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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有子初长成,毛泽东传

  ”我在收拾书包。”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⒅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临时中央那时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⒆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⒇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21)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宝马娱乐bm7777,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但是这时又有一支西班牙部队登上海岸,他们在潘菲罗·纳瓦埃兹的率领下奉命来逮捕科尔特斯。科尔特斯把一部分军队留守在特诺奇蒂特兰,率领余部匆匆赶回海岸,在那里打败了纳瓦埃兹的部队,说服其残部加入了他的队伍。但是当他可以返回特诺奇蒂兰时,阿兹特克人对他的留守部队忍无可忍,奋起反抗。1520年6月30日,特诺奇蒂特兰爆发了一场起义,西班牙部队伤亡惨重,只好退回特拉斯卡拉。但是科尔特斯又重新充实了部队,翌年五月卷土重来,包围了特诺奇蒂特兰,于8月13日攻陷该城。此后,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控制是相当稳固的,虽然科尔特斯需费些时间来巩固对边远地区的征服成果。特诺奇蒂特兰市得以重建,改名为墨西哥城,成为新西班牙殖民地的首都。

  此外人性又有另一个基本表现,就是”没有失的’得’,不觉其得之可贵;失而复得之’得’,愈觉其可珍!”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从科尔特斯起程时所率的小部队的人数来看,他征服了一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帝国,这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功勋。历史上以极少数征服极多数人的唯一例子是弗朗西斯·皮扎诺征服了秘鲁的印加部落。人们自然会对科尔特斯成功的原因和过程感到好奇。无疑他拥有战马和火器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些在数目上非常小的战马和火器远远不能补偿他在人数上所处的巨大劣势(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有两个到墨西哥海岸的远征队都未能建成殖民地,也未能取得任何永久性的征服胜利)。科尔特斯所表现出的领导才华、勇气和决心无疑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他有非凡的外交才能,他不仅免使印地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反而还成功地劝服了许多印地安人加入了他的队伍来打击阿兹特克人。

  相信每个作母亲多年的,都经验过,自己离家多时之后返回,所见到的一双双殷切、盼望而欣喜的眼神。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科尔斯特一心要进行征服,即决定向内陆进军,侵占阿兹特克领土。他的一些士兵因寡众悬殊而感到心惊胆颤。于是科尔特斯在进军前,毁坏了探险队的船只,使得他的手下将士要么就跟他夺取胜利,要么就被印地安人斩首杀头,别无它路可走。

  ”好啊!我赞成。”儿子继续看他的电脑杂志。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⑿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⒀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⒁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⒂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⒃
  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注释:

  于是感冒药画面插入,母亲吃下去。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①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
  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⑧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⑩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⒁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⒂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49号,1933年10月10日。
  (28)《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6月22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页。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页。

西班牙人成功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们的宗教热情。当然在我们看来,科尔特斯的入侵似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侵略行为。但是科尔特斯相信他的入侵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他能够而且确实是十分真诚地告诉他的手下人胜利定会来到,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战斗在基督的旗帜下。科尔特斯对宗教用心十分真诚:他不止一次铤而走险去劝说他的印地安盟友改信基督教,才使他的探险队终获全胜。

  由故事一,我们发现孩子常犯一个毛病,就是不知道怎么分配时间。他们可能明天要考三科,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准备第一科上,等第一科读完,却已经晚到没时间和精力念下两科。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

但是阿兹特克的地势却不象秘鲁那样多山,而且墨西哥(与秘鲁不同)的边界与大西洋的一部分接壤,因此较容易受到西班牙军队的进攻。由此看来,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征服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科尔特斯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别具才华的领导是加速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

  结果:没上学。结果:报告没准时缴。结果:补考之后被扣分。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⒄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墨西哥征服者荷南多·科尔特斯于1485年出生在西班牙麦德林。他父亲是一个小贵族,他年青时在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法律。到了十九岁他离开西班牙到新发现的西半球去碰运气。1504年他到达希斯盘纽拉岛,在那里的几年时间里,他作为一个乡绅,不劳而获,放荡不羁,虚掷光阴。1511年他参加了西班牙征服古巴的战斗,历经过这场冒险之后,他与古巴总督迪戈·维拉斯凯的妻妹结为伉俪,并被任命为圣地亚哥市长。

  大儿子、二儿子、大丫头、二丫头、小毛头、加上老公,全傻了眼地问:”我们怎么办?”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在向内陆进军中,西班牙人遇到了一个独立的印地安部落──特拉斯卡拉人的激烈抵抗。经过一番苦战,他们的大部队被西班牙人打败后,则决定同科尔特斯会师来打击他们所仇恨的阿兹特克人。科尔特斯随后向乔卢拉进军;阿兹特克的首领蒙特珠玛二世计划对西班牙人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但是科尔特斯事先获得了印地安人去向的情报,首先发起进攻,在乔卢拉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印地安人。随即向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现在的墨西哥城)进军,1519年9月8日他一枪未发就进入了该城。他立即将蒙特珠玛关押起来,使其成为自己的傀儡,看来征战几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因为只有当”妈妈离家时”,孩子们才能有时间”反省”母亲在家时的”千般好、万般福”,他们由不方便中,感觉到母爱的伟大与可贵,这时候,当母亲付出时,子女便会比较感恩。只是,感不了多久,便又无感了!”

科尔特斯贪得无厌,野心勃勃。一位熟悉和崇拜科尔特斯的人形容他残酷、傲慢、狡诈、暴躁。但是科尔特斯也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品质,他有勇气,有决心,有智慧。他的性情算是开朗活泼。他虽然是一位坚定的军事领袖,但却不是无度的残忍。与受到普遍仇视的皮扎诺不同,科尔特斯与许多印地安人相处甚密,不对他们施行苛政。顺便提一下,科尔特斯外貌英俊,富有魅力,经常和许多女人一起寻欢作乐。

  故事一:

乍看起来,科尔特斯的名次应比皮扎诺高些,因为他的征服早些,进而激励了皮扎诺的征服欲。而且在皮扎诺死时印地安人的反抗尚未完结,科尔特斯实质上已完成了对墨西哥的征服。但是我认为这些看法未免有点儿失之过偏,因为还有另一个因素值得考虑。西班牙人征服的热情以及武器上占据的优势显然构成了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一种严重威胁。秘鲁受到天然屏障──众多崇山峻岭的保护,有维持其独立的某种可能性,因而皮扎诺大胆、成功的进军可能在实际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我在摘隐形眼镜、还有刷牙、洗脸!”

科尔特斯在遗嘱中声明他不能肯定占有印地安奴隶在道义上是否正确。这使他局促不安,他要求儿子对此加以认真的考虑。从他的时代来讲,这种态度是罕见的,人们难以想象出弗朗西斯克·皮扎诺(或克里斯托弗·哥仑布)会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有所烦忧。总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尔特斯在所有西班牙的征服者当中是最正直的人。

  ”把脏东西收拾一下,一齐丢到垃圾筒里,楼下也检查检查,有没有垃圾,然后拿出去!?说完就进卧室了。

科尔特斯和皮扎诺两人的出生地相距不到十五英里,出生日期相隔也只有十年左右。两人(似乎是亲戚)取得的成就明显相似。他们俩征服的地区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大陆,并都强硬地推行征服者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从那时起在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里,政权一直掌握在欧洲血统人之手。

  五、不要完全禁止年轻人交异性朋友,否则他未来不是找了一个母亲型的大女生,继续作MUMM?”S’S-BAN?”,而难以成熟,就是莫明其妙地以第一个异性朋友,做为终生的伴侣,连一些比较的想法都没有,死心塌地爱上对方。所以培养孩子对异性迷惑的免疫力,是每个父母的业务。

公元1485~公元1547

  当然,也开了一些头痛药!

  67.荷南多·科尔特斯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超级妈妈重显神威,全家人乃大欢喜!(旁白:请服用××牌感冒药!)

②天堂大丽鹃神:阿兹特克神话中被视为是人类艺术文明之授予者而为人们礼拜的神,以一条羽毛蛇为特征,蛇的鳞片为天堂大丽鹃的羽毛所取代。

  ”他有他的世界嘛!你总不能叫他永远属于你,你把他生下来,是为了你有个伴,还是为了你有个后?”

虽然在与印地安人打交道中,科尔特斯堪称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但是在同西班牙对手的政治斗争中却稍有逊色。西班牙国王赐予他以许多土地,封之为侯爵,但是却撤掉了他的墨西哥总督的职务。1504年科尔特斯返回西班牙,不惜花尽一生的最后七个春秋来请求国王恢复他在新西班牙的职权,但却丝毫没有奏效。1547年当科尔特斯在西班牙塞维尔附近去世之前,他纵有万贯家产,也难解心中的忿忿不平。他在墨西哥的大批财产都由他的儿子继承下来了。

     超级妈妈

1518年维拉斯凯任命他为向墨西哥进军的远征队队长。这位总督由于担心科尔特斯有野心,很快便取缔了对他的任命。但为时已晚,没能控制住科尔特斯。科尔特斯于1519年2月带上11条船只,110个水手,553个士兵(只有13个士兵有火枪,32个士兵有石弓),10门重炮,4门轻炮和16匹马。探险队于耶稣受难日在现今的韦拉克鲁斯市登陆。科尔特斯在海岸附近停留了一段时间,收集有关墨西哥形势的情报。他获悉统治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在内陆有一大笔资金,有大量的贵重金属,而且被征服的其他印地安部落有许多人都对他们有切齿之恨。

  ”因为今天要考英文,我还没准备!考坏就麻烦了!不如在家读书,明天再去补考!”

①阿兹特克:1100年在墨西哥发现的一个印地安部落,1324年于现在的墨西哥城附近设立首都,15世纪后在蒙特请马一世领导下势力渐渐扩张。

  故事四:

科尔特斯还得益于阿兹特克人的有关天堂大丽鹃神的传说。根据印地安传说,这个神教授印地安人农业、冶金和政治;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长髯飘荡。他许诺重访印地安人后就飘过“东海”,即墨西哥海湾。在蒙特珠玛看来,科尔特斯很可能是正在返回的神,这种恐惧感象是明显地左右着他的行为。无疑蒙特珠玛对西班牙人入侵的反应是迟钝的,抵抗是软弱的。

  ”那还好,现在只是过渡期。”电话那头开始安抚:”未来机会还多,换了环境,自然可能换对象。话说回来,今天交这种三八野女生反而是好事,既然交过了,就有免疫力。如果你儿子现在二十七岁,可就真麻烦了!”临挂电话,对方又叮嘱:”你们没有骂他吧?记住,少批评!这年龄的男孩子,正义感和反叛性特强,你愈看不上、愈瞧不起,他就愈要!你只当没见过,根本不记得!因为交这种女生,就是要引人注意,你们不注意,他就没意思了!”

  故事二:

  六、孩子交了不适当的异性朋友,可以为他做客观的分析,而不要主观地排斥或歧视,免得激起不正常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母性,反而陷得更深。尤其不可有过激的反应,而当以冷静的态度来面对。

  故事一:

  又是生龙活虎,早上五点多钟就忙里忙外的–超级妈妈!

  结果:多拖了两天才写成,而下面碰到考试,全砸了!因为假期里念的,已经忘了一大半!

  他们可能用大而完整的假期,做一些每件只需一、两小时就能完成的事。却在小而零碎的空间,想要去做需时数日才能做成的”大题目”。这就好比,有了大笔钱却只知道买许多小电器、小摆设,度假游乐的人,到头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故事三:

  一、孩子有孩子未来的世界,父母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再有养儿防老,或养儿作伴的想法,希望孩子永远跟在身边。

  美国电视上有个感冒药的广告:

  ”你为什么还不关灯睡觉?已经两点多了!”

  故事四中,我们需要探讨的则要复杂多了。

  故事三:

  ”快一点!吹个头要吹多久,再不快你就要迟到了!”

  ”十七岁又三个月!”

  掌握时间,就是掌握生命,更是抓住现实!

  问题是他们该起不起,该睡不睡,该快不快,该成功没有成

  ”你在浴室做什么?”

  深更半夜,夫妻二人正坐在灯下发愁,等儿子打电话来,好去地铁车站接。却听见门外楼梯响,小伙子居然自己回来了–还带着一个细高细高的洋妞。

  哗!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前面”家庭纪录”的第二、四两项,诚然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他们也可能花不成比例的多时间,去搞一样东西。问题是这一科的老师不会因为他这一次杰出的表现,就免除以后的功课。别的同学表现虽远不及他,但只要达到应有的水准,也能得到高分。他反倒因为误了其它的功课,而在最后遭到挫败。

  愈去爱的人,愈懂得什么叫做爱!

  故事二:

  (十五分钟之后)

  ”妈!开车送我去图书馆!”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进远处的大学照样可以游泳,哪个学校没有游泳池?”

  (第二天早上)

自从写了”超越自己”,突然成为教子专家,其实天下父母心皆同,子女心也差不多,我只是说出一些大家都有的问题,引起许多共鸣而已。

  ”那么你就得进一所比较近的大学,譬如普林斯顿(prinston)或哥伦比亚(Columbia),这样才能常在家享用游泳池,对不对?”

  在孩子心中,母亲常是无所不能的,她可以早上五点钟起床,做早餐,送孩子上学,自己去上班,经过超级市场买菜,赶回家烧饭、洗衣、催孩子做功课、练琴、记帐,打骂着孩了上床,东摸摸、西理理,忙到深夜睡,而第二天: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希望子女孝顺时,不妨将自己的姿态放低,表现出对子女的需求与倚靠,制造一些机会,让子女付出爱,从而产生更多对父母的爱。

  ”嗯……。那是真麻烦了!因为他缺乏免疫力,没有比较的机会,一朝有大胆的女生主动找上,母猪也成了天仙!”

  深夜一点钟,从画室走出来,看见儿子正慢条斯理地在吃他的意大利通心面,老婆则两手撑着垃圾袋,站在餐桌前:

  –教孩子使用时间的方法

  故事二:

  实在年轻人赖床,往往潜在心理上,是不敢面对眼前的一天。父母的压力、老师的压力、功课压力、同学压力都可能是他的困扰。

  ”我在做一份报告,明天最后一天!”

  那孩子既有忧患意识,母子之间,更是相依为命的!那母亲不是单方面付出,而是在孩子未成年时,便已经获得孩子回馈、关心与照顾。套一句”陈情表”中的句子,那是:

  我认为对爱赖床的孩子,了解、鼓励与鞭策应该一齐来!而对那些不懂得利用时间的年轻人,我们一方面要教导、分析使用时间的方法,一方面应该留些空间,让他们从错误当中得到教训。一方面更要观察,那些”拖”,是否也导因于”他们不敢面对现实”!

  于是许多子女就这样地被呵护、被帮忙思考,成了标准的MAMMT’S-BAB?”!

  (三十分钟之后)

  ”咦?早就看他醒了!怎么还没出来?”母亲过去敲门。没反应,推开门,居然小子穿好衣裳,却又缩回去睡:”怎么又睡了呢?昨天不是早早就上床了吗?”

  只听得儿子匆匆忙忙的脚步,楼上楼下地传来,再就是开衣橱和大门的声音,居然没多久,外面的灯光便熄灭了,想必他已及时就寝。

     男大不申留

  故事四:

     脱下超人的外衣

  ”我要做得特别好!因为前一次得了A++,老帅特别夸奖,所以这次要更好!”

  ”吾家有子初长成”,是我为财富人生杂志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看来生动有趣,实在是与大家分享我的”头痛时间”。

  答案常是令人失望的–不!不!不!

  春假这一个礼拜,你打算做什么?”

  ”混蛋!快点滚起来!”老子怒气冲冲地进来:”又不是睡得晚,为什么赖床?婆婆妈妈地!哪里像个男人?”说着就要动手捶人。

  ”对了,你儿子多大啊??”

  ”那真是好极了!”

  ”你在做什么?已经一点半了!”

  上面这四个画面,相信是每个家庭都可能经验的,却由其中提供许多值得深思的事。

  母亲想想。嗯……,不错!有娱乐、有运动、有郊游、有功课、又有准备,是很好的假期计划!

  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妈妈感冒了!”

  ”跟同学看电影Back-to-the-future(同到未来)、去打几场球、给暑假国际营认识的朋友写几封信、温习两个礼拜之后可能考的东西,当然,还有家庭作业。”

  孩子要出去住校,你该高兴!

  孩子的同学要来家住,你该觉得光荣!

  我们应制造机会,让他们不得不自己去管理自己,甚至全家的事,使孩子由困顿当中,增益其所不能,进而知道掌握时间与做事的方法。

  儿子懒洋洋地,一付死相地吃完把刀叉往盘子上一扔,就转身回房子,留下做母亲的,佝着背绑垃圾袋,又打开前门,披一件外套,冒着纽约十一月的霜寒,把袋子拿到路边去。

  ”我只是想再躺一下!”说着用被蒙着头。

  故事一:

     避免我这样过一生

  孩子迟睡,常因为今天过得不错。

  –子女步人成熟期,父母应有的态度与调整

  ”快点吃了!把纸盘丢进来,我好拿出去,明天一清早收垃圾,晚上就得放到马路边!”

  问题是,这个超级妈妈会得到怎样的回馈?她会受到子女多大的感激?她又是否能够教育出具有独立人格,且知道孝顺的子女?

  ”我不敢上学!”

  李密的”孝”,不正是这样来的吗?

  请不要认为年轻人起不来床,只是属于懒惰的表现,或单纯地因为前一天的睡眠不足。也不要认为孩子在遇到使他们兴奋的事务时,会自动早起,只是一种现实的表现。

  ”有急事吗?”

  已经深夜一点钟。

  ”你们平常对他交女朋友,管得很严吗?”

  因为那些孩子未成年时,母亲已经年老,他一方面需要靠母亲养育,一方面又得随时注意母亲的身体,并帮助母亲,否则老母大去,或是重病,孩子就会顿失所依。

  于是许多母亲就”我这样过一生!”

  四、夫妻生活的目标,不应过度建筑在子女的身上,在子女未离家之前,就应该开始有心理准备。更进一步建立属于夫妻两人”二度蜜月”的积极人生观。

  ”好极了?”我瞪大眼睛:”你说好极了?”

  深夜一点钟,我跟儿子同吃消夜,老婆因为身体不舒服,早早就休息了,所以我也只好勉强吃儿子用微波炉做的意大利罐头丸面。我先吃完,迳自将刀叉拿去洗,并回头对儿子说:

  (春假过后的一个星期天)

     白日恐惧症

  ”有!去借书,明天要缴读书报告–基度山恩仇记!”

  ”可是在一起十八年,孩子突然上大学离开家,做父母的多寂寞啊!”

  第二天一大早,老婆就打电话给她的心理学专家:

  孩子换过不少异性朋友,你该鼓掌,因为那表示他对异性有了选择力!

  你将看到奇迹!

  ”是啊!”

  结果:去买一本,但是报告没写出来,因为书太厚,看不完!

  车房里先传来车子的引擎发动声,跟着,浴室里便响起吹风机的轰轰声,十分钟之后,楼梯上脚步声响起,做母亲的尖声喊:

  ”咱们买一栋有游泳池的房子如何?”某日我对十六岁的儿子说。

  ”可是家里有你专用的更衣室,免费的餐饮,游累了跳上床就可以睡大觉,更不怕在池子时撞到别人!”

  ”我在等着听新闻快报!看看明天会不会下雪,下雪之后会不会停课!”

  ”老爸!”儿子总算抬起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家晨的游泳池边,站的是老爸、老妈,学校游泳池边,站的却是美女啊!”

  正因此,当白天没有压力时,他们早上就比较容易起床。而那些爱赖床的年轻人,晚上往往特别兴奋,而不愿意睡觉。早上脾气不好,有所谓”起床气”的人,放学之后,也多半情绪很好。甚至只要他们背起书包,走出门,看到同学之后,就立刻表现得欣然。凡此,都是同样的道理,如同演员的舞台恐惧症(Stage-Fright),未上台前,能终日不安,等到真正上台,一下子恐惧全不见了。

  (二十分钟之后)

  ”我在放洗澡水!我在等水满!”

  ”我能不能为你们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安娜!”儿子一手把安娜挽了过来:”她妈妈开车送我回来的,正在门口等,我特别把她带进来见见你们。”

  ”好!好!好!”我们两口作出笑脸:”把门灯打开,看得清楚!”……

  二、现代年轻人,如同大人一样,除了在外的交际,也应有在家中招待朋友的权利,或到别人家做客的机会。这种做主人和做客人的经验,可以帮助他独立,并建立较佳的人际关系。

  故事四:

     教训和启示

  ”不是上礼拜就开始做了吗?怎么还没弄完!”

  ”我儿子经常说有同学家长邀请他去玩,并且留他在那里过夜,又说要把几个同学带回家住,好象家里开旅馆似的!”某日我对美国朋友说。

  结果,没借到书,因为同学们都去借这本书。

  看孩子这么求好心切,妈妈只好不说话了。

  ”快去睡觉了!已经深夜两点,还在摘什么?”

  我们常会发现,年轻父母养的孩子比较不会回馈父母,因为父母都健在,也仍然像是他的朋友一样,他不必去操心,相反地,那些老寡母带大的小孩子,却常比较孝顺。这是为什么?

  又隔了半天,才听见儿子下楼和关车门的声音,以及车子冲出门,疾转弯而去的吱吱轮胎摩擦响。想必一路上都在训儿子。

  老婆住院,我早上不教课、不开车、不出门,儿子前一晚就发了愁,早早上床,天没亮就轻手轻脚地起床,自己开冰箱,也不知弄了什么东西吃,吹风机响了两分钟不到,就人去楼空。

  ”他上礼拜出去旅行,怎么一大早不用人叫就起床了?还有在暑假国际营里,他不是起是比别人都早吗?”老子吼着:”为什么现在要赖床?”

  晚上儿子顶着北风回到家,直喊冷,先问妈妈什么时候出院,吃完饭,急急地去做功课,说是因为巴士来得慢,早上差一点迟到,今天要提前睡,第二天更早起。

  ”找不舒服!”

  结果:两点半钟才熄灯。

  母亲一把挡住:”就让他多睡一下好了!”

  ”我们有麻烦了!我儿子不但到女朋友家吃饭,见过她一家人,居然还把那女孩子和女朋友的妈妈都带回家来,一付要定了的样子!真正要命的是,我和我先生都不欣赏这女生,而我儿子竟觉得她美若天仙,看样子是坠人了情网,怎么办?”

  只是当天儿子又迟到了!

  ”你在干什么?戴着耳机发楞?”妈妈问。

  ”那怎么办哪!他如果要娶那个女生,我们一定要改遗嘱,一文也不给他!”老婆急得跳起来。

  ”当然!第一,表示你儿子人缘不错,人品也好,否则哪个家庭会欢迎他去过夜?第二,表示你的家够大,而且够温暖,否则如何留宿别人的孩子?别人又怎么会喜欢到你家去?第三,表示你的孩子够独立,因为不够独立的孩子不懂得做主人,如果孩子到你家过夜,却都是由你这个老爸出面接待,由你太太为他们准备早餐,又在你们的监督下活动,那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保险会受不了而逃走。所以不论孩子去别人家住,或别的孩子到你家来,对你都是好事,甚至可以帮助你孩子成长!”

  妈妈是超人,不能叫累!叫累也不能生病!生病也不能不烧饭!烧的饭一定要好吃!

  ”谁说女大不中留?我看哪!男大不中留!”我对系里的同事说:”现在高中还没毕业,已经常常弄到七、八点钟才回家,连带使我的健康也大不如前了,因为从前常有儿子下课之后陪着打球、短跑,现在却连谈话的机会都难得!”

  即使有一天她不得不叫孩子自己做事,也要千叮万嘱,唯恐有什么闪失,可以说:她在帮助孩子思考!

  孩子在从温暖的被窝和美好的梦境中醒来时,如同大人在长期的假日后,返回工作前一样有着沮丧期。所以当我们发现孩子突然有赖床的毛病,而并非睡眠不足或生理有病时,必须先去了解他们是否有精神上的压力,而加以疏导。但是这一疏导,并非让他们拖下去,或躲避下去,而是使他们能面对现实的挑战,否则他们不但现今有问题,成年之后,也可能有不能面对现实的表现。

  故事二,看来似乎与故事一相同,实际问题出在:孩子不懂得分辨”大时间、小时间、完整时间与零碎时间。”

  ”怎么还不起床?要迟到了!”

  故事三所表现的,是不知道在同一时间做许多事。这种人往往只能单线地使用时间,他不懂得在等车时看杂志、在坐车时背英文单字,甚至在长途的车程中打个吨。如同故事中,那孩子明明可以一边摘眼镜、一面听收音机、等洗澡水;或一边听收音机、等洗澡水、一边收书包。结果他却要一件件分开来做,浪费了两、三倍的时间。

  故事三:

  或是勉强念完,第二天却没精神上学。

  临睡又问了一遍:”妈妈什么时候出院?”

  以上虽然看来只是笑话式的故事,却在它的真实面背后,告诉我们许多严肃的问题,或启发我们一些现代父母应有的观念:

  听了我的这番话,各位”超级妈妈”们,请不要等以后怨子女的不孝,而趁现在”偶尔”脱下超人的那件印着S的衣服,像是超人电影中,装作书呆子型的记者吧!

  三、利用孩子招待朋友和引介朋友家长的机会,做父母的正可以进一步了解子女交友的品味,井给予适当的导向。

  母亲(也可能是父亲,但多半是母亲,所以本文中以母亲为假设。)往往巨细靡遗,对子女照拂得无微不至,在她的心中,即使孩子已经十六、七岁,仍然可能会因为鞋带系不好,一脚踏住另一脚的鞋带而跌倒,所以当孩子系鞋带时,她还要目不转晴地看着。

  ”为什么?”

     掌握时间,就是掌握生命!

  人性有个基本的表现,不是被爱得愈多的人,愈懂得去爱,反而是愈去爱的人,愈懂得什么叫做爱!也可以说:愈是奉献给对方,愈会加深地去爱对方!

  以上四个情况,是每个家庭都可能经验的,也暴露了许多孩子的问题。

     安排时间的比重并善用时间

  结果:老子捶了儿子一拳,儿子态度恶劣地顶撞两句,父子两天没讲话,而且当天早上儿子又迟到了!

  摸摸头,好好地:”是没睡够吧!不是生病!”

  孩子赖床,常因为不敢面对今天。

  ”自求多福!”不论对做父母或子女的,这句话都很恰当。那些非要为子女造福,或非要子女为父母造福的人,都可能过犹不及!

  ”天啊,你不开香槟庆祝,居然还要喊寂寞?”同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的孩子才十岁。我早就做梦有你这么一天了!夫妻重新回到两个人的自由之身,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在房子的什么地方亲热,都没有人碍眼,这是人生的新阶段,夫妻二度蜜月的开始啊!”

  因为她是超级妈妈啊!她本不该生病,也不需要子女照顾!她既然不需要,我们又何必去照顾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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