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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bm7777】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艾森豪威尔传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最后要说明的也许是最关键的一点。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托尔斯泰比荷马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因而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托尔斯泰在这以前的二十六个世纪却毫无影响,而荷马的影响已经持续了2700多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时间来看是很多其他文学人物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在人类奋斗的任何领域中的人物都无法比拟。

  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无能的军官越早离开军队、越早被淘汰越好”。很多军官在和平时期工作得很好,甚至很出色,但在战时却不符合要求,这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战斗时体力和精神上的严峻考验。因而,艾森豪威尔驱使他的部队进行艰苦的训练,原因之一,是要发现哪些军官能够一连几天很少睡眠、吃不到热菜热饭、在连续不断紧张地执行上级命令后,仍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对于这类军官,他格外欣赏;而对那些遭受挫折后便无精打采、叫苦连天的军官,则不再重用。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宝马娱乐bm7777 ,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

  艾森豪威尔心里一热,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份建议竟使马歇尔将军如此看重自己。他不由得仔细打量起这位识才爱才的将军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第一条假定认为《伊利亚特》确实只有一个主要作者(这完全是因为该诗写得太妙了,所以不可能是一帮人写的)。在荷马以前的几百年间,其他希腊诗人已写出许多同一题材的短小诗篇,荷马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但是他决不是仅仅把先前的短小诗篇收集起来汇编成《伊利亚特》,而且从中挑选、整理、修改、补充──与此同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天才创造出最终完美的成果。荷马,创造这部杰作的作者很有可能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虽然对这一日期还有许多其它说法,其中大多认为比这早些。我还假定《奥德赛》的主要作者也是同一个人。虽然认为这两部诗是由不同作者创造的论断(部分根据其风格不同)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从整体来看两部诗在风格上的相近点远远超过其不同点。

  三个月后,沃尔特·克鲁格中将写信给马歇尔将军,说他需要一名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似乎难以相信象这样的宏篇巨制的诗的画卷能够用口头语描绘出来,但是大多数学者看来一致认为它们至少大部分或许完全是口头作品。但是它们何时首先有了书面形式还无法确定。从这两部诗的长度来讲(总共近2800行),要不是在问世不久就被记载下来的话,看来就完全不可能很准确地流传下去。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两部诗就已被认为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有关荷马生平的情况在当时就已失传。从此以后,希腊人一直认为《奥德赛》和《伊利亚特》是自己民族至高无上的文学杰作。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文学风格变化沧桑,而荷马的声誉却一直未减当年。

  当他开始讲评时,艾森豪威尔静静地燃起一根烟。刚刚吸了两口,蒙哥马利便突然停止说话,把大鼻子仰得高高的,认真地在空气中嗅着什么。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①《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这两部史诗各为24卷,共48卷,被认为是希腊团结和英勇的象征及其文化和教育的基础。《伊利亚特》讲叙了阿喀琉斯(Achilles)由于受到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轻蔑而勃然大怒以及由此在特洛伊战争中带来大灾难的故事。特洛伊战争是亚该亚人为营救被特洛伊王子巴利斯(Paris)拐骗走的斯巴达国王梅雷阿斯(Menelaus)之妻海伦(Helen)而对特洛伊所发动的进攻。诗的主要情节只包括战争最后一年四天中发生的事件;谱写了与战争进展相关的种种前奏曲,塑造了许多人和神的角色。《奥德赛》是描写伊大卡国王奥德修斯(Odysseus)历经十年漫游(虽然诗的情节实际上只出现在最后六周)后从特洛伊战争重返家园的故事。到了家他发现只有他的忠实的狗儿和一个仆人能认出他来。在儿子特勒马库斯(Telemachus)的帮助下,消灭了对他妻子彼娜罗普(penlope)纠缠不休求婚的不阿之徒,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国王地位。

  1942年3月9日深夜,他正在拟定一个作战计划。副官走近他,弯下身来低声向他耳语了些什么,艾森豪威尔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家中传来了惊雷般的消息:父亲病危。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即使在当代,每个著名作家实际上不是直接受到荷马的影响就是受到诸如索福克勒斯和维吉尔这样作家的影响,后者是直接受到荷马强烈影响的。在历史上再没有那位作家有近乎这样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马歇尔笑吟吟地点点头。不过,他并没有接受这一推荐。

  94.荷马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仅仅有时间把这一件事情记在日记中。他写道:“战争不是温情脉脉的,我没有时间沉溺于甚至是最深沉、最圣洁的感情之中。”

从上所述显然可见现在对荷马本人的情况知之甚少,实际上有关他生平的资料也不确切。上溯到早期的希腊年代,就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传说认为荷马是个盲人。但是两部诗中鲜明的视觉比喻表明即使荷马确实是个瞎子,他也不是生来就失明。从诗中的语言隐约可见他生在奥尼亚,爱琴海东岸的一个地区。

  繁忙的工作开始了。不过,艾森豪威尔最希望去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办公室。他不停地抱怨说:“天啊,我多么不愿意按照别人所吩咐或迫使的那样去进行工作!在这里,官员们总是在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要么便惊天动地大拍桌子——却没有几个实干者。他们轻率地预先宣布结果,而且虚张声势。倒霉的总是实际工作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就荷马诗歌的作者真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何时何地及怎样写出来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个人吗?每部诗都是由一个作者独自写出来的吗?也许没有象荷马这样的一个人,这两部诗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修订过程汇集而成的,或者是编者从许多不同作者的诗集中编辑成册的。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做过许多年的研究,彼此意见不一。那么一个不是研究古代希腊文学的学者怎么能知道真正的答案呢?我当然不知道答案,但是为了确定荷马在本册中的名次(如果他有一席之地的话),我做了下列假定:

  艾森豪威尔领受了任务,来到参谋部作战处给他的一张大桌子前,坐了下来。他取了一张黄色薄纸,塞入打字机,用一个指头轻轻打出“需要采取的步骤”几个字。

荷马对古代罗马作家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所有古代罗马作家都把他的诗歌看作是杰出的典范。常被认为是罗马最伟大的作家维吉尔也在创作他的杰作《伊尼德》的过程中,有意模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玛咪依偎在丈夫怀里,沉默了半晌。稍顷,她感慨地说:“我真希望再也不会发生战争。那样你不必颠沛流离、饱受辗转之苦了。……你知道吗,每次你一到外地去,我的心就开始打鼓,每天晚上为你祈祷、祝福。有时候半夜作恶梦,醒来以后见你不在身边,我就偷偷地哭……到了时间你没回来,我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向参谋部打电话,像个疯子……”

②《伊尼德》(Aeneid):维吉尔所著的12篇史诗,以扬抑抑六步格诗行(dactylichexameters)组成的拉丁语诗,叙述特洛伊城陷落后,伊尼亚士(Aeneas)的冒险事迹,歌颂罗马的光荣。

  “亲爱的,怎么想起说这些了?”玛咪眼中浮起一丝笑意。在她心目中,丈夫只是位军中猛将,很少会探究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偏过头去,发现丈夫湛蓝的眼眸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爱怜。

那么究竟为什么还把荷马列入此册之中呢?其理由有两点。第一,若把所有这些世纪以来亲自听过或读过荷马诗歌的人加起来,其数目是相当大的。在古代世界里,荷马的诗歌比现在要流行得多。在希腊,他的著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很长时期里对人们宗教观和道德观都有影响。《奥德赛》和《伊利亚特》更是人所共知,不仅为文人所通晓,也为军事和政治领袖所熟谙。许多古代罗马领袖引证荷马的诗,亚历山大大帝在出征时总是随身携带一本《伊利亚特》。甚至在今天,荷马也是有些人特别喜爱的作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时都读过他的作品(至少是一部)。

  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醒来,眼睛红肿。他读了自己写的日记,摇摇头,把它撕成碎片。

也许荷马对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所有杰出的希腊诗人和剧作家都受过荷马的影响。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亚里士多德──这里仅提几个罢了──受荷马传统熏陶颇深,他们都是根据荷马的文学思想才提出了自己杰出的文学观。

  “我”。艾森豪威尔答道。他皱了皱眉头。

从荷马的偌大名气和声誉来看,我因把他在本册中的名次排得这样低而感到有些不安。这样做与我把大多数其他文学艺术人物的名次都相对地排得低些的道理相同。就荷马的情况而论,声誉和影响之间的差别似乎特别大。虽然在学校里学生常学他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从中学或大学毕业后,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再谈荷马。他与莎士比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不但有人读,而且他们戏剧也经常上演,拥有众多的观众。

  黄昏时分,艾森豪威尔拿着打印好的“答卷”回到马歇尔的办公室。马歇尔正等候着他。

荷马的话也不被广泛地引用。虽然荷马的诗句可以在巴特利出版公司的读物中找到,但是在日常交谈中却很少使用,这又与莎士比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欧马尔·卡雅姆这样的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诸如“省一分钱就是挣一分钱”这样被广泛重复使用的警句可能在实际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政治上的态度和决定。如今象这样被广泛引用的话,在荷马的诗句中是找不出来的。

  “我当然要仔细研究了。你可能是文件的执行人。”马歇尔平平淡淡地回答说,“另外,艾森豪威尔将军,你认为谁来担任欧洲战区司令最合适?”

  艾森豪威尔脸涨得通红,他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他大声回敬道:

  “嘿,艾克,用不了多少时间,你的每个肩膀上都会出现一颗大星星。”

  他吩咐勤务员收拾一只手提包,让副官简单为他准备了一些菲律宾的材料装了进去,吻别玛咪:“亲爱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艾森豪威尔更如鱼得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好动、活泼而能够吃苦耐劳的天性。当时,他担任陆军第3师第15步兵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频繁地外出探险、打猎。在他的记忆中,那一段快乐的时光是在“枝桠,纠缠交错的灌木丛、幽静深险的洞穴,以及野兔出没的小山”中度过的。

  美军在英国的集结阶段代号为“博莱罗”,按计划要立即开始行动。但出师不利,一开始便遇上麻烦。由于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美国海军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压力,罗斯福总统决定对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地面部队增加2.5万人。艾森豪威尔起草了一份呈交总统的备忘录,指出这样会破坏“博莱罗”。

  可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床头的电话就响了。熟睡中的艾森豪威尔恼怒地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副官惊慌失措的声音:

  “尽管及时增援菲律宾以抗击日本的侵略是不可能的,然而,美国仍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因为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的人民将注视着我们。他们可以原谅失败,但他们不会原谅放弃。”

  这时,艾森豪威尔开始关切自己的前途。他知道,尽管自己在美国军队里享有“卓越参谋军官”的声誉,然而,自己的军衔太低,仅仅是一名中校而已,因此他对巴顿的提议一笑了之。

  渐渐地,艾森豪威尔无拘无束地与士兵们打成一片。对于他的热情,他的坚强个性,士兵们都很钦佩,甚至崇拜。艾森豪威尔最喜爱欢快的行军进行曲《啤酒桶波尔卡》,不久,这首曲子便成为全团行军时惟一的进行曲。他从不摆官架子,从不依势压人。他时常出入士兵宿舍、食堂,了解士兵们的吃住情况,一有问题立即解决,从不拖延。

  “怎么办呢?”艾森豪威尔从未经历过这么大的压力。

  他对大家说:“士气既是最强有力的,同时又是最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它能抵抗战争的冲击,甚至灾难,但也可能被偏袒、冷落或不公正完全摧毁。……军队不能娇生惯养,因为这样不能培养士气,只能宽容和鼓励无能。”他要求属下,要像他自己一样,不停地工作、工作、再工作。

  艾森豪威尔发现,马歇尔无论是作为将军,还是导师,都是理想的上司。他对马歇尔有着“无限钦佩和尊敬”,进而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1942年,他对他的一名助手说:“我不愿意用1个马歇尔去换50个麦克阿瑟。”说完,他想了想,接着脱口而出:“天哪,这可是一桩糟糕的买卖。我面对50个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呢?”

  约翰走近车门,停了下来,转过脸——他“啪”地一声把手举到帽檐,行了一个军礼。艾森豪威尔的眼圈刷地红了,而玛咪早已泪流满面。这是艾森豪威尔家的最后一次家庭聚会,直到战争结束。

  3. 上司马歇尔

  马歇尔非常感兴趣地翻阅着这一草稿。

  一出车站,他立即叫了辆出租车,迅速奔赴位于宪法大街的陆军部。为了他的到来,马歇尔专门致词表示欢迎,这使艾森豪威尔有些受宠若惊。

  整个2月份,艾森豪威尔都在为这一计划而绞尽脑汁。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听取各兵种的战况汇报,与手下军官一起分析、研究、论证,终于于3月下旬拿出了一份代号为“围捕”的具体计划。

  5. “围捕”计划

  在这个没有命令、没有电话、没有图表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又回归到了大自然,他打了一整天的飞靶,直到浑身被汗水浸透才恋恋不舍地回到驻地。艾森豪威尔非常怀念过去轻松愉悦的日子,但他更渴望那种紧张刺激的战斗生活。

  “欧洲战区”是艾森豪威尔为伦敦司令部起的名字。

  “将军,我对你所说的很感兴趣,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对我来说,我根本不在乎你的晋升计划。我到战场去,只是要尽力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你愿意我在这里呆多久,我就呆多久。我才不在乎我被拴在办公桌上有多久!随你的便吧!”

  “出去注意身体,你也不再是小伙子了。”玛咪无限爱怜地说。

  突然,玛咪想起一个问题来:“你发了饷了?”

  “亲爱的,我出去后,你一定要时时写信。”

  马歇尔接过稿子,仔细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他冰冷的脸上有了笑意。他不由得读出了声:

  马歇尔温和地注视着艾森豪威尔,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尽你所能去拯救他们吧。好,从现在开始,由你来负责作战处菲律宾和远东科的工作!”

  “我知道。”艾森豪威尔微笑着说。

  艾森豪威尔插话说:“在这方面,我们要万无一失。我们必须冒很大的风险,需要花多少钱就得花多少。”

  临行前,约翰得到西点军校的批准,回家为父亲饯行。约翰已成为优秀的西点学员,英姿勃发,颇有父亲当年之勇。父子俩海阔天空,谈论军校的生活,谈论不止的战争,谈论他们熟知的一切。一直到深夜,他们仍无睡意。

  三天后,经罗斯福总统批准,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欧洲战区总司令。这一任命,完全出乎艾森豪威尔的意料之外,也是玛咪做梦没有想到的。

  马歇尔几乎没有什么亲密无间的朋友。当他休息时,他便独会一人去看电影,或者在花园中散步。他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轻易不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例如,很少有人能够不受艾森豪威尔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容的影响,马歇尔却是个例外。全军的军官都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马歇尔却一本正经地称呼他“艾森豪威尔”。在他们相处的岁月中,马歇尔一直称他“艾森豪威尔”,但有一次说漏了嘴,叫了声“艾克”,把艾森豪威尔吓了一跳。而马歇尔也马上改口,在第二句话中竟连用了五次“艾森豪威尔”。

  5月23日,艾森豪威尔乘专机飞抵蒙特利尔,然后前往拉布拉多半岛的鹅湾。这时天气突然转坏,刮起了罕见的暴风,艾森豪威尔被迫在纽芬兰过夜。在那儿,他度过了半年来的第一个休息日。

  “这是给你的。”艾森豪威尔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

  玛咪发现,艾森豪威尔一旦成为上校,许多待遇也随之改变,比如,他们可以有一名勤务兵和一名副官。玛咪在当地布告栏上贴出一张布告,征求一名“活泼、能干”的勤务兵。

  然而,艾森豪威尔不能这样无限制地在第15兵团呆下去。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我要请你担任参谋长,或者当团长。你可以告诉我,你想担任哪一种职务。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在一起是会成功的。”

  4. 父亲撒手人寰

  “他们可以原谅失败,但他们不会原谅放弃。”马歇尔重复着这句话,微微地点着头,“有道理!有道理!”

  简短寒暄后,大家在会议桌前坐了下来,马歇尔迅速切入正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太平洋的形势,把美国、日本、菲律宾各方的兵力规模及损失列举了一下。接着,马歇尔隔着桌子向前探身,两眼盯着艾森豪威尔问道:

  “围捕”计划要求有一支5800架作战飞机组成的空军部队以及一支总数达48个步兵师和装甲师的陆军部队,其中半数是英国的。计划内容是,1943年4月1日,对塞纳河口东北、勒阿弗尔和布仑之间的一段法国海岸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在海岸沿线发动突然袭击及空袭,以达到骚扰德国人的目的。如果必要,在1942年9月进行决死作战的“大锤”行动,以便解除俄国的压力。但总的来说,重点仍放在1943年横流海峡进攻的“围捕”计划上。

  “我是参谋长秘书沃特特·史密斯上校。你是艾克吗?”

  几天后,年轻可爱的一等兵迈克尔前来应征。迈克尔后来说,他看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觉得他是一名“极其正直”的军官,并“常常能准确地知道他对你的看法”。在他眼里,玛咪则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士”。

  艾森豪威尔非常渴望能在建立军队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工作18个小时,而且不休星期天,就连他喜爱的运动和打猎活动也暂时停了下来。他制订训练计划,视察部队,给下级军官上课,领导野外演习,并竭尽全力地鼓舞和保持部队高昂的士气。

  1940年11月1日,巴顿写信劝艾森豪威尔快点申请调动。他在信中说:“如果你有门路,就要走门路,因为很快这个军将有十个新来的将军。”十个将军?艾森豪威尔怦然心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然而,一个仅仅是中校的中级军官,怎能与职衔和资历比他高许多的人竞争呢?他写了申请调动书,但是他几乎没有抱什么希望。他想,由于他太低的军衔,他肯定会遭到拒绝。他写信给朋友抱怨说:“对军衔这类事情这样苛求,使我非常吃惊,至少可以说有点好笑。”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五天内,整个军队,或者说,整个美国,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桌子上,骤然多了许多需要处理的、像小山一样堆积的文件。

  “噢,太美丽了——我简直配不上它……”

  那天,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军官晋升的问题。马歇尔对艾森豪威尔说:“上次战争中,许多在战场上进行战斗的军官没有得到提升,而在后方的参谋军官却被提拔。这次,我想补偿一下。以你的情况为例,我知道有的将军推荐你当师长,有的将军让你当军长,这都很好。但是,你就是要留在这里,担负你的职责。”

  6月,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很不满意,因为英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蒙巴顿外没人真正相信“围捕”行动,更别提

  参谋长要找我?什么事呢?艾森豪威尔心里琢磨着。可能是他想了解一下菲律宾的防御情况吧?

  “我不允许在我的办公室抽烟”,蒙哥马利板着脸说,“不管是谁”。

  他关起门来,开始缅怀他的父亲,并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悼词。他称赞父亲“真诚、自尊,不好表现,谦逊、沉着”。“我以他是我父亲而深感骄傲”,艾森豪威尔含泪写道,“然而,要让他知道我爱他有多深,总是那么困难”。

  父亲这一次的病情非同寻常,是母亲连夜打来的电话,副官接的,说是“中风,恐怕不行了”。艾森豪威尔心里格登一下子,心想,那个可怕的时刻终于到了。他沉默半晌,走出灯火辉煌办公室,冲进茫茫夜色中。

  约翰两天的假期飞快地度过了。星期天下午,约翰收拾好行李,拥抱了他的母亲,与父亲握手,然后沿着鹅卵石的小径向等候着的出租汽车慢慢走去。风呼呼地吹着,卷起地上的砂石,拍打着约翰笔挺的士官军服。

  父亲戴维是艾森豪威尔一生中,除了母亲之外,最热爱、最尊敬的人。父亲对他的成长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艾森豪威尔结婚后,总不忘抽空回家去探望一下父母双亲,有时工作人员路过他家时,他也顺便捎一些东西回去孝敬父母。父亲年岁已大,近年来疾病缠身,艾森豪威尔对自己不能在父亲的病榻前尽儿女之孝,内心感到非常愧疚。相反,父亲理解儿子的工作,他劝儿子少回家,多为国家干点事情。这样艾森豪威尔心里稍稍感觉好受一点。

  “2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艾森豪威尔眼光凝望着窗外的远方。

  尽管是临时任命,这却是他所有晋升中最令他开心的一次。由于成为上校,他最大的志愿得到满足。玛咪和约翰专门为这次晋升开了一次庆祝会。他的同事祝贺他说:

  当火车驶过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州时,铅色的天空中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艾森豪威尔盯着窗外风驰电掣般掠过的黄土地和灌木丛,听着雪粒猛烈击打玻璃窗的声音,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

  “谁在抽烟?”蒙哥马利猛然大喝一声,在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吓了一跳,大家齐刷刷把头抬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他冷静下来,缓缓地打出一行字:“速度是最重要的。”他的建议是,在澳大利亚建立基地,可以从那里设法增援菲律宾。

  艾森豪威尔觉得有些上火,说道:“将军,您知道,我想到前方去。”

  “不行!”马歇尔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这对你似乎是一种牺牲,但是必须这样。”

  1941年12月的一天,艾森豪威尔经过千里奔波后,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

  “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们行动的总方针应是什么?”

  尔后,他便靠在椅背上苦苦思索。显然,菲律宾是保不住了,目前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将军队撤至澳大利亚,在那儿建立起一个反攻基地。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军队的荣誉就要蒙受损失——要知道,美国在远东的威望对那些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玛咪嗔怪地瞥了他一眼,“我应该问你才对。”

  艾森豪威尔读了这些,又惊讶又高兴。数十年来,他经常在想:“是否我的这次发火,反而使马歇尔对我更感兴趣?”

  回到美国,玛咪无疑是最兴高采烈的。她在菲律宾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回到家乡以后,健康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在她的主持下,“艾森豪威尔俱乐部”重新开张。一些旧朋新友纷纷前来拜访,一时间艾森豪威尔家灯火通明,欢歌笑语接连不断。

  艾森豪威尔揽住玛咪,轻轻地说:“玛咪,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好吧。”马歇尔回答道。马歇尔并非完全了解艾森豪威尔,他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有关他的一些事迹,因而,他想亲自看看艾森豪威尔在战争的压力下如何行动。此时此刻,他必须立即知道哪一位军官能够帮助他。

  1942年初,欧洲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向法国海岸进行直接攻击的建议,马歇尔便让艾森豪威尔起草发动第一次进攻的计划。

  他把椅子狠狠地往后一推,椅子倒了,厚厚的椅背摔在地板上,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没有顾及这些,昂起头,大步流星地向门口走去。在走近门口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马歇尔那副瞠目结舌的表情。

  这次晋升,使得艾森豪威尔举手向国旗致敬的照片在全国流传开来。美国人民以及新闻界开始发现,艾森豪威尔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最上镜的人之一。一位住在丹佛的朋友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寄一张您微笑着的签名照片好吗?”

  “大锤”行动了。他把一份对欧洲战区司令部的指示草稿呈交给马歇尔,

  儿子走了,丈夫也要走了。玛咪心情非常沉重,因为她明白,他这一走,将意味着又是长长的别离。早晨,玛咪穿着睡衣走进丈夫的工作间,艾森豪威尔与她拥抱。

  1940年到1941年冬天,艾森豪威尔工作异常繁忙,这也使他暂时忘掉了个人问题。军队在扩充,他的部队也是这样,时光在高效率的工作中悄然而逝。

  在菲律宾的热带气候中,艾森豪威尔曾一度消瘦,而回到美国,他马上又健壮起来。许多人认为,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的确,部队工作和野外生活,令他心情愉快,使他恢复了旺盛的精力。

  1941年7月1日,正值艾森豪威尔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们一家到达第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休斯敦萨姆堡。因为艾森豪威尔现在是上校,这使他有资格拥有一幢萨姆堡漂亮的旧式砖房。房子四周有着遮荫的走廊,还有一个绿草茵茵的大草坪。不过,玛咪却一直气呼呼的,因为本来他们可以好好庆祝一下结婚纪念日的,可是搬家却使他们的计划泡了汤。

  全军队的人都知道,马歇尔越来越重用艾森豪威尔了。

  由于恶劣的气候,艾森豪威尔只能转乘火车,经过堪萨斯城,向东隆隆而行。火车行驶在他30年前从阿比伦到西点军校去的同一条铁路线上。

  “是么?”艾森豪威尔笑着说,“那时候我已经80岁了吧?”

  艾森豪威尔气呼呼地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的怒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他走近自己的书桌,狠狠地在日记上飞快地写了起来,以发泄他的怒气。一想到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自己却在华盛顿消磨时间,作战机会眼睁睁地从他面前溜走了,这太令人气愤了,太不公平了!艾森豪威尔一边怀念父亲,一边咒骂着马歇尔的冷漠和不近人情。自己太不幸了!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这是用我在菲律宾攒下的那笔钱买的。希望它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以纪念我们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

  “告诉你的上司,正式命令随后下达”。

  艾森豪威尔说:“将军,请您仔细研究一下该稿,因为这份草稿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战争中的重要文件。”

  玛咪心疼地盯着丈夫一夜未睡而略显憔悴的脸。她轻轻地抚弄着艾森豪威尔光滑的脑袋。夏日金黄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映进来,镀在艾森豪威尔的脸上,显现出几条深深浅浅的痕迹。他仍是那么英俊,坚毅,自信,正像20多年前她执意要嫁的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递交给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接着,英国也同意了这个计划,尽管有些勉强。

  “高瞻远瞩、思想进步、积极主动、足智多谋、深刻了解整个部队情形”的参谋长。马歇尔马上回了信:“最佳人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先生,珍珠港被轰炸了。”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晨,玛咪劝艾森豪威尔不要去加班了。艾森豪威尔没有听,到办公室去处理完日常文件。大概中午时分,他对副官李说:“我太累了,我想回家睡一会儿。不管谁来的电话,都不要接。我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机会就在你身旁。伸出手去抓住它”。一路上,艾森豪威尔的耳畔一直回响着父母对他说的这句话。他知道,这不仅是重大的任务,而且也是他个人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机会。他紧张地阅读着材料,认真地为与马歇尔的全面作准备。

  “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这么多年,你跟着我颠沛流离,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日子。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么多苦的?”

  1. 卓越的参谋军官

  艾森豪威尔犹豫片刻,请求道:“马歇尔将军,请你给我几个小时。”

  马歇尔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非凡的敬业精神的人。他不能容忍别人工作中的差错,但是对那些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却非常信赖。

  春日的夜晚,安详、静谥。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看到了幽蓝色的天空里撒满了眨着眼睛的繁星,他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流了出来。他想起了小时候与父亲一起数星星的那些夏夜,与父亲一起打球的那些午后,甚至与父亲大声争吵的那些场面……这一切,回忆起来,竟是那么如梦如幻如真。那时,父亲还是个年轻力壮的英俊小伙子,而现在……

  1941年,一纸调令,使艾森豪威尔成为第9军军长凯尼恩·乔伊斯将军的参谋长。同年3月,他晋升为上校。

  此后,马歇尔一直提拔艾森豪威尔,不断地加重他的责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总是异常繁忙。军官们和文件流水般涌入,命令和计划流水般发出。艾森豪威尔沉着、坚定的作风,给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天,艾森豪威尔接到陆军部打来的电话:

  5月27日,艾森豪威尔观看在肯特举行的野战演习,并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将军。演习刚刚结束,蒙哥马利便对这次演习进行了讲评,但他给艾森豪威尔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蒙哥马利并非照片上那么挺拔魁梧;相反,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反而有些瘦小猥琐。他身着野战大衣,歪戴军帽,死命地皱着眉头,仿佛一直在发脾气。他天生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气,尤其是对美国人更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对他都敬而远之。

  “参谋长要你乘飞机马上到这里来”。史密斯上校用命令的口吻说,

  接着,艾森豪威尔挑选了欧内斯特·李中尉作为他的副官。李聪明伶俐,善于谈吐,乐观愉快,具有副手的优秀条件。艾森豪威尔喜欢他陪伴,逐渐依靠他来处理繁杂的办公室事务。李与迈克尔一起,成为艾森豪威尔家庭的成员,努力而出色地工作,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奖赏。1941年9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准将(临时任命),一时间祝贺信件和卡片像雪花一样纷纷而至。

  “给我的?”玛咪惊讶地接过盒子,轻轻地打开锦锻盒盖。这是一块精致、漂亮的白金女表,手表的小小表面周围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钻石,在夕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艾森豪威尔平静地掐熄了烟头,心里却有些不舒服。不过,虽然蒙哥马利给他的印象不算太好,他回国时在报告中仍称蒙哥马利是一名“果敢有力的人物”,“精力特别充沛,而且精通业务”。

  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有了精疲力尽的感觉。由于形势紧迫,他不能回家奔丧,心里既痛苦又矛盾。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急迫地想参加正在进行的战斗。由于工作压力以及极度的焦虑,他竟然冲着马歇尔将军大发了一次脾气。

  一向幽默的艾森豪威尔回信说:“一想到有人要我的照片,我就高兴得要命。我把照片马上寄了出去——趁你还没有改变主意。你想要三张或四张吗?”

  在这份草稿中,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战区司令应当实施绝对统一的指挥”,战区司令应组织、训练和指挥派往该战区的美国陆海空三军部队。

  马歇尔素以“冷淡而严厉”著称,令人难以接近。他迫使每一个人对他保持距离,甚至总统也不例外。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接见他时,亲热地喊他“乔治”,并试图去拍他的肩膀。然而马歇尔灵活地一闪,躲开了。他想让总统知道,他的名字是“马歇尔将军”。果然,总统以后再也没有称他“乔治”。

  艾森豪威尔吃了一惊。他没想到马歇尔将军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情况不比新闻界多多少,而且他又没有带参谋人员来帮助他准备作答。

  那天晚上,他在7点30分还是停止了工作。他说:“我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下去。”

  “不,亲爱的,你是惟一能够配得上它的人”。艾森豪威尔微笑着。

  一周后,马歇尔推荐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将(临时任命)。在写给总统的推荐信中,马歇尔写道:“艾森豪威尔先生实际上不是一位参谋军官,而是我的作战军官,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是的。”艾森豪威尔回答。

  他的工作是帮助训练美军去抗击德国军队。令他欣慰的是,政府终于开始重视军队,开始扩充军队,按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装备军队。1939年到1942年间,军队由19万人大幅度扩充至500多万人,采用全新的武器装备,并且进行了组织、纪律和战术方面的彻底改革。

  他摊开本子,重新写道:“生气成不了事,甚至使人不能冷静思考。昨天我干了什么?我发了一小时的火!多年来我发誓做到绝不放纵自己,但昨天我没有做到。”

  艾森豪威尔默默地听着,眼睛湿润了。

  “前方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艾森豪威尔略略思索了一下,“我认为麦克纳尼将军最合适。我知道他以前在伦敦工作过,对英国三军军部的工作非常熟悉,而且认识那儿的许多军政要员。另外,麦克纳尼将军坚决相信,空军有力量使盟军从陆地进攻法国,完成‘围捕’计划”。

  2. 紧急调令

  “我会永远珍藏着它。”玛咪把手表贴到胸口,动情地说。

  当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已经黄昏了。休斯敦的夕阳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他们敞阔的公寓里,给玛咪那疲劳过度、有些苍白的脸镀上一层红晕。

  两天后,马歇尔同意这项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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