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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62.路易·达盖尔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在这种情形下,德国人越来越难以切断盟军的供应线,保卫他们自己的供应线。由于破译了德国人的“超级机密”——即德国人的联络密码,艾森豪威尔基本上可以掌握德国人所遇到的任何问题。他期待着阿尔尼姆和隆美尔在力量相差不大之前,很快发动一次攻势。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⑾,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⑿。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先前达盖尔为发明可使用的照相机作出了努力,但没能获得成功。1827年他遇见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他也一直在努力发明照像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获得了成功。两年后他们成为合作人。1833年涅普斯逝世,但是达盖尔仍在继续努力。1837年他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实用的摄影术,叫做达盖尔摄影术(银版摄影术)。

  凯高兴地对人说:“那次宴会之后,我真觉得我好像成了将军家庭的一员,或者说将军成了我的家庭成员了。”

  ①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8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
  ⑤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⑦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⑧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⑨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7、28、29页。
宝马娱乐bm7777,  ⑩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路易·雅克·芒戴·达盖尔首次成功地发明了实用摄影术。

  巴顿皱着眉头问:“这位士兵,你受的是什么伤?”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很少有哪一项发明完全是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当然许多其他人早期的劳动为达盖尔的成功扫清了道路。投象器(一种与无透镜照像机类似,但无胶卷的装置)至少是在达盖尔八个世纪以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八世纪吉罗拉摩·卡达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在投象器的开孔内安置一块透镜,使其成为现代照相机的一个有趣的序幕;但是由于产生的图像根本不能耐久,因此人们往往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摄影术。1727年,约翰·舒尔茨得到了另一项重要的发现──银盐感光。虽然舒尔茨用这项发现制成了一些临时图像,但是他并没真正去寻求其中的奥妙。

  1. 擢升上将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公元1787~公元1851

  玛咪以她敏锐的直觉,仍是洞察出凯与她的丈夫之间微妙的关系。当艾森豪威尔回家短暂休假时,玛咪流着泪,与他大吵大闹了一番。原因很简单——艾森豪威尔有几次说漏了嘴,居然迷迷登登地把玛咪称为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⒀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达盖尔和塔尔博特以后的岁月里,摄影术有了很多的改进:湿板法、干板法、现代式胶卷、彩色照片、电影、彼拉罗伊德摄影术和静电复印术。尽管为发明摄影术做出了贡献的人众多如云,但是我认为路易·达盖尔做出的贡献远比其他人重大得多。在达盖尔之前没有实用的照像仪器,而达盖尔发明的技术切实可行,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使用。他的发明的正式公布对随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实际上我们所使用的摄影术与达盖尔摄影术大不相同,但是后来的这些技术即使一项也未被发明,达盖尔摄影术也会给我们提供一种便利的照像技术。

  尽管艾森豪威尔很高兴能够获得上将这个军衔,但他仍流露出恰如其分的谦虚。他对玛咪写道: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⑤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⑥,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⑧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⑩

1839年在达盖尔宣布他的摄影发明以后不久,一位英国科学家威廉·福克斯·塔尔博特宣布他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摄影术,一种牵涉到首先制作照像底片的方法,与今天所使用的基本相同。塔尔博特实际上是在1835年制出了他的第一批照片,早在达盖尔摄影术首次问世的两年前,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塔尔博特因忙于其它几个项目的研究,没有立即把他的照像实验进行到底。要是他继续制作的话,他也许会发明一种可以打入市场的照像仪器,而且今天会被认为是摄影术的发明家。

  艾森豪威尔观察了一下形势,镇定地说:“再坚持一会儿。”

1839年,达盖尔把他的技术公布于世,但未获得专利权,然而法国政府为达盖尔和涅普斯的儿子提供终生恩给金作为酬谢。达盖尔发明的宣布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达盖尔成了一代英雄,享尽了荣华富贵,与此同时达盖尔摄影术迅即得以广泛的使用。达盖尔本人不久就隐退了,1851年他在巴黎附近的家乡去逝。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突尼斯获得了第一次巨大的成功。由战功得来的声誉接踵而至——来自各方面的贺卡又雪片一样飞到他的司令部,他甚至被报纸评为“美国第一父亲”。

没有几项发明象达盖尔照像有那么多的用途,实际上它被广泛地运用于每一个科研领域,在工业和军事上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应用。它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对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的爱好。照片能够传递教育、新闻和广告等方面的真实信息(或错误信息),由于照片能栩栩如生地再现过去,因此它成为最常见的珍藏品和纪念物。当然电影摄影术是一项补充发明,除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手段外,实际上也和一般摄影术的用途一样多。

  将军帮着小战士把滚下沟的汽车整治好,幸好,汽车没有受到大的损坏,简单维修后仍可上路。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人们看到这位总司令仍然精神集中、思维敏捷、充满自信。有谁能想到,这位总司令头一天曾从排水沟里狼狈地爬出来呢?

1887年达盖尔出生在法国北方的科梅伊镇,年青时是位艺术家,他约在三十五岁时设计出西洋镜,用特殊的光效应展示全景画。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他对一种不用画笔和颜料自动再现世界的景色装置──换句话说就是照相机──发生了兴趣。

  不过,他笑得并不是非常开心。因为他知道,一场新的恶战即将来临。

与达盖尔成就接近的前辈是涅普斯,他后来成为达盖尔的合作人。约在1820年涅普斯发现朱迪亚沥青感光。通过把这种感光物质和投象器结合使用,涅普斯成功地制出世界上第一批照片(他1826年摄的一张仍然存在)。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认为涅普斯理应是摄影术的发明者。但是涅普斯摄影术根本就不实用,因为它大约需要八个小时的曝光时间,而且在当时产生的图像也相当模糊。

  2月16日,非洲军团扑向另一山脉,并穿过其中的卡塞林山口。美军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很糟糕,既不能恰当地加固阵地,又在慌乱中放弃了阵地。而德国的坦克部队突然冲入卡塞林区,在那儿进行视察的艾森豪威尔差点当了俘虏。当德国的坦克已经进城了,司令官的吉普车才冲出城去。

使用达盖尔方法,图像就被记录在镀有碘化银的平板上。曝光时间需要十五分钟,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是却具有实用价值。在达盖尔把他的方法公布于世不到两年的时间,有人就建议要稍稍加以修正:在用作感光物质的碘化银里加入溴化银。这个小小的修正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大地减少了所需的曝光时间,使摄影术照像广为实用。

  突尼斯大捷后,西西里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对盟军来说,西西里是一块硬骨头——这是一次从未进行过的最大的两栖作战。

  艾森豪威尔非常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平息下去。然而,一位将军打了一名士兵的耳光,这种令人惊异的消息还是像插了翅膀一样传了出去。西西里的记者团得到了这个消息,准备把这件事捅出去,他们不喜欢巴顿,并强烈要求撤换巴顿。

  除了不能同自己丈夫一起生活外,玛咪渐渐有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她越来越关注凯·萨默斯比——艾森豪威尔那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女司机、女秘书。

  凯与艾森豪威尔接触的时间越长,交谈越多,彼此的了解也就越深。有一次艾森豪威尔说:“凯,我听说了你母亲的这么多事情,我真想见见她。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晚上请她与我们共进晚餐呢?”

  巴顿将军果然留了下来。

  此时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是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消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不仅让艾森豪威尔继续指挥“火炬”行动部队,而且待英国第8集团军开抵突尼斯边境后,也归艾森豪威尔指挥;第二个消息是,马歇尔建议授予他上将军衔,为的是让美国总司令能与盟国的同僚平起平坐(盟国一些同僚的军衔都比他高)。尽管按惯例,军衔应授予有战功的将军,而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拿下突尼斯,但罗斯福总统还是同意提升艾森豪威尔的军衔。

  小伙子目光呆滞地回答说:“我神经有问题……我受不了战场上隆隆的炮声……炮声一响起来,我的头就要炸裂……我要回家……”说到这儿,小伙子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要回家……”

  艾森豪威尔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根据这些“正式条件”,什么也干不成。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他被允许根据临时条件进行工作。

  “将军打士兵”这件事终于报到艾森豪威尔手里。艾森豪威尔在心底里还是很欣赏巴顿的这种魄力的,但他就是做事鲁莽,好发脾气。

  这时,战局突然变得复杂起来。隆美尔的坦克部队消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营,击溃一个炮兵营,并且孤立了美军残余部队。2月15日,隆美尔继续进攻,摧毁美军坦克98辆,半履带车57辆,大炮29门。

  7月7日,艾森豪威尔飞往马耳他的坎宁安指挥所,指挥这次进攻。艾森豪威尔心情激动地说:“我的心脏好像是一只捏紧的拳头。”7月9日,即预定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天气骤然转坏,狂风大作,地中海巨浪滔天,载着巴顿部队的船只不停地在海面颠簸。

  艾森豪威尔满怀信心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消息。但是前线的形势远远没有这位第一次指挥战役的将军所期望的那样辉煌。

  “你的信常常流露出孤独感”,艾森豪威尔在1943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你写起信来神情恍惚,似有无尽忧伤……我宁愿在你的身边而不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

  艾森豪威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部队在登陆时没有遇到重大抵抗,溃不成军的意大利军队成批投降,但德军的两个师仍在巧妙而凶猛地负隅顽抗。这时,巴顿的士兵比英军抢先进入战区,这使艾森豪威尔兴奋不已。德军终究敌不住盟军的强大阵容,伤痕累累地撤退了。

  一座山尖呼啸着过来,眼看就要碰上飞机了。大家都惊叫着蒙上眼睛。飞机猛地一阵颤抖,拔高上去,从而避免了机毁人亡。

  在巴顿进入战区的当天,艾森豪威尔的军医递给他一份医疗报告。报告说,一个星期前,巴顿在视察一所野战医院时大发脾气。当他看到医院里伤病员众多时,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强体壮,完全不像有伤病的样子,却呆在医院里。

  艾森豪威尔给了记者们这样一个感觉:要依靠乔治·巴顿来打败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们觉得除了同意对“打人事件”保守秘密外,没有别的办法。同时,巴顿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认真地道了歉,随后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无法用言辞来表达我的悔恨和忧伤。你是我感激不尽的人,我心甘情愿为你献出我的生命。”

  巴顿气势汹汹地吼道:“就你这种样子还能上战场?这样子还能打仗吗?”说罢甩袖而去,撇下满屋子目瞪口呆的人们。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收到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正式条件”。艾森豪威尔看到这份文件就感到不满,这份文件有密密麻麻41段文字,内容包括军事、民政、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许多事务。麦克米伦称这些正式条件为“计划人员的梦想、将军的梦魇”。

  当风力减弱时,艾森豪威尔不顾参谋人员的劝告,命令部队继续前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部队不会遇到太强的抵抗。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确很难摆脱对凯的喜爱,尽管他比她大20岁,但他不能不对她的温情、迷人和美丽无动于衷。他的周围,满目尽是身居高位、脾气古怪的将军,海军将领,内阁部长以及法国政治家,他的内心深处需要柔情,需要微笑,需要体贴,要摆脱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死亡的压力——而聪明美丽的凯正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我得批评一下巴顿将军,”艾森豪威尔喃喃自语地说。“不过,”他补充道,“巴顿在西西里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清楚地懂得,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时采取坚定和断然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向粗暴让步,不能辱骂伤员,也不能在下级面前不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报告属实,我将不得不对你良好的判断力和你的自制能力产生极大的怀疑。这将严重影响到你的将来。……不过你放心,所附的报告和我给你的信,除了在我自己的秘密档案中保存外,没有记录。但是,你得写一份私人报告,并向挨打的士兵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道歉。”

  5月13日,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残余部队投降,突尼斯的战斗以西方盟国获胜告终。敌军在突尼斯的损失超过30万人,其中3万被击毙,2万多人受伤,约有24万多人被俘,其中有12万多人是德军士兵和军官。盟军损失在7万以上,其中1万多人阵亡。

  “对我来说,母亲在信仰上所得到的幸福快乐,比报界所发表的任何令人生厌的文字都有意义。至于那些口口声声憎恨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我怀疑他们是否像我这样子痛恨战争。和平主义者也许没有看到过战场上腐烂的尸体,没有闻到过腐烂的人肉散发出来的恶臭,没有到过挤满伤员的野战医院。我同和平主义者的区别是,我憎恨纳粹更甚于战争。我对战争的憎恨,永远比不上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每当出现战争危险时,我们每人都有责任去执行我们政府的命令。”

  4月30日,部队向前推进。士兵们艰难地一步一步向上爬,一些人在交叉火力前倒了下去,其他人仍顽强地前进。第二天上午,美军占领609高地,尽管德军疯狂地反击,但美军的战士们已恢复了自尊,信心很大,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飞行过程中,B—17重型轰炸机出了点故障,发动机运转极不规律,飞机像发疟疾一样在蓝天中剧烈地颠簸。透过玻璃窗,可看到黛色的山尖及丛林在身旁一掠而过,大家一片惊呼。

  艾森豪威尔为巴顿辩解说:“正是感情上的紧张与冲动,才使巴顿将军成为军队中一名如此出色的领导人。他对他的士兵越严,也就越能拯救他们的生命。”

  “将军,这是你的胜利果实。”

  司机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将军……没有受伤……”在放亮的天色里,艾森豪威尔能够看到小战士的惨白脸色,这显然不是受伤所致,只是惊吓而已。

  司机被刚才的一幕吓呆了,他刚打了一个盹,汽车就翻到沟里,而且他拉的是一名四星上将!

  突然“轰隆”一声,两个马上就进入甜美梦乡的人被剧烈的撞击声所惊醒,接着就是一阵翻天覆地的翻滚,他们的头狠狠地撞到驾驶室的顶篷上,一阵剧痛使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艾森豪威尔获悉,紧急约见了记者们。“我不能使巴顿将军丢脸回国。”艾森豪威尔一脸苦相,他运用他高超的辩才及良好的声誉,几乎在乞求记者们手下留情。

  在信中,他还讲了一个小插曲:“一天,我和凯在外面骑马,一个士兵对我们投以冷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用目光回扫了那人一眼,继续策马而去。似乎全世界都在误解我们。我不想对那些流言蜚语作任何评论。要知道,凯有自己的男朋友。……在我心目中,我同凯的关系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不过是开些玩笑而已。”

  在北非,艾森豪威尔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什么叫做战争,什么是敌人的炮火。一次,艾森豪威尔夜间从前线视察返回途中,遇上了车祸。年轻的中士驾车走了一整夜。临近拂晓时,精疲力竭的艾森豪威尔打起盹来。连续驾车、身心极度疲劳的司机眼皮儿慢慢地垂了下来,脑袋也低了下来,只有握着方向盘的手还在本能地左拐、右拐。

  2. 突尼斯大捷

  他暗中把递交报告的军医召来,吩咐他说:“你暗中到西西里去,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但有一点要注意,不要声张。如果把这类事情捅出去,他们会猛烈抨击巴顿将军,他在这场战争中就干不下去了。要知道,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场战争中,少了巴顿是不行的——他是保证取得胜利的人之一。”艾森豪威尔亲笔给巴顿写了一封私人长信。他在信的一开头就说: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微笑着对麦克米伦说,“我们的,你意思是说我们的。”

  “怎么办?将军!还是跳伞吧!”机长脸色苍白地询问艾森豪威尔。机组人员和旅客已拿出降落伞,准备随时跳下去。

  玛咪似乎觉得,凯总是与自己的丈夫形影不离——凯经常出现在照片上,或者站在他身旁,或者紧靠将军的后面。

  终于,在经历了数次惊险之后,飞机安全降落在卡萨布兰卡。

  4月底,艾森豪威尔巡视了前线,他所见到的战备情况、士兵士气,都令他精神抖擞,心情振奋。

  巴顿勃然大怒,举起手来,“啪啪”给了小伙子两个耳光。全医院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来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艾森豪威尔非常担心伤到了玛咪,他迅速回信说:“不管人们怎么说,你说我不再属于你和约翰,那是十分错误的。作为一个人,至今我仍铭记在心的是,我是这个家庭(你,约翰,和我)三分之一成员。因此你没有必要对目前这种状况感到烦恼。”

  在前线,盟军慢慢赢得了这场后勤竞赛。一个原因是美国工厂的绝对产量——艾森豪威尔一次就得到赶运过来的500辆卡车;另一个原因则是盟国空军的崛起。随着飞机数量不断增加和投入前方战场,盟国空军开始从德国人手中把制空权夺过来。

  给丈夫写信,对她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尽管她在信中表示“我很快乐、充足”,艾森豪威尔仍能在字里行间看出她偶尔流露出的真实感情。

  7月19日,盟军对罗马进行首次空袭,集中轰炸铁路。轰炸的直接结果是,罗马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被捕,参加这次政变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任命皮耶特罗·巴多利奥元帅为首相。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艾森豪威尔总是批评他的下属陷入事务堆里不能自拔,但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陷了进去。事无巨细,他都得亲自出马——出席各种会议,安抚法国人,接见各国记者,作出无数的战术决策,参加制订长期计划,管理整个战区,补给和增援前线,监督空战,同英国人打交道……他得了失眠症,症状不断加重。马歇尔指示有关官员,为艾森豪威尔制订了加强保健的生活制度,甚至强迫艾森豪威尔抽出时间来做喜爱的体操。

  在结束西西里战役后,艾森豪威尔决定进攻意大利本土,利用在北非和西西里集结起来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一举拿下意大利。

  “身居这样高位的人,孤独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下属可以建议、帮助、敦促和请求,可是我呢?只能作出决定。在这里,我没有上级可以请示。一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风险总是很大的,而惩罚则是以丧失生命或者给国家造成大大小小的灾难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总之,晋升的结果使我觉得十分自卑,因为我从未觉得我已经功成名就——或者说我的主要工作已经结束。我不过是刚刚开始,我要赢得我的战争。”

  当时,他在美国报纸上读了一篇关于他母亲的文章,文章说,艾森豪威尔的母亲是名信奉和平主义的人,而她的儿子却成了好战的将军。读此,艾森豪威尔提笔疾书道:

  从战术上说,隆美尔取得了胜利——他以不大的代价,使美军伤亡5000多人,摧毁了上百辆坦克和其他装备。而从战略意义上说,隆美尔却一无所获——实际上,他反而帮了艾森豪威尔一个忙:激起了战士们高昂的士气。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说:“士兵们现在求战心切。我们全体人员,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部队必须攻占指定目标,而且我们必须指示指挥官们挺身而出,领导和夺取必须取得的成果。”

  1月15日,艾森豪威尔病后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恢复健康,就飞往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会晤。

  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收到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的指示。参谋长们要他派斯特朗和史密斯到里斯本去会见卡斯泰拉诺。他们应当在“临时条件”的基础上,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将拟订出“正式条件”,其中包括经济、政治、财政方面的条款,要求意大利人在后面签字。在临时条约下,意大利要立即宣布停战,将他们的舰队和空军开至盟国领土上,参加对德作战。

  在这场后勤竞赛中,德军显然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其中包括西西里及突尼斯的优良机场,靠近战场的海港,这使他们的运输线路大大缩短。同时,艾森豪威尔却不断抱怨后勤问题。德军还有着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有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并拥有较多的坦克,这些优势,愈发激起了希特勒尽早从突尼斯向卡萨布兰卡推进的野心。

  艾森豪威尔决定亲赴前线,对付阿尔尼姆的进攻。

  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未被巨大的胜利及接踵而来的荣誉所陶醉,他在酝酿着下一次战斗。当英国政治顾问麦克米伦飞回阿尔及尔时,他激动地拉住艾森豪威尔说:

  艾森豪威尔回到阿尔及尔的别墅时,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疲惫和沮丧过。他意识到,由于过分依赖“超级机密”,他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不过,亡羊补牢,犹为晚也,艾森豪威尔有信心反败为胜。

  当机群渐渐隐没后,他才回到办公室等候消息。他给玛咪写了一封信。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几乎都在随便找点事情来做,以免控制不住自己。走动、聊天、喝茶、不断地抽烟——随便什么,都能使神经放松,以消磨时间。我比大多数人更能承受这种难挨的压力,但是不可否认,我感到极度紧张。”

  2月21日,盟军总部情报处长报告说,阿尔尼姆正从隆美尔非洲军团那里得到增援,将在短期内发动主攻。这一情报是从破译德军“超级机密”的密码获得的,并没有其他方面的证实,但英国人如此相信“超级机密”,一再坚持这一消息是正确无误的。

  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是非常喜欢凯的陪伴的。玛咪在听到越来越多关于“将军与他的司机”的风言风语后,非常伤心,她忧心忡忡地向艾森豪威尔流露出自己的不满和关切。她抱怨说,丈夫不再是她“个人的财产”。

  4. 征服西西里

  “凯”。玛咪突然发现,她是一个被冷落的、远离了丈夫的妻子,而凯却成为丈夫热恋的女人。玛咪心烦意乱,而艾森豪威尔也非常内疚、自责。他只能在这短暂的假期里,以多倍的爱回报深深爱着他的妻子。

  玛咪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她惟一能说得上话的女友露丝,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因为露丝嗜酒如命,而且她的婚姻出了麻烦——她与丈夫离了婚。玛咪讨厌在公众中露面,但她收到数不清的来信,每封信都亲手回复,藉此得以消磨无尽的白昼与暗夜。

  两人睁开眼睛,发现挡风玻璃已经完全破碎,眼前的景象也似乎旋转了90度——汽车无力地歪倒在排水沟里。

  3. 将军与情人

  1943年2月11日,艾森豪威尔荣获上将军衔。对于他来说,这一晋升非常重大,要知道,四颗星的军阶在当时美军中是最高的,而且必须是参谋长才能有。在1943年,只有两个人是上将——那就是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他不禁想起了两年前的自己——那时他才是一名临时任命的上校;他甚至悲观地告诉儿子约翰,他将以这个军衔退休!

  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战场上运筹帷幄之际,他的妻子已与他分开整整一年了。在这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里,玛咪一个人留在美国的家里,感到孤独、苦闷。她弱不禁风,常常生病卧床不起。她胃口不好,体重掉到112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过着无头绪的生活,整晚阅读惊险小说——并默默地等待着”。

  艾森豪威尔在前线度过了这个战役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使他难以忘怀。每当他感到沮丧、懊恼时,他就会想到战士们浑身泥浆坚持在突尼斯寒冷的山地上,在冰冷的雨水和污泥中继续作战,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艾森豪威尔顿时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于是,凯的母亲、凯、将军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艾森豪威尔希望知道她家的情况,而凯的母亲也非常愿意同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交谈。这次相会,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遭到了敌人的炮击,但他定眼一看,附近并没有烟火,也没有闻到硝烟的气味。他慢慢爬起身来,问司机:“受没受伤?”

  作战计划是:7月10日拂晓,以两个伞兵师的兵力空降为先导,7个师在正面同时登陆。估计大约有35万意大利部队驻扎在西西里,但是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是一个谜。岛上的两个德国师则毫无疑问将进行顽强抵抗。

  “没受伤就好。”艾森豪威尔丝毫没有责备司机,“要是换了我开这么长时间的车,想必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随着609高地的攻占,战况渐渐好转,形势发生了急剧转变。这一期间,西方盟国的步兵比敌军有较大的优势,炮兵是他们的3倍,而坦克是4倍。仅在5月6、7日两天,盟国的军队就突破敌人的防御,登上海岸,占领了突尼斯市。与此同时,在北部进攻的美军占领了比塞大,意德军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1943年1月的突尼斯,寒风凛冽,雨雪交加,恶劣的气候条件严重地阻碍着在前线发动攻势。在战事稍稍平歇的同时,一场后勤之战却紧锣密鼓地打响了。

  在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压力下,9月4日,在西西里,史密斯和卡斯泰拉诺在临时条件上签字,双方在9月8日深夜同时宣布停火。奔波了数日的艾森豪威尔,疲惫的脸上终于绽露出笑容。

  雨水湿透了他的军装,他已经感到砭人肌肤的寒冷。风雨中,他默默地为他指挥下的所有部队的安全和成功祈祷。

  风雨交加中,他亲自爬上马耳他的最高点,注视着英国第1空降师飞向西西里的情形。白花花的雨雾之中,空降师的飞机像巨鸟一样振翅远飞,凌空搏击,形成一幅幅壮观动人的场景。

  凯的确有自己的男友,当凯决定要与男友结婚时,流言才有所收敛。不过不幸的是,她的未婚夫突然触雷身亡。凯自然非常难过,艾森豪威尔理所当然地要对她进行安慰。

  “我们的,我们的。”麦克米伦喃喃自语道。他的眼睛闪烁着点点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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