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抗美援朝,毛泽东传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⑨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④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⑤[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7页。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⑥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⑧《朝鲜战争》(中译本)第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④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⑧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月23日。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签字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他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⑤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⑤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②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⑦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二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甚为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于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⑥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⑦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毛泽东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④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⑤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⑧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19日。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作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⑧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⑨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

  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这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三月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葬礼。这期间,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⑧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①现译名为费德林。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①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⑨

  ⑦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⑥引自《真理报评世界舆论对中苏条约的反应》,见《新华月报》1950年3月号,第1096页。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⑥[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93页。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手稿,1951年2月25日。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前后,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⑨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⑧

  ①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7页。

宝马娱乐bm7777,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⑥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⑦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⑧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⑨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③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第43—45页。)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①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7-125页。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②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①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④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⑧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31日。

  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②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3日。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①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④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⑨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毛泽东总是这样,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既不是单打一,又不是无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③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④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④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0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③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②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⑤《彭真文选》(1941-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6页。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②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①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⑩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3日。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⑦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⑧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导第四、第五次战役,自己只在最必要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他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⑦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⑧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⑤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当晚六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⑩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

  ④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②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⑧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②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③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⑦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③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在反革命分子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虽然一九五0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⑤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⑨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⑩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手里。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③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5页。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⑤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一九五0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⑦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答记者问一月三日在报纸上一发表,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①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2日。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②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④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④毛泽东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15日。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⑧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⑤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⑤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⑥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⑦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⑨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⑥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⑦

  毛泽东在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同时,又及时地提出镇压也应当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①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⑥毛泽东致黄克诚并邓子恢的电报,手稿,1950年12月19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③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⑧

  ③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⑤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⑩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③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⑨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⑩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⑩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①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⑨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⑤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⑩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6页。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他们不甘心失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海、山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07页。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⑦

  “李奇微将军: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⑥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等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强烈愿望。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②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⑩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①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④

  ⑧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⑦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②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6页。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②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53年7月。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急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⑧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倾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这样,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⑥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7页。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毛泽东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站不出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个道理。”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④转引自邓华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53年4月2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9页。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⑤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④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⑥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五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⑧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③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③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①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④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⑤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手稿,1951年3月11日。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⑧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时写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7日。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①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①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时离十月八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②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①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李克农、乔冠华已经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⑩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22日。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②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⑨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①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毛泽东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句话:“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③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①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⑤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④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页。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⑥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⑩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⑤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③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随后,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⑨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⑦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3、234页。

  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④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⑦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⑨,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⑩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页。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⑩

  ⑩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6月21日。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⑥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0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毛泽东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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