告诉我:“这就叫计划经济呀!你想,要是种菜的都去种花,城里人吃菜怎么办呢?”一席话,又把我逗笑了。妈妈问:“那为什么报纸上还说这儿是花乡,而且成都币的鲜花大部分是从这儿运去的呢?”大婶儿说“还有种粮食的队嘛!花都是种粮队种的。我们家就是种花的。”我急忙问:“那您一定知道花圃在哪儿吧!”她回答说:“当然知道,顺着这根路往下走,跟着这块人,就到幸福村了,种粮队就在幸福村。”我觉得很有趣:路论“根”,人论“块”!但我没说出来,只是笑了笑,对她说:“谢谢您指路。”花农大婶儿很高兴,就说:“我送你们几朵花吧!说着就把篮子放在地上,找出四朵浓香扑鼻的黄果兰递给我,还说:“找片叶子包起来可以保鲜。”爸爸在路边摘了片又大又绿的叶子给妈妈,妈妈小心地把花包好边给我。妈妈很感动,看大婶儿篮子里满满地装着西红柿,挺沉,就说“大婶儿,我帮您提吧!”说着就从大婶儿手里接[BF]过篮子。大婶儿高兴地说:“你真太客气了!”

  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拉瑞和校领导们坐在一起,商量访问美国的最终人选,他完全放心地说:“每个人都很好,出乎我的意料。就请你们选一个吧。”

  于是,爸爸就在三下的暑假给婷儿设计了一个提高细心程度的单项训练:抄电话号码。

  我立刻就喜欢上莉莎一家亲切又热诚的家庭氛围了。

  今天中午,我和妈妈在一起练踮脚尖儿玩儿。我想起三岁时,妈妈带我看了一场美国芭蕾片《转折点》,当时我便迷上了芭蕾舞。回家后,我非要妈妈送我去学芭蕾舞,如果不同意,我就不睡觉。妈妈说:“练芭蕾非常苦,你肯定不行。”我还是坚持要学。妈妈笑了笑说:“如你能扶着栏杆,跨起脚跟做一刻钟的‘金鸡独立’我就同意你学芭蕾。’我劲头十足地摆好姿态站了起来,谁知才站五分钟就败下阵来。七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事儿,真是觉得有趣。我把想到的告诉妈妈,两人都笑了起来。

  我们的车驶进了浓重的夜色中。道路两旁都是极为高大的树木,而且不是两排,却似乎是连成一片的森林。那些树看起来都像是参天古树,不是那些一二十年就能长起来的绿化树。

  这,就是我赢书的经过,你看,多不容易呀!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对比婷儿最早写的两篇读后感和小学写的最后两篇读后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婷儿的理性思维在迅速地走向成熟。

  在排队的几十个人当中,有老人,有少女,有大学生,有老板….形形色色的人,但此刻却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签证难!

  我找出姥爷送给我的一套《写作技巧》,让婷儿翻阅上面的各种词汇分类表,婷儿顿时被汉语词汇的丰富、细腻、生动、传神“吓”得直吐舌头。我告诉婷儿:“只要你平时用心积累词汇,几年之后,你掌握的词汇将远远超过这本书上所收集的。考虑到小学生的作文是以写人叙事为主,咱们急用先学,先在脑子里储备一批描写人物的词语,你就不会词到用时方恨少了。”

  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才都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和爸爸打赌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三)意外的礼物

  签证官很快带着一脸的歉意回来了:“Sorry
(对不起),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我在三圣乡郊游的时候。在庄稼地里捉到了一只大指甲盖大的金龟子。这只金龟子是铜绿金龟子,头部是铜绿色的,光滑极了!背上是暗褐色的,有几个浅色的点儿。卵形的金龟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属的光。我查了《辞海》,《辞海》上说“金龟子属于鞘翅目,与蜜蜂的膜翅目不同。”

  “这儿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莉莎解释说,“叫做山溪公园。当年华盛顿城开工建设的时候,为了保留大自然的风貌,就留下了这些森林。它可以说是华盛顿的肺呢!”原来,华盛顿是一座建在森林中的城市,就连市中心都是森林遍布。当年的设计规划者,可真够有远见的。

  妈妈认为我肯定坚持不了,还把爸爸叫来看笑话,让爸爸说谁会赢。爸爸笑了笑,说:“我看这回妈妈会赢。”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说:“别忘了,像这样的事你们已经输过两次了,第一次是我做了一个姿态,你们和我赌能不能站半小时,我赢了吧;第二次嘛,是我和爸爸赌捏冰,结果还是我赢了。哪一次不是我大获全胜?”听了我的话,妈妈笑着说:“我感到我的钱包正受到威胁呢!”

  “No.Surely not.It’s our first time to talk to you.It’s even
ourfirst to come
here!(没有啊!肯定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和你谈话,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扼杀百日维新就是一个例子,光绪的变法里,要设置洋学堂,学习天文、数学、军事。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加上变法里还要成立上下两院,实际上扩大民权,缩小皇权,大事就是议会说了算了,皇权就是名存实亡了。这就对慈禧太后的专治造成极大的危胁。她当然要反对。她囚禁了光绪,然后废除了新法,并对康有为等人进行扼杀,可是没有完全得逞,康有为和几人逃到了国外,从此新政就失败了。

  办这类护照是自己的事,可是妈妈一连跑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

  学习巴金爷爷,认真修改作文

  只听“嘎”的一声,门就自动开了,一个七八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跑出来迎接我们。她就是莉莎的小妹妹艾米莉,生性可爱又大方:

  本来,小孩子看书是只注意故事,从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的,婷儿也一样,但是为了写读后感,婷儿也开始看起这些相对高深的文学评论来了。为了从数千字的评论中找到她要的内容,她不得不反复研读、筛选专家学者的文章,这不仅直接帮助她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还使她提前熟悉议论文的样式,更重要的是,对她发展理性思维具有莫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婷儿报考哈佛时写的那篇大作文,就是记叙文和读后感的混合体。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捏冰一刻钟,锻炼“忍耐力”

  当时我还不知道,泰勒先生的大女儿瑞切尔,在电视机前被我的回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回到她家的时候,她激动得拥抱着我说:“中国青年太了不起了!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只知道吃巧克力冰淇淋的年龄,你们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思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我把药方拿给一位售货员阿姨,问:“请问这里有这上面的几种药吗?”她拿起来一看,不耐烦地说:“有。”“谢谢,我要三副。”我正要拿钱买,她把药方不客气地向我掷来,“不在这儿交费,去收款台交费。”我心里老大不高兴地想:“这儿的服务态度真糟。”

  2月的华盛顿,依然寒气袭人。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对这座城市,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已经逐渐感到有几分熟悉了。

  这次办小报,无形中使我对这些优秀党员、英雄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起听别人念一遍这些内容,印象深多了,这样更利于我们学习他们的崇高精神。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兰花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好几次我和妈妈吵嘴后,两人都很生气,后来兰花的香味让我们心旷神怡,气都消了,还都觉得自己不对,互相道歉。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
(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这种训练是没有奖品的,如果说有奖励的话,那就是爸爸每次都在旁边陪着她,给她掐表,成功了就和她一起欢呼,失败了就和她一起叹惋、这样一来,训练的进展本身就成了父女俩欢乐的源泉,就像后来婷儿在学习和各种竞赛中力争上游一样,好成绩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物质奖励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告诉他,一方面,从中国的中学课本中,就会学到一些有用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平时就对这些信息特别留心,有时还专门买来有关的书籍报刊阅读。时间一久,就知道得多了。

  杜尼凡是新西兰上层社会的有钱地主的儿子,人品高雅而且服饰漂亮,是同学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杜尼凡不但无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恨不得出人投地的杜尼凡,一向不甘心居于人下。正是由于这种好胜心理,几年来一直在和布里昂竞争,在这次冒险中,布里昂的威信,更燃起了他的嫉妒之火,定要和布里昂争个高低。于是杜尼凡处处和布里昂作对,找他的麻烦,让他们这个15人的小集体发生了分裂,直到布里昂从美洲虎口里救出了杜尼凡,他才明白过来。布里昂完全是为大家好,根本不是为了出风头,不禁惭愧极了,和布里昂重归于好。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幻乡魔迹》

  当主持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平静地回答:“我不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1990年7月8日星期日晴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画好以后,报纸还很空。如果全写字儿的话,得写上千把字,于是我们又在正中写上了四个鲜红的大字:“伟大的党”!然后在四个字中间的空隙里画上花和松叶,表示党永远年轻!!!

  说起欧鹏的入选,还挺有戏剧性呢。拉瑞到成都来跟我们面谈时,还带着他的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当拉瑞忙于跟我们谈话,无暇他顾的时候,便请我们的校领导安排一位高三的男生,陪他的儿子在成都市游览观光。平时表现一向出色的欧鹏,就成了陪同的最佳人选。

  7月8日(续)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1991年8月2O日(10岁时)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还有断了腿的孙膑,他为宰相田忌出主意,三套劣马,却硬是赢了齐王的三乘良驹。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这样的磨练使婷儿更加强化了勇于面对挑战的性格。这种与胜利密切相关的个人素质,促使她主动地经受了又一次难忍难熬的“磨难”-一踮脚站立30分钟:

  一波三折办护照

  我们班的“圣斗士”迷

  在上海,与复旦附中的另外两名高二学生任海云、杭焱、还有张老师会合后,我们先乘飞机飞往韩国的汉城,再转乘韩国飞往纽约的班机。国际航班的飞机比一般的波音747大将近一倍,每排有12个宽大的座位。纵向的过道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整个飞机分成四段,每段中间都安装了大屏幕的电视。每个座位的扶手上还有一部收音机,供旅客自选节目,消磨旅途的时间。

  家长和老师一般都会把这种失误性丢分归罪为“粗心大意”,并习惯于从“端正态度”的角度责备孩子。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故事讲完了,婷儿还是不肯放爸爸走。她要爸爸坐在床边,等她睡着了,才准离开。这种时候,爸爸的心肠总是比妈妈软,他情愿在黑暗中坐上一阵,好让婷儿心满意足地入睡。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我们在高店子(三圣乡的一个镇子)下了汽车,往四周一看,只有几个卖李子、西瓜、梨等水果的小摊儿、矮小的房屋和一张收购白兰花的广告,一朵鲜花也没有看见。突然我发现了“新大陆”,对妈妈说:“看,那儿有个卖花的。”说着就向那里走去。爸爸妈妈也跟了上来。爸爸问那花农:“请问花圃在哪?”那花农说:“沿着这条路走个一里多就是。”说完就骑着车走了。我们听了他的话,就顺着他指的路往前走去。走了半个来小时,就走出了镇子,四周是绿油油的田地,就是没花。我们议论起来,看到底是走还是回去。

  美国领事馆对每个已经初步批准的签证,都要再作一番核对,才会最后发出签证。有些人就是在最后关头“翻了船”的。

  婷儿为数学奥校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超值回报。她凭借教学优势,不仅在白热化的初中入学竞争中战胜了大多数对手,如愿进入理想的中学,还使她在中学依然保持各科成绩齐头并进的态势。如今在哈佛大学,婷儿虽然不具备美国同学的英语优势,但她文理皆优的学习成绩仍使她稳居优等生之列。

  酸甜苦辣办签证

  可以说,转学和上奥校改变了婷儿的发展进程。尽管当时还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一切,但我已经本能地预感到,婷儿的智力发展将出现重大突破。

  “Yes.we’re from shanghai
(是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两个学生说。那人一听,一下子激动起来:“太巧了,我母亲就住在上海!明年我要去上海,说不定还会遇到你们呢!”

  首先,我们要给小报起个名字。叫什么呢?我们想起散学前老师说过,报纸要以写革命先辈的动人事迹为主。齐靓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对,叫‘革命报’你看怎样?”我听了,又歪着脑袋想了想说:“不太好吧!‘革命报’,太老气了。”“那叫什么呢?”我眼珠子一转,“再加个叫‘小小’吧!”齐靓高兴地连连拍手说:“就这样,就这样!”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商量了一阵儿,就干了起来。

  “你自己开车吗?太棒了!”

  爸爸给婷儿讲故事,一讲就是6年。在婷儿初中住校之前,听爸爸讲故事一直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特别是作业不多的晚上,婷儿在里屋一钻进被窝,就要左一声右一声地把爸爸喊过去,一边撒娇地下达“命令”:“何不讲个故事呢?”一边拉住爸爸的手,免得爸爸带着一肚子故事跑掉。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1992年7月24日(11岁时)

  直播间里,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欧鹏。欧鹏回答得很沉着:

  他们就这样你说一句我顶一句,争不出个结果,就连我也不知道听谁的好!现在我把它写下来,让你们来怦评理,看到底谁是对的呢?

  正看着,车停在了一幢漂亮的大白房子跟前。

  懂事了的婷儿比以前更注意爸爸妈妈的一言一行,她已经开始主动从爸爸妈妈的行为方式中汲取完善自我的精华:

  “没关系。”我和欧鹏稍稍松了一口气,又赶快凝神静气,等着他下面的发问。

  吃完早饭,妈妈就出门买菜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收拾好碗筷,就进屋来写作文。我东看西看,目光被书柜底下的小板子吸引了过去,我想:平常我不能打开小柜子,今天,爸爸上班去了,妈妈也买菜去了,我正好可以打开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本书看呢!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1991年7月22日

  在我快离开美国的时候,泰勒先生告诉我,将来,他打算也到中国去投资,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大市场里发展他的企业。为此,他希望他的孩子认真把中文学好。

  昨天晚上,妈妈在书上查到治“花”的办法,照书上说的用铁丝和纱布做成了一个纱布捞子。妈妈说:“婷儿,给你个作文材料好不好,用这个纱布捞子来捞霉花。”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一蹦一跳,抢在妈妈前面来到厨房。催妈妈说:“妈妈,快点,帮我把泡菜坛端到桌子上来。”妈妈把坛子搬上桌子打开坛盖儿,一股酸味夹杂着泡菜特有的香气,引得我们都想流口水了。

  轮到我们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像在游泳池跳水前的瞬间,然后径直走了过去。

  爸爸选择故事,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比如说第一次给婷儿讲故事时,他脑子里冒出了不少中国古今智慧人物的故事,但他却特意选出《晏子使楚》,就是因为他不希望婷儿成为那种只有小智小慧小算盘,却缺乏崇高目的的人。他说,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往往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傻子更能建功立业。

  一位田纳西州的观众打进了热线电话,他先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开了一个友好的头:“你好!”不过,他的问题却多少带着点火药味,“我5年前就去过中国,还学过中国功夫。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人权的进展。我想请那位会功夫的中国学生谈谈他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希望丸,是《幻乡魔迹》中的一种有很强魔力的药丸。不管谁吃了,只要他能成双成对地数到17,再提出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可以马上实现。但是,成双成对地数到17,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17是个单数,数不到17就不能实现愿望,怎么办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能成双成对地数到17,数法是这样的,1的一半儿,l,3,5,7,9,11,13,15,17,你看这样不是就很容易了吗?

  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分针转动了快一圈了。等候签证的人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看着杂志发呆,也有的走来走去。焦虑的气氛像透明的大玻璃罩,压在人们的头顶。环顾四周,最打眼的是克林顿的大幅照片。可是,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三个窗口。一号窗口是递材料的,二号窗口是签证官问问题的,三号窗口是签证官一时不能决定的人等候再次被询问的地方。

  我们全家的斗志都被激发起来。我们给婷儿制定的计划是:“笔试力争上线,面试力争高分。”因为婷儿是“半路出家”的“奥校”生,“奥赛”只得了个四川省三等奖,笔试的分数肯定比不过那些一二等奖,我们认定她的强项应该是面试。结果婷儿以高出笔试分数线10分的成绩顺利取得面试资格。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刚好,报纸在四下的暑假登出了一条新闻:成都附近的农村形成了一个鲜花生产基地。我们决定带婷儿到充满诗意的花乡去,观察真实的花农生活,并搜集一批作文素材。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二)买花作客

  而且,估计泰勒先生还不是发发牢骚就算了。他属于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这个阶层往往会想方设法,推动政府和国会做他们希望的事。在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就看到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要改革美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领取救济的时间累积计算的方法。如果累计时间达到5年,政府将不再对他们发放救济金。这下,泰勒先生大概会感到满意了吧!

  这15位少年都是切尔曼学校的学生,他们是13岁的杜尼凡·库洛斯和巴库思培,12岁的维布·威尔科、库斯·卡内特和沙毕斯。9岁的杰克斯和爱巴森、8岁的科斯塔和小多尔。这些都是英国人。14岁的少年戈顿是美国人,13岁的布里昂和
9岁的弟弟杰克都是法国人。

  事情到这一步,还只是一连串新的忙碌的开始。校领导把我们的访美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我们学校为此专门开设了国际互联网帐户。为了跑我和欧鹏的护照,还指定了英语老师王维荣专门负责。

  不过,我总算买到了药,还是挺高兴的!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我们深知,由于整体水平低,婷儿这个第1名可能只赶得上重点小学的第二十几名,要想刺激婷儿有更大的进步,需要给她提供一个高水平竞争的环境。于是,我们开始考虑出钱给婷儿转学。就算遇不上很好的老师,只要能把婷儿转得近一点,每天省下两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自己搞训练,进步也会相当可观。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8月13日

  “Washington(华盛顿。)”
我回答道。爸爸多次引用韩愈的话,要我凡事“预则立”,这次我和欧鹏事先就商量过了,一人答一句,既不抢话说,又不会冷场。

  既然好歹都是微机分配,那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婷儿班上的几个尖子生,一下子就松劲儿了。原来用于钻研“奥校”的时间改成了看电影、看录像,自己看得昏天黑地,到学校还眉飞色舞地讲给小伙伴们听。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8月8日

  “婷儿,你这次恐怕去不成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不由得一紧。妈妈接着说:“如果下星期你的护照还办不下来,从时间上看,你多半就去不成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要全力以赴,准备好期末考试。因为这件事的成败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而你的考试成绩却是可以用努力换来的。你说对吗?”

  拿破仑、张良、郑和、哥白尼、爱迪生…
渐渐地,随着婷儿的领悟能力越来越强,故事的内涵也越来越深。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有了修改作文的愿望,婷儿顿时感到自己的词汇太贫乏了,尤其是在描写人物动作神态时,老是需要向我们“借词”,才能修改到满意的状态。我说:“既然你的词汇库里材料不足,还不如集中进一次货呢!”婷儿高兴地说。“好哇好哇,快告诉我这种货该怎么进吧!”

  “美国见!”

  让孩子就自己喜欢的东西写日记,他们总是更爱动脑筋。婷儿的“《咪姆》观后感”就很能说明问题:

  飞机再一次从灿烂的灯海中腾空而起,飞向茫茫夜空,飞向华盛顿。那里的机场有拉瑞,还有我的新朋友莉莎在等我。不知道我的(寄宿的)家会是什么样?

  这一来,爸爸就心里有数了。他想了想,给婷儿讲了个从没有听过的历史故事《晏子使楚》….那位机智幽默的齐国小矮人,凭着自己对祖国的一片忠诚,挫败了楚国君臣的一次次刁难和羞辱,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终于不辱使命。

  飞往美利坚

  因为科技生产落后,中国的军事国防也非常落后,满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还可以,可一与别国交战就不行了,僧格林沁在道光年间,有一次带着三千名清朝最英勇善战的骑兵与英国交战,结果被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带着七人七骑逃回京城。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短板理论很有用处,很快成为婷儿熟知的理论工具。我们和婷儿经常一起寻找她的“短板”,缺什么就补什么,想方设法把“短板”加长。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堂·吉诃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看骑士传奇小说入迷到想入非非的程度,引起了神智错乱,眼里不断产生幻象,然后按他的主观想象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乱杀。这教育我们要客观地考虑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办事。

  美国观众提问的无所顾忌,果然名不虚传。开始不久,就有观众问到了我们对美国自己的尴尬事的看法:

  从这以后,我更爱护兰花了、我每天都给兰花“洗澡”,每次洗过,我都要欣赏一番,兰花那上下窄、中间宽的绿叶上挂着一颗颗“大珍珠”,衬得兰花分外好看。有一次,兰花长虫了,我妈妈赶忙买了药给兰花“治病”。

  我和欧鹏互相看了一眼,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儿就卡住,岂不是还没有摸到门,就被赶出来了?

  这“两个坚持”,使得婷儿的玩耍和学本事结合得非常紧密。从小到大,婷儿很少单纯地玩过,即使在她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婷儿也清楚地知道,所有的玩耍活动,不是与锻炼身体有关,就是与收集作文素材有关。这一点,并不妨碍她尽情地玩耍,反倒使她玩儿得更用心,更起劲儿。

  “就考哈佛商学院!” 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四年级下学期,在大大小小的邮亭、书摊儿上,像浪潮般地涌现出了日本多集科幻神话卡通画书—-《女神的圣斗士》。书里面说,女神雅典娜身边,有一群勇敢的少年保护着她,他们就是圣斗士。每一位圣斗士,都有自己的星座,和保卫自己星座的圣衣,每个圣斗士都有自己的拳术。书中的主人公有五位,他们是圣斗土星矢、紫九、一辉、冰河、瞬、星失有“天马流星拳”、一辉有“凤凰幻梦飞翔拳”、冰河有“钻石星尘”、紫龙有“庐山升龙霸”、瞬有“无敌的锁链”。

  我们参观的那一天,正赶上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并且一经任命,就任职终身,不随总统更替而改变,在美国人心目中享有的威望甚至高于某些美国总统。肯尼迪大法官以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所以对与中国学生讨论美国的法律问题很有兴趣。

  办小报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爸爸讲故事,不拘泥于从头到尾照本宣科,而是抓住故事中对婷儿最有意义的片段加以详述,或者干脆放大成“特写镜头”,以便给婷儿留下强烈印象。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人际关系对孩子性格发育非常重要,儿童时期的友谊会影响孩子终生交友的习惯和自尊心,其重要程度几乎相当于父母的抚育和爱。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恰好,有一个周末泱泱来玩耍,我问了一下他们班的情况。泱泱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班主任廖丽琼是“优秀班主任”,他们的班级是“优秀班集体”,他们班刚好转走了两个同学,她希望刘亦婷能趁此机会转到她们班上来。

  “你们到美国去准备干什么?”签证官又用英语问。

  按照爸爸的主张,一个阶段只解决一个主要问题。怎样确定当前的主要问题呢?我们经常运用的是“短板理论”—-�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由最短的那块木板来决定。加长短板,就能明显提高水桶的容量。

  我们告诉他,我们这次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参观、访问美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想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1991年7月5日(续)

  当天气热得实在难忍的时候,他们就把床单用水浸透,披在身上,以减轻酷暑的煎熬。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生意打开局面,才撤回美国。

  我们班上的男生看了《女神的圣斗士》之后,简直入了迷,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他们在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凤凰天翔”….的叫声。他们把红领巾取下来,说这就是瞬的“锁链”,两只手乱舞一通,再往前一跳就说是“凤凰飞翔”,手使劲儿往上一挥,就说是“庐山升龙霸”….

  “xxx!”她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一个名字。一位老太太赶快答应着,走了过去。大概她会最先得到签证吧?大家都在这样猜。

  这本书是3年以前买的,那时我才上一年级,只认得很少的字,所以第一遍还是妈妈念给我听的呢!

  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共趣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不无好奇地问我:“你一个中学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情况呢?”

  1991年,婷儿10岁时,我们培养婷儿的计划上遇到一个意外而强大的干扰—-大量的日本漫画集像蝗虫一样侵入图书市场,几乎所有的小学生都被极度夸张的日本漫画迷得神魂颠倒,传统少儿读物的颓势几乎可用“土崩瓦解”来形容!婷儿自然也被日本漫画迷住了、这种“文化沦陷”的情景,从婷儿的日记里可见一斑:

  出入境管理处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同意将此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他们的通情达理,使事情峰回路转,令人感激。可是按规定,这件事必须由处长亲自批准才行。不巧的是,处长因公出差,还远在桂林。当时已经是12月底了,离我应该出发的日期只有半个多月了,听说处长只能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回得来。

  1991年10月1日(10岁时)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1991年7月4日(10岁时)

  “这是叫‘猴子’的香味儿。瞧,就挂在车门上。”莉莎的车里整洁得像女孩子的“闺房”,一个形状像可爱的小猴子的五色香包,在车门上调皮地晃动,象是在迎接我的到来。

  张欣武一贯主张“好事要抓紧”,我赶紧到泱泱家进一步了解情况,泱泱的父母对廖老师也赞不绝口。张欣武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当即决定尽快“投奔”廖老师。在泱泱父母和廖老师及刘惠英老师的热心帮助下,商业场小学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转学费,婷儿第二个星期就成了廖老师班上的新同学。

  美国空姐与韩国空姐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韩国空姐很像是贤惠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美国的空姐就更像是精明强干的职业女性了。只见几个美国空姐手拿扩音器,大声地招呼旅客们上飞机,还帮助年老的旅客提包,拿行李。

  洗瓷砖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6千多考生,只录取 120人。录取比例只有
1.8%!这将是一场白热化的恶战,也是婷儿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激烈的竞争。

  我利用带去的春节剪纸举办了一个中国民俗讲座,从包饺子、吃汤圆,以及“福”字倒顺的特殊含义,让美国学生感受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充满情趣的民风民俗….

  听说,在清朝末年,新加坡的报纸上出现过一幅漫画,一个破烂腐朽的茅屋外面栽着一些七歪八倒的草。天上下着大雨,茅屋里下着小雨,这幅漫画的名称就叫《中国》。当时,我很不理解,中国怎么会是这样的呢?直到我读了《近代八十年》之后我才明白,近代80年的中国是封建社会最腐败的阶段、就像那间破茅屋一样。

  婷儿的话:

  后来,大立菊凋谢了,可我们和花农的友谊之花,却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盛开!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买了花之后,爸爸对我说:“你进去参观参观,长长见识。”然后又问花农妇女可不可以。花农妇女说:“可以。其实,也没什么看头。”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在我们看过的一期《文摘周报》上说,有一家的孩子数学都特棒,好几个孩子都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奖,他们就是用快速算扑克牌的办法训练自己的数学头脑。办法是:先去掉牌里的“大小王”和J、Q、K,然后把牌洗乱,再掐着表一张张地迅速累加牌上的数字。直到熟练无比为止。

  “妈妈,别担心。我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能被选上,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宽慰着妈妈,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尽管那种遗憾的感觉,仍然积聚在心里挥之不去。

  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人有求知欲,就可以得到连续不断的知识,就可以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谢谢。我能行。”

  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莉莎显得很内秀,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好奇。她说:“我在美国人里也是高个子。”我们一下子觉得熟悉起来了。

  在“积极防御”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几个月之后,丰厚的利润刺激得日本漫画越出越多,越出越滥,我挑出几本有不少错别字和语病的漫画书,和婷儿认真地谈了一次话。联系到她日记和作文中的错别字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婷儿口服心服地说:“迷恋漫画书确实会引起语文成绩下降,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看了。”第二天,婷儿和我把几十本日本漫画书全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后来婷儿虽然又有几次小反复,但程度都很轻,她也知道不好,批评几句就改了。

  “你是个骗子。我永远不给你签。”那位签证官大声说道,接着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口。这话从签证官的嘴里说出来,意味着永远拒签的结果。

  “为草当作兰,兰幽香风远。”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表现了他对兰花的珍爱。我家阳台上有一盆兰花,我也十分喜爱。我家的兰花是惠兰,夏天开花。那天,我去给兰花浇水,看见兰花冒了一枝花箭,我兴奋得血都涌到脸上,大声喊:“妈妈,爸爸,快来看啊,兰花冒花箭了!兰花冒花箭了….”这以后,我每天都要去看好几次兰花,看它长高没有,开花没有。一天天过去了,花箭从一寸来高长到一尺来高,又过了几天,一阵香味飘来,我想:“难道….”想着就跑出去一看,哇!兰花开花了!“兰花开了!兰花开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高兴得直蹦。那兰花是淡黄色,中间有一瓣儿花上还有几点红点儿,看上去,像一个花形宝座,有红点儿的花瓣像一条通往宝座的花地毯。而且散发出一阵阵幽香,虽说不浓,却让我陶醉。

  “我们的家快到了。”莉莎说。

  7月15日(10岁时)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第二,无论故事是悲剧或喜剧,人物代表正义还是邪恶,都要贯穿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决不能让孩子从中得出消极的结论。

  “马上。”一个清脆的声音答道。

  仅此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封建****制度是民族繁荣昌盛的大敌!

  “以前他们为什么拒签你呢?” 我好奇地问。

  看看她描写自己怎样玩耍,你就会发现,思想远比同龄人成熟的婷儿,仍然有一颗天真活泼、童趣盎然的心。

  走进机场,便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大概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太快了,一时竟很难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另一个半球的土地上。此刻的时间却由不得我们去惊异和感叹,因为我们还要去赶一个小时后飞往华盛顿肯尼迪机场的飞机呢。

  婷儿在这一类的玩耍中既练了观察力,又练了写作能力,她也高兴,父母也高兴。但这种随机的、散漫的学习方式毕竟不足以完成系统的教育,更无法培养严谨的科研素质。婷儿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她总是在完成了当天的学习任务之后,才下楼去玩儿。不过,婷儿毕竟只是个10岁的小女孩,假期里,听到别的孩子成天都在嬉戏笑闹,她也难免有思想动摇的时候: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在看电视和学唱流行歌曲的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先当“同伙”,后当“军师”,有意和婷儿保持着兴趣爱好方面的共同语言「BF]。对孩子来说,关心他们的爱好比关心他们的利益更容易取得认同感。我和婷儿一起看动画片《堂·吉诃德》时,我们边看边聊的内容,很自然地变成了她的感想,她自发地在“《堂·吉诃德》观后感”中写道:

  又是一个周末,我回到家中,妈妈正在疲惫不堪地切菜——一她才从四川大学拿了翻译好的材料送出去,也刚到家。

  我呆呆地蹲在书柜前,我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爸爸妈妈想方设法,给我节约时间,我却这样大把大把地浪费,怎么对得起爸爸妈妈呢?我越想越觉得不应该。于是,我收拾好灯和纸盒,回到写字台旁,认认真真地写起作文来。

  泰勒先生半是幽默半是认真地笑着说:“像你这样的中学生,以后应该去竞选总统。”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在巨浪翻腾的茫茫大海之中,一只帆船被风暴抛上抛下,颠簸不定,风帆已经被吹破了,桅杆也断了,15位少年危在旦夕。船随时都会被大海吞没,船上的少年们奋力与风浪拼搏,终被一个巨浪掀到了一个无名的荒岛沙滩上。船已经损坏了,但15个少年却安然无恙。从此,这群“鲁滨逊”式的少年漂流者,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过了两年“野人生活”。他们捉海龟、猎海豹、寻食粮、建屋洞、斗猛兽,绘制出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亲人身边。

  最高法院,是美国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这里,九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大法官,行使着对宪法和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他们确定的一个个判例,对美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气氛庄严肃穆,许多许多影响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从这座大厅里开始或终结。离法官席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深褐色的皮垫扶手椅,几年前的一天,克林顿总统就曾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大法官们的讯问。

  我先看了厨房、猪圈、水池,最后,来到了厅堂。厅堂正中摆着一张吃饭的桌子,桌子旁边有一筐小土豆,小的只有玻璃珠那么大,大的也只有表壳那么大。一位老大娘坐在筐子旁边削土豆,已经削了一篮子。墙上贴着一副中堂,左边写着:“寻母三年辉宋世”,右边写着:“为王几代耀明朝”,横批是:“祖德留芳”。中间写着:“朱世先高曾祖神位”。我问爸爸是什么意思,爸爸给我解释说:“‘寻母三年辉宋世’意思是:找妈妈,找了三年,光辉了宋代。‘为王几代耀明朝’的意思是:几代人都是王,显耀了明朝。‘祖德留芳’的意思是:祖上的美德流传下来。‘朱世先高曾祖神位’意思是:朱元璋先祖、高祖、曾祖神位。”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善。我相信,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我国的人权问题将会进一步进步和完善。”

  婷儿转学之前,已经报名参加“巴金杯小学生作文竞赛”。我专门陪她到成都西边的“巴金纪念馆”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找到不少可写的素材。虽说后来因为转学后不能重新报名而失去了参赛资格,这次“备战”过程还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巴金手稿上多处精心修改的痕迹,使婷儿彻底消除了对修改作文的抗拒心理。婷儿准备的参赛作文之一,就是以自己的转变过程写成的“给巴金爷爷的信”。

  “我们辛辛苦苦挣钱纳税,但却养活了一群懒汉!”使他愤愤然的,是美国社会救济政策的某些规定。有一批人就是钻了政府救济的空子,游手好闲混日子,时间一到就去排队领救济金,明明能干活,却不肯去工作。

  我们认为,商小的教学质量和婷儿在四年级的表现,标志着她在学习上已经走上正轨。下一步的培养重点,应该转向开扩眼界和增加社会知识上,以便为婷儿的持续快速发展铆足后劲儿。

  我马上答道:“我们并不打算在美国的学校学习,只是想看看美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铁樵夫,它是由一块一块的铁皮整齐地铆接焊合,而成为人的形状的。它有一颗红漆木头做的心,是男巫送给它的。我很喜欢这个黄人国皇帝�一铁樵夫,因为它在整个故事中,都显得十分善良、温和,愿为善良去和邪恶斗争。

  在换登机牌时,一位黑人警卫走过来,友好地问道:“Doyouneedhelp?(需要帮忙吗?)”

  您好!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惭愧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敬爱的巴金爷爷:

  在泰勒先生身上,有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

  有位大学生告诉我,婷儿考上哈佛的消息和特稿见报后,好几个大学生好奇地想试一试捏冰的滋味,但没有一个人坚持捏到了一刻钟。那么,感觉灵敏的婷儿又是怎样挺过常人难以忍耐的“折磨”的呢?还是听她自己说吧: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泰勒先生一家全都穿上正式的服装,为我举行告别宴。按美国习惯,男的一律西服笔挺,打着领结,女的都穿上宴会的正式裙装,以此来表示隆重。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讨厌修改草稿了,作文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老师还说我再加一把劲儿,还要把我的作文推荐到《成都晚报》的“苗地”专栏去发表呢!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一定会把发表的作文寄给您看。

  道路两旁的戾屋,多是两三层的建筑物,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屋前草坪、屋后花园、车库…
屋子外面花样翻新的小装饰,可以看出主人的风格和匠心。有的喜欢乡村风味,在进屋的台阶旁安上一串15世纪风格的小马灯,有的热衷古典风格,选用了罗马式的大圆雕花柱作门柱,有的爱好艺术气息,房屋的栅栏用的是精巧而纤美的镂花样式…

  可爱的咪姆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以后遇到的人和事,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

  “嘭”地一声,三号窗口被猛地推开,露出了一位签证官的上半截身影:

  体验惭愧和内疚,心疼爸爸妈妈

  拉瑞不仅为他选择的中国中学生而骄傲,更为他选择了中美人民友好的事业而自豪。

  这时,阿姨叫我们去吃饭,我们才告别了那只正在饱餐的蜘蛛。

  “Great!(太棒了!)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位警察搜出了违禁品就认可这种违法的搜查,这是我们为了维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应该付出的代价….”

  婷儿知道,做家务也是爸爸妈妈培养她好习惯的一种方式,主要培养她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每次遇到特殊的家务活,则是难得的作文材料,婷儿总会非常投入地去做。从她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婷儿对劳动没有半点抗拒心理,而是欣喜地感受着劳动的乐趣。

  “谢谢!”我和欧鹏同声说。

  几位校领导推辞了。其原因——我推测的原因,对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很清楚这些人的实力。从内心来说,他们一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让他们亲手划掉其中四个名字,他们很难狠下这个心。他们谦让着,请拉瑞作决定。于是,拉瑞不再推辞,他掏出本子,指着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我的名字说: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2月13日傍晚,领队的杨小虹老师突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明天上午9点20分,一家叫做C-SPAN的美国电视台,邀请我们做40分钟的直播访谈节目,问我们愿意出席吗?

  “他不是刚才自己写上去的吗?”我说。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参观结束时,肯尼迪大法官笑容可掬地和我们合了影,并在照片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送给我留作纪念。

  “排好队来拿吧!”

  有经验的人围了上去,热心地问:“你会不会是填错了表?会不会是她的中文说得不好,她大概是说你的申请表有什么地方不属实吧?……”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你们的Ap-66表格呢?”中秘问道。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唉,我的腿都软了!”清华的大学生一下子软软地坐了下去。他抬起头说:“我都怕来这地方了。拒签了六次了。我现在一看这个房子就怕。这一次眼看就要拿到了,可千万别再出事。”

  突然,签证官像是发现了什么,困惑地扬了扬眉毛:“DidItalktoyouthismorning?(我今天跟你们谈过话吗?)”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幸好,学校领导知道了我们的困难,马上决定以学校的名义,去找出入境管理处说明情况。当时正值冬季,冰冷的小雨时断时续,淅淅沥沥下了又下。几位学校领导不厌其烦,一次次打电话交涉,还一趟一趟亲自去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真的感动了上苍。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开玩笑地说:“该不是为你们自己的孩子办护照吧?”

  “Goodmorning,Sir!(早上好,先生。)”欧鹏说。签证官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把编号递了过去,他接过来,随手翻过来,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翻阅我们的材料,一边问:

  我虽然以前没有亲身经历过美国的电视直播节目,但却早有耳闻。据说哪怕贵为总统,也常常被那些伶牙利齿的主持人和记者们问得下不来台。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遇到过这种尴尬。可以想象得到提问的尖锐。

  一位重庆的大学生说,他已经两次被拒签了。另一位学者模样的先生说:“还有更惨的呢!有个云南的女的,每来签一次,路费住宿费就要花三千,也不知来签了多少次。”在这里排一上午的队,听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了。

  飞机在华盛顿肯尼迪机场降落了,在夜色笼罩下,就像降落在一块缀满闪光宝石的黑色丝绒毯上。

  “NO.Thanks(不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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