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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bm7777】大决战的日日夜夜,爱因斯坦传

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来到了。
  这次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①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三十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②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四月十八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③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④的意见上报军委。二十二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⑤
  毛泽东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⑥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⑦
  八月八日和十一日,林、罗、刘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⑧
  毛泽东接电后,在九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确定在二十一日出动,并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⑨在十二日又电告他们:“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利益?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的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毛泽东在这个电报的最后,严厉地指出:“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⑩
  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指出:北宁线上各处敌军互相孤立,均好歼击,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电报中还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长春和沈阳的敌军“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⑾
  接着,毛泽东便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九月七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告诉他们中央关于全国战略任务的计划,要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⑿这个电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人中,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三十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九月十二日发起强大攻势。二十六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二十七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出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三十五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野战军歼敌三十六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十二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九月二十八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⒀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三十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⒁
  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
  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情况下,才连电蒋介石乞援。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蒋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立煌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报告后,在三十日飞北平,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五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十月二日,蒋介石又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廖耀湘表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得到蒋介石的默许。
  当日晨五时,毛泽东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九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在获悉葫芦岛已开到国民党援军四个师、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这两个消息后,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十月二日深夜,由林罗刘致电军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认为,攻锦州需要相当时间,而葫芦岛方向的援敌可集中五、六个师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第二个方案,回师打长春。估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并称:“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⒂提的虽然是两个方案,它的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⒃这就是十月三日上午九时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⒄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中央军委在十月三日清晨四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立刻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称: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询问道: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望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⒅这封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两小时后,他又再次致电林罗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电报中继续分析了先打长春再回头打锦州的诸多不利后,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地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军委收到林罗刘第二个电报,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在四日清晨六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电报接着说: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并且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同时指示: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⒆
  按照上述部署,十月五日,林罗刘率领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二十公里的牤牛屯。接着,林彪带了担任主攻的纵队领导人详细勘察锦州周围地形后,确定了攻锦步骤。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扫清外围据点。十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罗刘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和我情电告我们一次。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战局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电报中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⒇
  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援的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保障了攻锦的胜利。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21)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22)
  在锦州攻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举行起义,新七军投诚,郑洞国率领残部放下武器。十月二十一日,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在蒋介石“规复锦州”的严令下,在十月二十日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毛泽东批准林彪、罗荣桓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予以歼灭。十月二十五日,当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它分割包围,经过两天激战,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紧接着,大军又乘胜挥师东进,到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九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歼灭了东北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辽沈决战的结果,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记者评论道:“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辽沈决战的胜利,对解放战争来说,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的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七十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取得了在战略协同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全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23)
  ①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7页。
  ② 毛泽东致林罗刘,并朱刘电,1948年2月7日。
  ③ 毛泽东致林罗高陈李刘谭电,1948年4月22日。
  ④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0日。
  ⑤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2日。
  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⑦ 杨成武:《战华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1、132页。
  ⑧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8月11日。
  ⑨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杨罗耿电,1948年8月9日。
  ⑩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8月12日。
  ⑾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5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5、1336页。
  ⒀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
  ⒁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30日。
  ⒂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2日。
  ⒃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16页。
  ⒄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
  ⒅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3日17时。
  ⒆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10月4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7页。
  (2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9日。
  (22)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27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45页。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在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9/10秒和1
4/5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1911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0”.87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0”.87。1912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1915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1”.74,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2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
  ①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
  “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8月21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74,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宝马娱乐bm7777,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
  “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
  “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
  “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焦急地来回踱着。不一会儿,他就跑到帐篷门口,仰望老天爷的苦脸。爱丁顿的脸比老天爷更苦!两个助手,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帐篷的一角做鬼脸,打手势,说怪话:“活该!这雨下得好,上帝给他的惩罚!谁让他那么起劲,拖着我们大家,跑到这个热带鬼地方来为德国鬼子效劳!”
  助手的怪话,爱丁顿没有听见。他的脾气有点迂。据说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他说:
  “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不,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
  “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
  “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
  “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这样一个爱丁顿,他到这里来,是为了验证叫他心醉的相对论,是为了亲眼目睹伟大的宇宙的真面目,他哪里顾得上去听部下说怪话!
  中午,雨总算停了,阴云还是不散,遮住了太阳。一点半钟,天空渐渐转成灰色,月亮来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可是,太阳在哪里呢?太阳依然隐没在云堆里。
  爱丁顿有点绝望了:要是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就付诸东流,更糟的是,要过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爱丁顿下达命令:照原定计划拍照,有云也拍!
  天空暗下来,仿佛黄昏突然来临,夜幕即将降落。节拍器打出有节奏的声音,日全蚀开始了。爱丁顿举起右手,往下一挥,轻轻地说:
  “照相开始!”
  一个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块遮光板控制每次曙光的时间。月亮遮住了太阳,太阳成了一个黑球。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亮圈外面喷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异的朦胧和寂静之中。大家只感到,热带的潮气从地面上蒸腾出来;大家只听到,望远镜底下,换底片暗匣的“咔嚓”声。爱丁顿也顾不得看那奇妙无比的日全蚀的天空,他只是隐隐地觉得,云彩似乎渐渐散去,黑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露出了珍贵的笑容,节拍器“啪、啪、啪”地响着,报完了那302秒日全蚀时间。一共拍了16张照片,天空又渐渐恢复了它的光亮。
  爱丁顿等不及回伦敦,就在普林西比这个小火山岛上干起来了。他每夜冲洗两张照相底片,冲洗出来立刻研究。爱丁顿拿起刚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灯上细细揣常。底片正中是一个白色的球。啊,这是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周围是一个黑圈;啊,这是日冕、日珥。因为是底片,一切都反了个个儿。黑暗的太阳是白色的,明亮的日冕、日珥是黑色的。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有没有黑点呢?没有。黑点就是星光。可是没有黑点,一个黑点也没有。云!云!罪人是云。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就能把星光挡住。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一直找不到黑点。普林西比的这一场努力眼看着要落空。可是,爱丁顿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他沉住气,照原定计划干下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尽到一切努力,再失败,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抱愧的了。
  到最后两三夜,底片的那层灰色天幕上,似乎出现了一些黑点。可是非常模糊,若有若无。爱丁顿把这几张有黑点的底片,和格林尼治天文台拍的夜空里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较。不行!这些星星太模糊,而且离太阳太远,比较不出结果来。最后,终于出现了一张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紧挨着太阳,有几个非常清晰的黑点。爱丁顿拿在手里,禁不住心跳起来。牛顿的命运,爱因斯坦的命运,就在这一方底片上了。不,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两种科学理论的命运,而是宇宙!宇宙的命运啊!空间到底是不是弯曲,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这些至大至圣的问题,答案就在这一方底片上。
  爱丁顿把这张底片和从伦敦带来的底片重叠在一起,放在照明灯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凑上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星光拐弯了!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空间是弯曲的!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爱丁顿没有发疯,他和副手率领全班人马回到英国。去索布腊尔的远征队早回来了。他们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张,和爱丁顿的那一张是一致的。爱丁顿经过反复计算、核对,排除一切误差、干扰,最后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蚀的观测,精确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19年11月6日下午,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两个日蚀观测队的正式报告。会议厅里济济一堂,英国科学界的泰斗们都在这里了。这些教授一个个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仿佛连空气中都感染到一种焦急的期待心情。观测的结果,虽然早就从各条小道泄露出去,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布的时刻,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全场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那样庄重。
  皇家学会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教授在全场肃穆中起立致词。他的背后挂着一幅巨大的牛顿像。这位巨人曾经连续24年任皇家学会会长,现在他正俯视着自己的后继者。
  汤姆逊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这不是发现一个孤岛,这是发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新大陆。”
  接着,皇家天文官代逊代表两位观测队长宣读观测报告。他讲到,日蚀观测的数据和爱因斯坦预言的1C74十分吻合;他讲到,空间是弯曲的,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是正确的;
  他讲到,牛顿为我们勾画的宇宙图像应该改变了……
  这次会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说:
  1919年11月7日,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在柏林的最初几年,爱因斯坦竭尽全力研究着广义相对论。随着相对论理论的价值为人所知,爱因斯坦在公众眼里成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也成了公众舆论惊异、尊敬的焦点。因为他的和平主义,在极端右翼的人眼中,爱因斯坦又是一个被憎恨的人。
  在从事20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科学研究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心情并不好。1915年12月在给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展“很满意”,但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好,“疲惫不堪”。
  可爱因斯坦没有休息。在1916年,他总共写了10篇科学论文,包括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重要研究,自发和诱致发射理论,关于引力波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能量动量守恒定律和许瓦兹解的文章,测量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的新建议。同时他还完成了第一本关于相对论的半科普书籍。加之与米列娃长期分居,缺乏很好的照顾,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差,不断生病,一直拖延了好几年。
  1917年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由于自己患肝病,不能去荷兰访问了,肝病迫使爱因斯坦遵循严格的饮食,过着十分清静的生活。可在战争之中,柏林的食物供应非常紧张,好在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有权接受从瑞士寄来的食物包裹,但这也不足以弥补由于战争而引起的营养不良。爱因斯坦的医生极力劝说他去瑞士养病。可能因为米列娃仍在伯尔尼,爱因斯坦觉得在没有与米列娃解决情感矛盾的情况下去瑞士是不合适的,他坚决拒绝了医生的劝告。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家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受着艾尔莎的照顾,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个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就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尔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尔莎比爱因斯坦大三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符堡州的海亨根。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间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
  艾尔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当他思考理论时,音乐给了他启示。他到书房读书,然后走出书房,弹一会钢琴,草草写点什么,又回到书房去,这时候,我和玛戈特就悄悄离开。我们不让他看见,为他备好吃的东西并放好外衣以备他使用。有时候,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出外了,然后回家来,站在楼梯上……”。
  在艾尔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性情从根本上是孤独的,也许他压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俗家庭的男主人,在这点上,性格倔强的米列娃不理解他,生活琐事的矛盾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分手。与米列娃相比,艾尔莎虽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理论物理学,但她深知爱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独性格,更何况有了一次婚姻变故后,能做爱因斯坦这位世界名人的妻子,她就满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爱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会了。不管怎么说,艾尔莎总是吸引爱因斯坦留在柏林的原因之一。1917年夏天,爱因斯坦从威特尔贝彻大街搬到哈伯兰大街,住到艾尔莎一家的隔壁。12月写信给朋友说:
  “多亏艾尔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4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尔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毛衣。艾尔莎操着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儿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尔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1917年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1918年4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的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尔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12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9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米列娃在苏黎世度过了她的余生。首先她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玛里蒂,但是根据苏黎世政府1924年12月24日的判决,让她恢复爱因斯坦的姓。爱因斯坦偶尔看望儿子的时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从来不相信别人,心情忧郁。米列娃在1948年去世。
  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来列娃,说:“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尔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5号。
  艾尔莎文雅、温柔,像慈母一样,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风味,她喜欢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并以此为乐,爱因斯坦的声望也给她带来了荣耀。
  结婚以后,在柏林高等住宅区里,爱因斯坦有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有地毯、庄重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摆设。一般中等有产者家庭里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摆出一桌酒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乱糟糟的。可在哈伯兰大街5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连每天抽多少烟,艾尔莎都给他安排好了。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窗明几净,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爱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学事业、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在这个体面、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呢,笑眯眯地说:
  “不要紧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可这位主人,完全不顾这些,我行我素。
  艾尔莎给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别林在1931年第一次遇到艾尔莎后,曾对她作过这样的描绘: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够成为伟人的妻子她很高兴,而且她也很坦率,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她的热情惹人喜爱。”
  和爱因斯坦结合,艾尔莎心满意足,特别是爱因斯坦与自己的两个女儿关系融洽,更让艾尔莎感到幸福。爱因斯坦则像长期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总算有家了。这对爱因斯坦来说确有很大好处。他喜欢有人照顾自己,也很喜欢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这舒适、安稳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造爱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独。他的朋友和访问者都这样说过:
  爱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羁的,现在开始过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来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样,家里有豪华的家具、地毯、画……。”但是,“人们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时起,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环境中的‘外人’——中产阶级家庭里豪放无羁的客人”。
  尽管艾尔莎对新的家庭很满意,也深深爱着爱因斯坦,但许多人发现,或说感觉到爱因斯坦与艾尔莎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艾尔莎卧室的隔壁是两个女儿的卧室,爱因斯坦的卧室则在楼下大厅里。他们俩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有事共同商量和考虑问题的夫妻。艾尔莎有一次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爱因斯坦的意志是“难以揣测的”。她很注意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舆论,在这一点上她与丈夫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则在许多场合说闲话的时候流露出,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他对神圣婚姻的快乐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见他不断地清除自己的烟袋,就问他,是因为喜欢抽烟才抽烟呢,还是只为了清除和重新装满烟袋呢?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们的目的在于抽烟,我想,结果总有什么东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烟,婚姻更像抽烟。”
  1936年艾尔莎刚刚去世不久,爱因斯坦给玻恩写信说:“我已经十分适应新的环境了,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样,与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现在觉得自由多了。由于我的老伴去世,这种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欢交际。”爱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够优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写出自己的家庭。1955年3月,爱因斯坦终生的挚友贝索刚刚去世不久,他给贝索家里写信说:“我最钦佩贝索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多年来不仅与爱人和平相处而且一直相亲相爱——很惭愧,我每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独了,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书房,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在宽敞、明亮、舒适、优雅的书房里,他不自由,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乐椅里;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草稿纸,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搬家的时候丢失了。从小窗户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顶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助手,谁都不准进来。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在艾尔莎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并住在儿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02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1919年12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1920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2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 伟大的验证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莫什考夫斯基说:
  “荣誉也要求作出牺牲,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的场合中,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获物,而不是狩猎者。”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
  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间,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为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位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击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尚,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时髦的风尚。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又有一次,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心里总又有些后悔,怕伤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应总使得崇拜者们诚惶诚恐。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大方。从政治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在20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作了形象的描绘:“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个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他的笑声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艾尔莎,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能让爱因斯坦在20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艾尔莎是有巨大功劳的。卢那察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名声,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①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②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④。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⑤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⑥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⑦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⑧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⑨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⑩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⑾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⑿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⒀。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 名誉后面的苦恼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⒁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⒂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⒃。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⒅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⒇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传奇的故事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1919年11月7日,欧洲各国的报纸都把新闻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对准了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广义相对论。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第12版第六栏的标题全是关于广义相对论,关于爱因斯坦的:
  “科学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论”
  “牛顿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栏的中间,还有一个简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标题:
  “空间是弯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报继续刊载报道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标题有:
  “科学上的革命”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
  “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被询问包围了,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完蛋’
  了”。
  还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作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报在报道时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11月19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他说: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这很使我吃惊。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11月23日,玻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11月30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赛西日报》上说:
  “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反响是有的,不过迟了一点。12月14日,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解说词是:
  “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5月29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11月28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
  “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
  “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
  “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
  “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1919年11月。早在1912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1914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1919年11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1919年11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1919年11月9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的报道。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
  “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6倍大的标题写着:
  “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12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1919年11月9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
  11月11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11月16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11月18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11月25日新闻栏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
  “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11月29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
  “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12月7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
  “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引起种种猜测、联想和非议,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二十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他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广义相对论面前,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带来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约书亚。他用奇怪的,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但是聪明人断言说,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1923年3月,新德里:“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1925年6月,蒙得维的亚:“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凑热闹、赶时髦的人当然是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袭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她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祥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说: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无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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