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美文

第一卷第二节,第六卷第二节

  5.1.2繁体字多
  现在看汉字简化以前印的书刊,不很年轻的人感到最显著的不同是有很多繁体字,很年轻的人感到的也许不是繁体字多,而是许多字不认识。这感觉的一种来源是文言用繁体字,不用简体字。其实,文字由繁化简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省事总比麻烦好,这只要拿篆书同楷书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只是在旧时代,这趋势靠自流,而汉字有坚定不移的特性,所以自楷书通行之后,除了少数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小本本之外,笔画多的字总是难于简化。建国以后,从1956年起,国家有关单位陆续公布汉字简化的办法,连同偏旁简化的字都算在内,有一千几百个字的形体简化了。这些字,在旧时代的文言典籍里,当然都是老样子。由繁化简是好事,可是我们总不能要求1956年以前印的文言典籍的文字变成简体。这是文言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要么不读;如果非读不可,那就最好还是也认识繁体字。——即使只是读近年用简化字印的古典作品,了解一些繁体字的情况还是有好处。随便举一两个例。明朝有个大画家名“文征明”,在明朝而敢叫“征明”,很奇怪,其实这“征”是简化字,繁体是“徵”。陶渊明《挽歌辞》有两句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前几年,某语文月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说“余悲”应理解为“悲余”,意思是为我悲伤,他不知道这“余”字是简化字,原为繁体,是“馀”。总之,繁体字多,好也罢,不好也罢,这是文言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

  她们消除这种害处的办法是,教唆孩子轻视他们的保姆,把她当作真正的仆人看待。当保姆授乳的期限一满,她们就把孩子领回来,或者把保姆辞掉;当保姆来看她哺养的孩子时,她们就对她表示爱理不理的样子,这样就可谢绝她来看他了。几年以后,他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再也认不得她了。这位母亲以为这样做就代替了保姆,以为用这种冷酷无情的办法就可弥补她的过失,实际上她是想错了。她不但不能把这个天性已变的孩子变成一个孝顺的儿子,反而使他学到一些忘恩负义的行为;正如她教他看不起用奶哺养他的保姆一样,她正在教他日后看不起他生身的母亲。
  要是反反复复地这样空谈一些有益的问题不至令人那么丧气的话,我是多么想再详细地论述这一点啊!这联系到许多你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你愿意使每一个人都负起他首要的责任吗?你就从那些做母亲的人开始,要她们负起她们的责任来;你引起的变化将使你感到惊奇。所有一切都是相继由这个最严重的堕落行为产生的:整个的道德秩序都变了,大家的天性都泯灭了,家里也没有那种活泼泼的气氛了,一个新家庭的动人的情景再也系不住丈夫的心了,也不受外人的尊重了;人们看不见孩子,也就不那么尊敬孩子的母亲了;在家里再也住不下去了,习惯也不能增进血缘的关系了;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兄不兄,妹不妹,大家都几乎不认识了,怎么能相亲相爱呢?每个人都只顾他自己。当家庭变成了一个凄凄惨惨的地方,那就需要到别处去寻求快乐了。
  要是母亲们都能眷顾她们的孩子,亲自授乳哺育,则风气马上可以自行转移,自然的情感将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振奋起来,国家的人口又将为之兴旺;这是首要的一点,单单这一点就可使一切都融洽起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孩子们的吵吵闹闹,人们原来是感到很讨厌的,现在也觉得很有趣了;父亲和母亲更加感到他们彼此是很需要的,他们相互间比以往更加亲爱了,他们的夫妇关系也更为紧密了。当家庭生气勃勃、热热闹闹的时候,操持家务就成了妇女最可贵的工作,就成了丈夫最甜蜜的乐事。所以,矫正了这个无比的恶习,则其他的恶习不久就可全部革除,自然不久就可恢复常态。一旦妇女们又负起做母亲的责任,则男子立刻就可负起做父亲和做丈夫的责任。
  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对世间的快乐已感到厌倦,是绝不会再感觉到家庭的快乐的。妇女们已经不担负母亲的职责了;她们将来也不再担负这种职责,而且也不愿意担负这种职责。以后,即使她们愿意担负这种职责,她们也很难担负得起来;今天,母亲不亲自授乳的风气已经确立,每一个授乳的女人将会同她周围的所有妇女的反对态度进行斗争,因为她们结成一伙反对她这种她们没有做过的样子,而且也不愿意学习这种样子。
  但是,有时候也见到一些天性善良的年轻妇女在这个问题上敢于抗拒这种势力和其他的女人的叫嚷,以坚贞不拔的勇敢精神去完成自然赋予她们的极其高尚的使命。但愿这样的妇女由于担负这种使命而给她们带来益处人数一天天地增多起来!根据最简单的道理得出来的结论,根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曾加以反驳的事例,我敢向这些可敬的母亲保证,保证她们将得到她们丈夫的坚定不移的爱情,保证她们将得到她们的孩子的真诚的孝顺,保证她们将得到人人的尊敬,保证她们分娩顺利,毫无痛苦和不良的后果,保证她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最后,还保证她们终有一天将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学她们的榜样,看到其他的丈夫叫他们的妻子以她为模范。
  母不母,则子不子。他们之间的义务是相互的,如果一方没有很好地尽她的义务,则对方也将不好好地尽他的义务。孩子知道了应该爱他的母亲,他才会爱她。如果血亲之情得不到习惯和母亲关心照料的加强,它在最初的几年中就会消失,孩子的心可以说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死了。从这里,我们开头的几步就脱离了自然。
  当一个妇女不是不给孩子以母亲的关心而是过于关心的时候,她也可以从一条相反的道路脱离自然;这时候,她把她的孩子造成为她的偶像,她为了防止孩子感觉到自己的娇弱,却把孩子养得愈来愈娇弱,她希望他不遭受自然法则的危害,于是使他远离种种痛苦,可是没有想到,由于她一时使他少受一些折磨,却在遥远的将来把多么多的灾难和危险积累在他的身上,没有想到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是多么残酷,它将使幼小时期的娇弱继续延长,到成人时受不住种种劳苦,有一则寓言说,太提斯为了使她的儿子成为一个刀枪不入的人,便把他浸在冥河的水里。这个寓言很好,寓意也很清楚。可是我所说的那些残酷的母亲,她们的作法却完全不同,由于她们使孩子沉浸在温柔舒适的生活里,所以实际是在给他们准备苦难;她们把他们身上的毛孔打开,让各种各样的疾病侵袭,使他们长大的时候,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品。
  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它在继续不断地锻炼孩子;它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它教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烦恼和痛苦。出牙的时候,就使他们发烧;肠腹疼痛的时候,就使他们产生痉挛;咳嗽厉害的时候,就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肠虫折磨他们;多血症败坏他们的血液;各种各样的酵素在他们的血中发酵,引起危险的斑疹。在婴儿时期,他们差不多都是在疾病和危险中度过的;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到八岁就死了。通过了这些考验,孩子便获得了力量;一到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生命时,生命的本原就更为坚实了。遵循这是自然的法则。你为什么要违反它呢?由于你想改变这个法则,结果是毁了孩子,阻碍了它对孩子的关心照料取得成效,这一点,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孩子在室外受到自然给他的锻炼,这在你看来是倍加危险,可是相反,这是在分散危险,减少危险。经验告诉我们,娇生惯养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死的还多一些。只要我们不使他们做超过其能力的事情,则使用他们的体力同爱惜他们的体力相比,其为害还是要小一些。因此,要训练他们经得起他们将来有一天必然要遇到的打击。锻炼他们的体格,使他们能够忍受酷烈的季节、气候和风雨,能够忍受饥渴和疲劳;把他们浸在冥河水里吧。在身体的习惯未形成以前,你可以毫无危险地使他们养成你所喜欢的习惯;可是,一旦他们有了牢固的习惯,要作任何改变的话,对他们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孩子可以忍受一个大人不能忍受的变化,因为最初的性情是柔和易导的,不用花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养成我们给它确定的类型;而成人的性情就比较执拗,只有用暴力才能改变它已经形成的类型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使孩子的生命和健康不遭到任何危害时,就把他培养得十分健壮的;即使有什么危险的话,也不必犹豫。因为,既然这些危险是同人生分不开的,那么,除了在他一生当中趁它们为害最轻的时候就抛掉它们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遵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宝贵。除了他个人的价值以外,还加上别人为了照料他而花用的种种耗费;除了丧失他的生命以外,还加上我们对他有死亡的感伤。因此,在百般保护他的时候,特别要考虑到他的将来。要抵抗青年时期的祸害,就必须在他未遭遇这些祸害以前把他武装起来,因为,如果说在达到能够利用生命的年岁以前,生命的价值是一直在增加的话,那么,在童年时候使他少受一些痛苦,而结果却使他在达到有理智的年龄时遇到更多的痛苦,这个方法岂不愚蠢!难道说这就是师教?
  人的命运是时时刻刻要遭到痛苦的。对他的操心照料,其本身就是同痛苦相联系的。幸而他在童年时候所遇到的只不过是身体上的痛苦,这同其他的痛苦比较起来,没有那样残酷,没有那样悲哀,而且,同那些使我们产生绝命念头的痛苦相比,还是极其少的。一个人是绝不会因为患痛风症而自杀的,唯有心灵的痛苦才使人灰心失望。我们同情儿童的命运,然而应该同情的却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更大的灾祸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就会啼哭;他的婴儿时期就是在啼哭中度过的。有时候,人们为了哄他,就轻轻地摇他两下,夸他几句;有时候,人们为了不许他吵闹,就吓他,就打他。要么,他喜欢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要么,我们硬要他照我们的意思做;不是我们顺从他奇奇怪怪的想法,就是我们要他顺从我们奇奇怪怪的想法:折中的办法是没有的,不是他命令我们,就是我们命令他。所以,他首先获得的观念,就是权势和奴役的观念。还不会说话,他就在支配人了;还不会行动,他就在服从人了;有时候人们惩罚他,可是他还认识不到他犯了什么过失,说得更确切点,他还没有犯过失的能力哩。人们就是这样很早地把这些情绪灌入他幼小的心灵,可是以后又推说那是天性,费了许多气力把孩子教坏之后,又抱怨他成了这样的人。
  一个孩子要这样在妇女们的手中度过六、七个年头,结果是成了她们和他自己乖僻任性的牺牲品;她们教他这样和那样之后,也就是说,在他的脑子里填入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语言或对他一无好处的事物之后,用她们培养的情绪把他的天性扼杀之后,就把这个虚伪的人交到一个教师的手里,由这位教师来发展他业已充分养成的人为的病原,教给他一切的知识,却就是不教他认识他自己,不教他利用自己的长处,不教他如何生活和谋求自己的幸福。最后,当这个既是奴隶又是暴君的儿童,这个充满学问但缺乏理性、身心都脆弱的儿童投入社会,暴露其愚昧、骄傲和种种恶习的时候,大家就对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感到悲哀。你们搞错了,这个人是照我们奇异的想法培养起来的,自然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要是你希望保持他原来的样子,则从他来到世上的那个时刻起就保持它。他一诞生,你就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尚未成人,你就不要放弃他:不这样做,你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既然真正的保姆是母亲,则真正的教师便是父亲。愿他们在尽责任的先后和采取怎样的作法方面配合一致;愿孩子从母亲的手里转到父亲的手里。由明理有识而心眼偏窄的父亲培养,也许比世界上最能干的教师培养还好些,因为,用热心去弥补才能,是胜过用才能去弥补热心的。
  可是,有许多的事情、工作、职责……啊!职责,毫无疑问,做父亲的职责是最后才考虑的!我们用不着惊奇,一个人的妻子不愿意哺育他们爱情的果实,则他也就不愿意对他的孩子进行培养。再没有什么图画比家庭这幅图画更动人的了,但是,只要其中少画了那么一笔,也就把整个图画弄糟了。如果说母亲的身体太坏,不能哺育孩子,则父亲的事情太忙,也就不能教育孩子。孩子们远远的离开家庭,有的住在寄宿学校,有的住在教会女子学校,有的住在公立学校,他们把自己的家庭之爱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他们把对谁都不爱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了。兄弟姊妹彼此都几乎不相识了。当他们拘泥地聚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客气,彼此都当作外人看待。只要父母之间没有亲热的感情,只要一家人的聚会不再使人感到生活的甜蜜,不良的道德就势必来填补这些空缺了。难道说真有人竟愚蠢到看不出所有这一切的连锁关系吗?
  一个做父亲的,当他生养了孩子的时候,还只不过是完成了他的任务的三分之一。他对人类有生育人的义务;他对社会有培养合群的人的义务;他对国家有造就公民的义务。凡是能够偿付这三重债务而不偿付的人,就是有罪的,要是他只偿付一半的话,也许他的罪还要大一些。不能借口贫困、工作或人的尊敬而免除亲自教养孩子的责任。读者诸君,请你们相信我这一番话。凡是有深情厚爱之心的人,如果他忽视了这些如此神圣的职责,我可以向他预言,他将因为他的错误而流许多辛酸的眼泪,而且永远也不能从哭泣中得到安慰。
  这个有钱的人,这个家庭中如此忙碌的父亲,据他说,他是不得已才放弃他的孩子不管的,他采取怎样的做法呢?他的做法是,拿钱去雇一个人来替他完成他所担负的责任。满身铜臭的人,你以为用钱就可以给你的儿子找到一个父亲吗?你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你给你的孩子雇来的这个人,甚至不能说是教师,他是一个奴仆。他不久就将把你的儿子培养成第二个奴仆。
  一个好教师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人们对这个问题是讨论了很多的。我所要求的头一个品质(它包含其他许多品质)是:他绝不做一个可以出卖的人。有些职业是这样的高尚,以致一个人如果是为了金钱而从事这些职业的话,就不能不说他是不配这些职业的:军人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教师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那么,谁来教育我的孩子呢?这,我已经向你说过,要你自己。我不能教。你不能教!……那就找一个朋友好了。我看不出还有其他的办法。
  一个教师!啊,是多么高尚的人!……事实上,为了要造就一个人,他本人就应当是做父亲的或者是更有教养的人。象这样的职责,你竟放心交给一些为金钱而工作的人。
  我们愈是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愈发现一些新的困难。教师必须受过教育,才能教育他的学生,仆人必须受过教育,才能为他的主人服务,所有接近学生的人都必须先获得他们应当使他领会的种种印象;必须受了一层教育又受一层教育,一直受到谁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为止。把孩子交给一个连他本身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培养,又怎能培养得好呢?
  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是不是找得到呢?这我是不知道的。在这堕落的时代,谁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还能达到多少高尚的程度呢?不过,我们假定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找到了。那么,就先要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才能希望他是怎样的人。我相信,我可以这样预先断定,即:做父亲的人在认识到一个好教师的整个价值的时候,他将毅然决定不用任何教师;因为,他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教师而花费的力量,将比他自己做教师花费的力量多得多。因此,他愿意做一个朋友,也愿意培养他的儿子做朋友;这样就省得到其他的地方去找教师了,而且,大自然已经把教育的工作做了一半了。
  有一个人,我只知道他是很显贵的,他曾经请我去教他的儿子。这当然是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不过,他不但不应该怨我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应该以我的谨慎从事而感到庆幸。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请求,如果我在我采用的方法上走错了路,那么,即使去教也是要失败的;但是,如果我成功的话,其结果可能是更糟糕的,他的儿子也许将放弃他的头衔,再也不愿意做公爵了。
  我深深明了一个教师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同时感到自己的能力是太不够了,所以不论什么人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都是绝不接受的;至于朋友的荐引,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新的拒绝的原因。我相信,看过我的这本书之后,就很少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了;我要求那些打算请我做教师的人再也不要白费气力了。我以前曾经对这个职业做过充分的尝试,以便证明我不适合于这个工作;即使我的才能使我能够担任的话,我的景况也是不容许的。有些人似乎对我的话还不十分重视,因而不相信我的决定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是有根据的,我认为,我应该公开地向他们声明这一点。
  我虽然不能担负这个最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可以大胆地尝试一下最容易的事情:按照其他许多人的样子,不去参与其事,而从事著述;应当做的事情我虽不做,但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在类似这种著书立说的事业中,由于作者总是在自由自在地阐述一些不用他去实施的方法,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许多不能实行的美好的方案,但是,由于缺少详细的内容和例子,他所说的话即使可以实行,在他没有说明怎样应用的时候,也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我决定给我一个想象的学生,并且还假设我有适合于进行其教育的年龄、健康、知识和一切才能,而且,从他出生的时候起就一直教育到他长大成人,那时候,他除了他自己以外,就不再需要其他的指导人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用来防止一个对他不信任的作者误入幻境;因为,一旦他离开了通常的方法,他就只好把他的方法试用于他的学生,他不久就会感觉到,或者说读者会替他感觉到,他是不是按照孩子的成长和人心的自然的发展而进行教育的。
  这就是在种种困难面前我要努力去做的事。为了不致使本书因许多不必要的材料而篇幅太大,我就把每个人都能觉察其是否正确的原理提出来就是了。至于那些需要加以实验的法则,我把它们都应用在我的爱弥儿和其他人的身上,并且使人们在极其详尽的情节中看到我拟定的方法是能够付诸实践的;我准备实行的计划至少要做到这个样子。至于说我是不是做得成功,那就要由读者判断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开始的时候便很少谈到爱弥儿,因为,我对教育采取的首要准则,虽同大家公认的准则相反,然而是非常明白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很难说是不赞成的。可是,当我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的学生由于跟你的学生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一般的儿童,必须对他采取一套特殊的教法。从此以后,他就频频出场,到结尾的时候,我没有一刻工夫不见到他,以致不论他说什么话的时候,都不需要我替他说了。
  我在这里没有论述一个好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才能,我假设了这些才能,并且假设我自己具有这一切才能。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人们将看到我对自己是多么落落大方。
  我只谈一下我跟一般人意见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教师应该是年轻的,而且,一个聪慧的人能够多么年轻就多么年轻。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欢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在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共同的地方不多,所以在这个距离上永远不能形成十分牢固的情谊。孩子们有时候虽然是恭维老年人,但从来是不喜欢他们的。
  人们也许希望他的教师曾经是教过一次学生的,这个希望是太大了;同一个人只能够教一次学生,如果说需要教两次才能教得好的话,那么他凭什么权利去教第一次呢?
  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经验,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些;但他是不可能这样做下去的。不论是谁,如果他相当成功地把这种事业完成一次之后,他就会感到其中的辛酸,因此就无心再从事这样的工作了;至于说他头一次就做得很糟糕,那就可以预断第二次也一定是很坏的。
  我也认为,跟一个青年人相处四年,或教他二十五年,其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是在你的儿子已经成长的时候才给他找一个教师的;而我则希望他在出生以前就有一个教师。你所请来的这位教师每五年可以换一个学生;而我请来的这位教师则永远只教一个学生。你把教师和导师加以区别,这又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你还区别不区别门徒和学生呢?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要教给孩子的: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这门学科是一个整体,不管色诺芬对波斯人的教育说了些什么,反正这门学科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我宁愿把有这种知识的老师称为导师而不称为教师,因为问题不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怎样做人。他的责任不是教给孩子们以行为的准绳,他的责任是促使他们去发现这些准绳。
  如果说一定要十分仔细地挑选一个老师,那么,也必须容许老师去挑选他的学生,尤其在打算挑一个学生来做样子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能根据孩子的天赋和性格来挑选,因为,一方面只有在我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才知道他有怎样的天赋和性格,另一方面我是在他出生以前就接受了他作为学生的。假如我能够选择的话,我便照我假想的学生那样选择一个智力寻常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只是一般的平常人;只有他们所受的教育才能作为跟他们相同的人的教育的范例。
  地方对人们的教养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人们只有在温带才能达到十分健全的境地。在两极地区显然是不利的。一个人并不象一棵树木那样栽在什么地方就永久留在那个地方;从地球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的人,就不能不比从中部出发到达同一个尽头的人多走一倍的路。
  一个温带地方的居民接连走过地球的两极,他所占的便宜更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虽然他所受的变化同那个从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人是一样的,但他的自然的体质起变化的地方是不到一半的。一个法国人可以生活在新几内亚和拉普兰,但一个黑人却不能同样地生活在托尔尼欧,一个萨摩耶人也不能生活在贝宁。此外,头脑的组织似乎在两极地方也是不够达到完善的。无论黑人或拉普兰人都没有欧洲人那样聪慧。因此,如果我希望我这个学生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话,则我将从温带的地方挑选这个学生,例如说,在法国,就比在其他地方挑选的好。
  在北方,人们在不毛的土地上消耗的东西多;在南方,他们在富饶的土地上消耗的东西少。因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差别,使北方的人十分勤劳,南方的人耽于沉思。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社会上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类似这样的差别。穷人住的地方很贫瘠,富人住的地方很肥美。
  穷人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的,他的环境的教育是强迫的,他不可能受其他的教育;反之,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适合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境,所以,与其教育穷人发财致富,不如教育富人变成贫穷;因为,按这两种情况的数字来说,破产的比暴发的多。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富有的人;我们深信,这样做至少是可以多培养一个人的,至于穷人,他是自己能够成长为人的。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我不认为爱弥儿生长名门有什么不好。这毕竟是抢救了一个为偏见所牺牲的人。
  爱弥儿是一个孤儿。他有没有父母,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承担了他们的责任,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全部权利。他应该尊敬他的父母,然而他应该服从的只是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唯一的条件。
  我对上述条件还要附加一点,其实这一点也只是以上条件的继续而已。那就是,除了我们两人同意以外,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条是极关紧要的,我甚至希望学生和老师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不可分离的,把他们一生的命运始终作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目标。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是要离开的,一旦他们看出他们有彼此成为路人的时刻,他们就已经成为路人了;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两个人都一心想到他们将来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因此,只是勉勉强强地相处在一起。学生把老师只看作他在儿童时候遇到的灾难,而老师则把学生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巴不得把它卸掉;他们都同样盼望彼此摆脱的时刻早日到来;由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心诚意的依依不舍的情谊,所以,一个是心不在焉,一个是不服管教。
  但是,当他们象从前在一起生活那样,彼此尊重,他们就会互相爱护,从而变得十分的亲热。学生不会因为在儿童时曾跟着的而到成年时又结为朋友的人学习而觉得羞愧;老师也乐于尽心竭力,等待收获果实,他赋与他学生的种种德行,就是他准备他老年时候享用其利益的基金。
  这个预先做好的约定,假设了分娩是很顺利的,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好,又活泼又健康。一个做父亲的,在上帝赐与他的家庭中不能做任何选择,也不应该有偏心,所有他的孩子,都同样是他的孩子;他对他们都要一样地关心,一样地爱护。不管他们是不是残废的,不管他们的身体是弱还是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寄存品,他应当考虑他手里的这个寄存品。婚姻不仅是夫妇之间的一项契约,也是同大自然订立的一项契约。
  不论是谁,只要承担了不是大自然硬要他非承担不可的任务时,就应当先弄清楚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否则对他将来办不到的事情也要承担责任。凡是照料体弱多病的学生的人,就把他所担负的老师的职责转变成护士的职责了;他把他应当用来增加生命的价值的时间都浪费于照料这样一个没有作用的生命;他将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母亲有一天会因为她儿子的死而责备他,其实他已经替她把那个儿子的生命保全了很长的时间。
  一个身体多病的孩子,即使他能够活八十岁,我也是不愿意照管他的。我不愿意要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一无用处的学生,因为他成天耽心的,只是怎样保全自身,他的身体损害了他的精神的陶冶。我在他身上那样白白地大费心思,岂不是使社会受到加倍的损失,为了一个人而夺去它两个人吗?要是另外一个人来替我教这个病弱的孩子,我是同意的,而且对他的仁慈表示赞扬;可是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才能: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教这个只想免于死亡的人怎样生活。
  身体必须要有精力,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一个好的仆人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我知道放纵能刺激欲望,它久而久之也会摧残身体的;至于断食和少食,也往往由于相反的原因而产生同样的效果。身体愈弱,它的要求愈强烈;身体愈壮,它愈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所有一切感官的欲望都寓于娇弱的身体之中;它不仅不能满足那些欲望,却反而愈加刺激那些欲望。
  虚弱的身体使精神也跟着衰弱。医药这一门学问对人类的毒害比它自认为能够医治的一切疾病还有害得多。就我来说,我不知道医生给我们治好了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我知道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病症实在是足以害死人的,例如懦弱、胆怯、轻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虽说他们能治好身体,然而他们却消灭了勇气。即使他们能叫死尸走路,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的是人,但是我们就没有看见从他们手中救出过什么人来。医学在我们这里很时髦,它应当是这样的。它是那些闲着没有事干的人的一种娱乐,这些人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时间,所以就把它消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们偏偏生成一个不死的人的话,他们也许就是人类当中最不幸的人了:永远不怕丢失的生命,对他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对于这些人,就需要医生去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得意,每天使他们感到自己唯一能够感到的快乐,即自己还没有死去的那种快乐。

  我认识一个小女孩,她是先学写字然后才学识字的,而且开头是用针写然后才用笔写的。在所有的字母中,她起先只喜欢写”o”。她不断地写了大”o”又写小”o”,写了粗笔画”o”又写细笔画”o”,在一个”o”字中间又写另外一个”o”,而且总是反着笔顺写”o”。可惜,有一天,当她正在做这个有意义的练习的时候,她在一面玻璃镜里看见了自己的样子;她觉得这种别扭的姿势很难看,于是就象米讷瓦似地把笔扔掉,从此就不写”o”了。她的弟弟也跟她一样,不学写字了,不过,使他讨厌写字的原因,是他觉得写字是受罪,而不是学她的样子。大家另外想了一个办法才使她又重新练习写字;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很娇气的,她不喜欢把她的衣服拿给她的妹妹穿;从前,家里的人在她的衣服上都打了记号,而以后就不替她打记号了,所以她只好自己学打记号。她以后进步的情况如何,大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你必须把你叫女孩子去做的事情的意义给她们讲清楚,但是一定要她们把那些事情做好。懒惰和桀骜不驯是女孩子的两个最危险的缺点,而且,一有了这两个缺点,以后就很难纠正。女孩子们应当做事细心和爱劳动;这还不够,她们从小还应当受到管束。如果这样做对她们是一种苦楚的话,这种苦楚也是同她们的性别分不开的;而且,要是不受这种苦楚,她们将来一定会遭受更大的痛苦的。她们一生都将继续不断地受到最严格的约束:种种礼数和规矩。必须首先使她们习惯于这种约束,她们才不会感到这种约束的痛苦;必须使她们习惯于控制她们种种胡乱的想法,以便她们自己能使自己顺从他人的意志。如果她们成天都想干活的话,我们还应当在某些时候强迫她们一点事情也不做。如果她们最初有了不良的爱好和爱做什么事情就做个没有完的话,她们就容易产生轻佻放荡和反复无常这些缺点。要防止这种弊病,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她们自己克制自己。在我们现在这种麻木不仁的社会情况下,一个诚实的妇女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同她自己斗争的一生;妇女们来分担她们给我们造成的痛苦,这是很公平的。
  要防止女孩子们厌弃工作而只知玩乐。采取一般的教育方法便容易使她们产生这种贪玩而不愿干活的缺点,因为,正如费讷龙所说的,这种教育方法一方面使女孩子们感到十分厌腻,另一方面又使她们只贪图快乐。如果大家遵守前面所讲的法则,这两种缺点当中的第一个缺点便只有在她们不喜欢她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才会发生。一个小女孩如果喜欢她的母亲或她的朋友,则她终日同她们在一起工作,也不会感到厌倦;单单是同她们聊天,就足以消除她心中所感到的束缚。但是,如果她觉得管理她的人是一个眼中钉,则她在那个管理人面前做任何事情都是做得不痛快的。有些女孩子觉得同母亲在一起不如同别人在一起快乐,这样的女孩子是很难变成好孩子的;不过,要判明她们真正的情感,就必须对她们的情感进行研究,而不能单凭她们所说的话,因为她们会甜言蜜语地说一番假话来掩饰她们的思想的。我们也不能够规定她们硬要爱她们的母亲,不能说由于女孩子有服从母亲的义务因而必然要对母亲产生爱的,在这方面是一点也不能勉强的。只要母亲不使得她的女儿讨厌她,则她对女儿的爱护、照顾和平日的习惯,就会使她的女儿爱她的。做母亲的人即使管束她的女儿,只要管得恰当,则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她对母亲的爱的,因为,既然妇女生来就处在隶属他人的地位,所以女孩子们也会懂得她们是应该服从别人的。
  由于女孩子只能够有很少的自由,所以她们往往过分地使用人们让她们所享受的那点自由;她们处处都表现得很极端,甚至做游戏的时候也比男孩子做得起劲,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二个缺点。这种缺点必须加以制止,因为它将造成妇女们所特有的几种恶习,例如任性和入迷,一个女人如果有了这些恶习,则她今天虽然喜欢一样东西喜欢得不得了,而一到了明天,也许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了。对她们来说,好恶无常同做事过分一样,是极其有害的,而这两种缺点都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我们不应该不让她们欢欢喜喜、笑笑闹闹地做顽皮的游戏,但是我们要防止她们为了去做另一种游戏便厌弃这一种游戏;必须使她们在一生之中时时刻刻都要知道有所约束。要经常使她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可以马上停止,毫无怨言地去做另外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养成习惯就行了,因为习惯可以变成第二天性。
  由于养成了受约束的习惯,结果就会使一个妇女形成一种她终生都必须具备的品质:温顺;她之所以必须具备这种品质,是由于她始终要永远听从一个男人或许多男人的评判,而自己又没有办法不受他们的评判的影响。一个女人应当具备的第一个重要的品质是温柔,因为,她既然是生成要服从有那样多恶习和缺点的男人,则她从小就要知道她应当毫无怨言地忍耐一个丈夫不公正的行为和错误。她之所以要这样温柔,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做妻子的人如果泼辣和顽强的话,其结果是只会增加她的痛苦和丈夫的错误行为的;如果她们要想征服他们,就不能使用这种武器。天老爷并不是为了使她们变成爱吵吵闹闹的人才长得那么巧言令色地善于说话的;也不是为了使她们能够颐指气使地横蛮行事才长得那样柔弱的;也不是为了叫她们骂人才长有那样一付好听的嗓子的;也不是为了使她们能够横眉怒目地大发脾气才长有那样俊秀的面孔的。当她们怒容满面的时候,她们就失去了她们本来的样子了;尽管她们常常有发牢骚的理由,但如果她们大发雷霆地骂人,那就不对了。男性应当保持男性的态度,女性也应当保持女性的态度;一个丈夫如果太懦弱,就会使他的妻子变得很跋扈;不过,除非男人是一个怪物,否则一个女人的温柔的性情迟早是会使他俯首贴耳地拜她的下风的。
  但愿女孩子们常常都是那样乖乖地听话的,但是做母亲的人是不应该老是那样不通人情的。我们不应当为了使一个小女孩变得很温顺就采取折磨她的办法,也不应当为了使她变得彬彬有礼就对她采取粗暴的态度;相反地,要是她有时候玩弄一下狡猾的手段,我也不生气的,只要她玩弄这种手段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我们对她不服从的行为所给予的惩罚,而是为了摆脱我们的管束。问题不在于硬要使她可怜地依赖于人,而是在于使她意识到她必须依赖他人就够了。狡黠是女性的一种自然的秉赋,我深深相信所有一切自然的倾向其本身都是很正当的;我认为,我们也应当象培养她们的其他的天性一样地培养她们的这种秉赋,问题只是在于怎样防止她们滥用这种秉赋。
  我呼吁所有一切善良的人仔细地研究我这个看法的真理。我不希望大家在成年的妇女们的身上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种种清规戒律已经逼使她们变得十分的奸诈了。我希望大家去研究女孩子,去研究小姑娘,因为她们可以说是刚刚才出生不久的人,希望大家把她们跟年纪相同的男孩子加以比较;如果他们跟她们比起来不显得迟钝和笨拙的话,那就说明我的看法完全错了。现在,且让我从孩子们十分天真的做法中举一个例子来谈一谈。
  在吃饭的时候不准孩子们要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规矩,因为人们认为,不拿一些毫无意义的规矩压在他们身上,就不能够把他们教好,所以一个可怜的孩子想要一样东西而不做出想得要命的样子,就不马上给他或不给他。大家都知道,一个懂得这个规矩的小男孩如果在餐桌上没有人理他的话,他会多么巧妙地向大人要一点盐或其他的东西。
  我不认为人们会因为他表面上要的是盐而实际上要的是肉,就说他不对;大家不理他,这种做法是极其残酷的,所以,要是他索性打破这个规矩,直截了当地说他肚子饿了,我不相信人们就可以因此而惩罚他。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是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的,因为,除了她家的人从来是严格禁止她直接地或间接地要东西,不容许她不听大人的话以外,而且那一餐饭所有的菜她都吃过了,只有一份菜大家忘记给她,不过这一份菜恰恰是她很想吃的。
  这个小女孩为了使得大人忘记给她的菜而又不戴上不听话的罪名,她用手指头依次指着所有的菜盘,一边指一边大声地说:”这份菜我吃过了,那份菜我吃过了。”但是指到她没有吃过的那份菜的菜盘时,她一声不吭地把手指头挪过去了,而且在挪的时候故意使人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大家就问她:”这一份菜你没有吃过吗?””啊!没有,”这个小小的贪吃的女孩一边把头低下去,一边很小声地这样回答。我不再多说了,请你自己把小女孩的这种机灵的做法同小男孩的机灵的做法对比一下吧。
  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哪一个普遍的法则对人类是有害的。上帝使女性长得那样特别机灵,从而就极其公平地补偿了她在体力方面的不足;没有这种机灵,女人就不是男人的伴侣,而是他的奴隶。正是由于她的才智优越,所以她才能保持她的平等的地位,才能在表面上服从而实际上是在管理他。女人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例如男人的缺点,她本身的羞怯和柔弱;对她有利的,只是她的才能和美丽的容貌。她培养她的才能和修饰她的容貌,不是很应该的吗?不过,美丽的容貌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的,而且这种容貌由于许多意外的事情将遭到毁伤,由于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消逝,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将损害它的美的效果。所以只有机智才能作为女性所有的真正的资本;不过,我们所说的机智,并不是社交场合中所赞赏的那种无助于幸福生活的机智,而是善于适应其地位的机智,是利用我们的地位并通过我们的优点来驾驭我们的艺术。一般人都不知道妇女们的这种机智对我们有多大的用处,不知道它使男女两性的交际多么的富于魅力,不知道多么能遏制孩子们的乖戾和约束粗野的丈夫,不知道它多么能使一个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要是没有它,一个家庭便会弄得混乱一团的。狡猾的坏女人将滥用这种机智,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过,哪一种东西不遭到世人的滥用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创造幸福生活的手段有时候对我们有害,便把它加以毁灭。
  一个女人可以用化妆品来使她出一出风头,但要获得别人的喜爱,还是要依赖她的人品。我们的穿扮并不等于我们的本身,由于穿的和戴的东西太考究,往往反而更加难看,何况使穿戴妆饰品的人之所以能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不为人看重的东西咧。人们在这方面对女孩子施行的教育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用妆饰品来奖励她们,促使她们喜欢华丽的衣装;当她们五光十色地打扮起来的时候,人们对她们说:”多么美丽啊!”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教她们懂得,她们所用的妆饰品只要能掩盖她们的缺点就行了;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显出奕奕的神采。爱好时髦是一种不良的风尚,因为她的容貌是不因她爱好时髦而改变的;她的面貌既然永久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一种化妆品只要是曾经一度使她显得好看,就可以永久地使用它。
  当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用艳丽的服饰来打扮自己的时候,我就对她那种怪里怪气的样子感到忧虑,担心别人将对她那种样子抱不好的看法;我将说:”她穿戴这样多的装饰品,真是太累赘了;你看她是不是可以少穿戴一些?她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装饰品,不也是够美的吗?”也许她会主动地要求别人把她穿戴的那些装饰品取掉之后再评判她是不是美,要是她这样做了,那真是值得庆贺的。只有在她穿扮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夸奖她的。如果她了解到化妆品的作用是在于弥补她的姿色之不足,如果她了解到使用了化妆品就等于默默地承认她必须穿戴着这些东西才能讨得人家的喜欢,那么,她不仅不会以她的穿扮而感到骄傲,她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当她比平时穿扮得花梢的时候,她一听见别人说:”她多美呀!”她便会羞得脸儿发红的。
  此外,尽管有一些人是需要一点装饰,但没有哪一个人是非要穿华丽的衣服不可的。女人之所以过分地打扮,是由于上流社会浮华的风气,而不是由于她们个人的爱好虚荣,她们完全是听别人怎样说就怎样打扮的。要打扮得真正的娇艳,有时候也需要用心思考究一番,然而是一点也用不着奢侈品的,朱诺实际上比维纳斯穿扮得还好看。”由于你不能把她的样子画得很美,你就把她画成一个穿扮华丽的人。”阿贝利斯向一个蹩脚的画家这样说道,因为这个画家在海伦獋的身上画了许多穿戴的东西。我也曾经说过,珠光宝气的装饰品正好表明穿戴它们的那个女人是很丑的,用这些东西打扮,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情。一个年轻的姑娘如果会审美,如果能鄙弃时髦,那么,即使你不给她宝石、彩缎和花边,而只给她一些丝带、罗纱、细布和绣花,则她做的衣服,穿起来也比别的女人用拉杜沙所有的绫罗绸缎做的衣服还漂亮一百倍。
  由于好看的服装始终是好看的,而且也应当尽可能穿最好看的衣服,所以,凡是了解自己穿什么样的服装才适合的妇女,总是会选择好看的衣服的,而且选定之后就经常穿它的;由于她们并不是每天都要换一个样式的衣服,所以她们在服装方面就不象那些不知道穿什么样式衣服好的女人那样花费许多的时间。要打扮得真正好看,只须稍稍梳装一下就可以的。年轻的姑娘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打扮的,她们一天的时间应当用在她们的工作和功课上,然而一般的姑娘除了不抹胭脂以外,却同结了婚的太太一样爱打扮,而且一谈起打扮,往往比已婚的妇女还谈得起劲。妇女之所以过分地打扮,是由于生活无聊而不是象人们所说的是由于爱好虚荣。一个在化妆室花六个小时打扮的女人,是完全知道她并不比一个只用半小时打扮的女人好看的,然而她可以借此机会花去许多厌倦的时间,用这个办法消一消遣,总比一事不做好得多。如果不把时间用去梳装打扮,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又做什么事情呢?找几个妇女来侍候自己,拿一些麻烦的事情给她们做,这也是一个消遣的办法;更妙的是,本来是只有在这个时间才看得见丈夫的,但现在就可以借口打扮不同他见面了;于是,卖旧货的商贩、小白脸、小作家、小诗人和小歌唱家就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到她们那里去,若是没有梳装打扮这一回事,是不可能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她们这样做,唯一的好处据说是她们在梳装打扮时比穿着礼服时更好看一些,不过,这个好处并不是象她们想象的那样大,爱梳装打扮的女人是得不到她们所说的好处的。你必须毫不犹豫地要女人受女人的教育,使她们喜欢女性的工作,使她们为人谦逊,使她们勤于持家,这样,她们就自然而然地不去浓装艳抹地打扮,而且在穿着方面反而会更加雅致好看的。
  正在向上成长的女孩子们,应该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光有美丽的化妆品,而她们本身不美丽,那是不够的。她们是不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长成一付婀娜多姿的样子的,但是她们是能够做到风度优娴、声音动人、步履轻捷、举止大方,而且处处显示她们的优点的。只要她们声音响亮、口齿清楚、两臂丰满、行动稳健,不管她们怎样穿扮,都是能够引起人家的注目的。从这个时候起,她们就不能光是会做针线活儿了,她们应当具备一些新的才能,并且已经了解到那些才能的用处。
  我知道,严肃的教师是不愿意教女孩子们学唱歌、跳舞或任何其他的艺术的。这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他们打算叫谁去学这些东西呢?叫男孩子去学吗?把这些艺术教给男人还是教给女人?”谁都不教,”他们回答道,”唱鄙俗的歌曲等于是犯罪;跳舞是魔鬼想出的花招,一个年轻的女子只能够拿工作和祈祷作为她消遣的内容”。一个十岁的孩子拿这些东西来消遣,真是奇怪!至于我,我很担心,如果硬要这些小小的圣徒把她们的童年时期拿去祈祷上帝,到了青年时期就会完全两样的,她们结婚之后,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弥补她们在童年时期损失的时间的。我认为,正如我们应当考虑什么东西适合于她们的性别一样,我们也要考虑什么东西适合于她们的年龄;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是不能够象她们的祖母那样过日子的,她应当活泼地玩耍、唱歌和跳舞,一切适合于她那个年龄的天真无邪的游戏,都应该让她去做,因为她们应当态度稳重和举止端方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了。
  不过,在态度和举止上是不是非改变不可呢?这种改变未必不是由于我们的偏见造成的?由于我们硬要诚实的妇女受到一些清规戒律的束缚,结果便使婚姻生活失去了一切可以使男人感到愉快的地方。如果他们觉得家里冷冷清清,因而不愿意呆在家里,或者说,如果说他们对这样一种索然寡味的情景毫无兴趣,这有什么奇怪呢?由于基督教的教义过分地强调了这些清规戒律的重要性,结果便使它们变成不能实践的空话;禁止妇女唱歌、跳舞和做种种有趣的事情,结果就使她们在家中变成一个忧忧郁郁、动不动就吵闹、令人难以忍受的人。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给婚后的生活加上那些严格的戒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对这样神圣的结合是如此蔑视的。大家采取了许多办法硬不让妇女变成可爱的人,硬要使丈夫变成冷漠无情的男子。有些人说,不会有这种情形;我很明白这种说法的意思,不过我认为,既然基督教徒也是人,那就一定会产生这种情形的。我个人认为,正如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少女为了作伊斯帕亨的嫔妃就学会许多技艺一样,一个英国的女孩子也应当为了使她未来的丈夫感到喜悦而学会许多优良的本领。有些人说,做丈夫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妻子没有那些本领才好哩。不错,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如果妇女们不用那些本领去取悦丈夫,那就是用它们去勾引一些年轻的浪子到她们家里去做丑事。不过,你想一想,要是一个聪慧可爱的妇女具有那些才能,并且用它们去使她的丈夫感到欢喜,这岂不是可以增添他的生活的乐趣吗?这岂不是可以防止他在工作房里昏头昏脑地过了一天之后,到外边去寻求快乐吗?在许多有这种多才多艺的妇女的幸福家庭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共同的快乐而贡献其才能。这样的家庭,大家不是都见过的吗?在这种共同的快乐中,可以使家中的人彼此信任和亲睦,从中领略到天真无邪的温情,这岂不是比那些闹哄哄的公共场合中的娱乐好吗?
  人们使各种技艺太偏重形式了,太一般化了,弄得处处都很呆板和做作,以至使年轻人十分讨厌这些在他们心目中本来是认为非常生动活泼的游戏。我想,最可笑不过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舞蹈或唱歌教师愁眉苦脸地走到那些只知道嬉哈打笑的年轻人跟前,用一种比冬烘先生讲课的口气还慎重的声调传授他所知道的那一点儿肤浅的学问。举例来说,唱歌是不是一定要看乐谱呢?即使是一个音符也不认识,难道就不能把声音唱得柔和而准确,难道就不能唱得很有风味,就不能合着别人唱吗?同样的歌,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唱呢?同样的唱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我怎么也不能够相信:同样的表情、步法、动作、姿态和舞蹈既适合于一个活泼调皮的棕色头发的小姑娘表演,也适合于一个心情忧郁的金色头发的美妇人表演。如果我看见一个老师把相同的功课一模一样地拿去教这两种人,我认为,这个人是只知道照章行事,根本就不懂得他所从事的那门艺术的。
  有人问:女孩子们应该是请男老师教还是请女老师教?这一点,我可不知道;不过,我认为,她们用不着请男老师也用不着请女老师;我希望她们爱学什么就自由自在地去学什么,我希望不再看到穿扮得花花绿绿的走江湖的艺人在我们的城市中溜来溜去。这些人所教的那些东西即使是对女孩子有用,但我很难相信,同这些人交往不给女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害处,我很担心他们胡说八道的那些话以及他们的态度和语调会使他们的学生一开头就喜欢学他们的那些无聊的玩意儿;那些无聊的玩意儿既然被他们说得了不起,所以女孩子们也就会跟着他们拿它们做唯一无二的学习内容。
  在所有一切以娱乐为唯一目的的艺术中,任何人或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女孩子们的教师;她们的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朋友、保姆、镜子,特别是她们自己的兴趣,都可以做她们的教师。你千万不要说你要教她们学这样或学那样,而应当由她们自己向你请求。你不要使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变成了一件苦事,特别是学这些东西,只要有学好的愿望,就算是取得了第一个成功。如果说非要正规地学习不可,我在请男教师或女教师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一定的看法。我不知道一个男舞蹈教师是不是可以握着一个女学生的白嫩的手,是不是可以叫她捞起裙子,是不是可以叫她把两只眼睛抬起来看他,是不是可以叫她张开两臂,把砰砰跳动的胸脯挨近他的身子;不过,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诱我去担任这种教师。
  只要有热心和才能,就能养成一种审美的能力;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也许,这就是女孩子为什么比男孩子能更早地具有规矩和羞耻的观念的原因之一;要是你认为这种早熟的观念是由于女教师的教育的结果,那正表明你对她们的教育的方式和人类心灵的发展是非常无知的。在一切使人喜悦的艺术中,说话的艺术占第一位,只有通过它才能使被习惯钝化了的感官获得新的乐趣。心灵不仅使身体富有生气,而且还能使它恢复一定程度的青春;由于感情和观念继续不断地产生,我们的面容便显得活泼和有变化;通过发自心灵的语言,可以使人把连续的注意力长久地集中于同一个目标。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女孩子们才能很快地学会一些讨人喜欢的话语,才在她们还不知道语句的意思以前,说起话来就是那样地有声有调,而男子也乐于倾听她们的语言,甚至在她们还不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意以前,他们就在窥察这种才智开始显现的时刻,以便了解她们什么时候开始流露她们的情感。
  妇女的舌头是很柔和的,她们开始学说话的时间比男人早,而且说起来也比较容易,也比较好听;有些人责备她们说话说得多,这也许是事实;不过,我不仅不责备她们,反而要称赞她们,因为她们的嘴和眼睛所进行的活动是相同的,而且是由于相同的理由而进行相同的活动的。男人说他所知道的话,而女人则说她使别人喜欢的话;前者说话需要具备知识,而后者说话则需要具备风趣;前者说话的主要目的是讲述有意义的事情,而后者说话的目的则是讲述有趣味的事情。两者说话的共同点应当是:说话要说得真实,除了这个共同点以外,在其他地方就应当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不能象对付男孩子一样,用”有什么用处?”这么一句生硬的话去堵塞女孩子的唠唠叨叨的嘴,而应当换一句同样难答的话去问她们:”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在那既不能分辨善恶又不能判断别人心意的幼年时期,她们应当牢牢地记住这个法则,即同别人说话的时候,只能够说使人喜欢的话;这个法则要实践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必须从属于第一个首要的法则,即千万不能撒谎。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还有许多其他的困难,不过那些困难要等到年龄稍大以后才遇到罢了。至于目前,只要女孩子注意到:不因说实话而显得粗鲁;从天性上说,她们对粗鲁的行为也是很厌恶的,通过教育,就可以轻易地教会她们怎样避免这种行为。一般地说,在人和人的交往中,男人的礼貌表现在予人以帮助,而女人的礼貌则表现在对人体贴。其所以有这种区别,绝不是因为社会的习惯使然,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男人好象处处都想为你效劳,而女人则处处都想使你感到欢喜。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论我们对女人的性情怎样看法,她们的礼貌总是比我们的礼貌更为真挚,这种礼貌是产生于她们原始的本能的;当一个男人伪称把我的利益看得比他的利益还重的时候,不管他用了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来掩饰他这种假话,我也看得出他是在撒谎的。所以,要妇女们做到彬彬有礼,要教育女孩子们学会礼貌,是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的。第一个教她们对人有礼的,是她们的天性,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顺着天性的发展,继续对她们进行教育,使她们按照我们的习惯而表现其对人的礼貌。至于女人对女人的礼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她们互相之间显得很拘束和冷淡,彼此都感到别扭,以至大家都索性不掩饰这种别扭的心情,不装模作样地做作一番,从而在虚假中反而显得真诚。然而,年轻的女孩子们彼此之间有时候也是存在着真诚的友谊的。在她们那样的年龄,快快乐乐的活泼心情可以起善良的天性所起的作用;她们喜欢自己,从而也就喜欢所有的人。这一点确实是事实,即在男人们面前的时候,她们彼此亲吻和互相拥抱就显得格外热情和亲切,虽然她们明明知道这种亲热的样子会使男人感到妒忌,但她们却以她们能够用这种样子引起男人的艳羡而引为骄傲。
  既然我们不应当让男孩子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便更应当禁止女孩子问,因为,不论我们是满足了她们的好奇心或是煞费苦心地避开了她们的好奇心的注意,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何况她们善于猜测我们所隐藏的秘密,善于发现那些秘密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哩。不过,我虽然不喜欢她们问这问那的,但我主张我们应当多多地向她们提问题,想办法使她们多多谈话,使她们常常练习,以便在谈话的时候态度从容,巧于应付,并且在这不至于发生什么不良后果的时候启发她们的心灵和口才。这些谈话始终要很轻松愉快地进行,只要善于安排和引导谈话的内容,就会使年轻的女孩子们感到非常有趣,并且把她们一生都须遵循的最基本和最有用的道德教育贯注在她们白璧无瑕的心中;表面上是在同她们谈一些有趣的和琐碎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告诉她们要具备哪些品质才能够真正地赢得男子的尊重,要怎样才能够使一个诚实的妇女获得光荣和幸福。
  如果说男孩子们没有树立任何一个真正的宗教观念的能力的话,则女孩子们更是不能理解任何一个真正的宗教观念了,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主张趁早把宗教的观念灌输给她们,因为,如果说要等到她们能够有条有理地谈论这些深奥的问题的时候才告诉的话,则我们也许就永远也不能够告诉她们了。女人的理性是一种实践的理性,这种理性虽然可以使她们能够很巧妙地找出达到既定的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能够使她们发现那个目的。两性的社会关系是很美妙的,由于有了这种关系,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行为者,女人便是这个道德的行为者的眼睛,而男人则是它的胳臂,但是,由于他们二者是那样的互相依赖,所以女人必须向男人学习她应该看的事情,而男人则必须向女人学习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女人能够象男人那样穷究种种原理,而男人能够象女人那样具备细致的头脑,则他们彼此将互不依赖,争执不休,从而使他们的结合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当他们彼此和谐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奔向共同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当中哪一个人出的气力多一些,每一个人都受对方的驱使,两个人都互相服从,两个人都同样是主人。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妇女的行为要受舆论的约束,她们信仰什么要完全凭他人来决定。所有的女孩子都要信她母亲所信的宗教,所有的妇人都要信她丈夫所信的宗教。即使那种宗教是虚伪的,但由于驯良的秉性使母亲和女儿都服从自然的秩序,因而也就可以使上帝不至于把她们信仰虚伪的宗教看作是罪恶。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她们应当把父亲和丈夫的话作为宗教的话来加以接受。
  妇女们既然不能自己推演信仰的法则,她们便不能拿证验和理性的法则来限制信仰;但是,由于她们受到了千百种外力的影响,她们往往要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脱离真理。她们总是趋于极端的:要么就一点不相信宗教,否则就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信徒;她们不知道怎样才既能明辨真伪又能虔诚地信仰。弊病的根源不仅在于女性的性格,而且还在于我们男性错误地运用了我们的权威;骄奢淫佚的风气使宗教遭到轻视,悔罪的恐惧又使它被人们看作暴君;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为什么不是过多就是过少的原因就在于此。
  既然妇女们信什么宗教要听凭他人的权威决定,所以,与其向她们讲解信仰的理由,倒不如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们应当信什么宗教;因为对模糊的观念给予信仰,是使她们流为盲信的第一个原因,如果硬要她们信仰荒唐的事物,结果不是导致狂热就是导致怀疑。我们用问答法讲授教义,最终将使她们变成不信教的人还是变成狂热的信徒,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我深深相信,采用教义问答法是必然会使她们成为这两种人当中的一种人的。
  首先,当你向女孩子们讲解宗教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宗教在她们的心目中变成一种阴森森的和使人感到厌烦的事物,千万不要告诉她们说信仰宗教是她们的一项义务或天职,因此,也千万不要叫她们背诵任何讲述宗教的书,甚至连祈祷文也不能叫她们背诵。你只须当着她们的面按时作你的祷告就行了,切不可强迫她们同你一起做。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把祷告的词句说得简短,念祷告词的时候,精神一定要集中,态度要相当的庄重;你要知道,既然要上帝注意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就必须对我们所做的祷告加以注意。
  女孩子们是不是从小就懂得宗教,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应当对宗教有正确的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她们应当爱宗教。如果你使她们感觉到信仰宗教是一个繁重的负担,如果你一再告诉她们说上帝对她们很生气,如果你借宗教的名义硬要把千百种艰难的义务强加在她们的身上,而她们发现这些义务就连你自己也从来没有履行过,这时候,她们将怎样想法呢?她们岂不把学习教义和祈祷上帝看作是小女孩子的事情,岂不想自己赶快长成大人,以便同你一样地摆脱这种种拘束吗?要树立榜样,要树立榜样!不以身作则,你就不可能成功地教好孩子。
  当你向她们讲解宗教信条的时候,你应当采取直接教授而不应当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她们所回答的话,应当是她们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而不是别人告诉她们的。教义问答教授课本中的那些答案,其效果是适得其反的,是学生倒过来教育先生;既然老师讲解的那些东西他们都不懂,但是又硬说他们相信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所以那些答案从孩子们口中说出来就成了十足的谎话。请你告诉我,在知识渊博的聪明的成年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讲述教义问答的时候没有撒谎。
  在我们的教义问答课本中,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创造你并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小女孩子虽然明明知道是她的妈妈,但她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上帝。在这个问题上,她心里只明白这一点,那就是她对这样一个似懂非懂的问题,作了一个连她自己也根本不懂的回答。
  我希望一个真正了解儿童心灵进展的人替他们写一本教义问答课本。这样一本书,也许会成为我们一切著作中的最有用的一本书,而且在我看来,它会给它的作者带来极大的荣誉。毫无疑问,这本书如果要写得好,那就要写得跟我们目前这本教义问答课本完全不同。
宝马娱乐bm7777 ,  这样一本教义问答课本,只有在孩子对其中的问题能够自行回答而不必事先学习书中的答案的时候,它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当然,有时候也应当让孩子们提他想问的问题。为了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应当做出一个样子,可是我觉得,要做这样一个样子,我的能力还是不够的。我姑且试一试,以便使大家对它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5.3.4词用法灵活
  就意义说,双音词比相对的那个单音词明晰、固定,如“友谊”“友情”“友好”“朋友”和“友”比就是这样。较不明晰,较不固定,到用来造句的时候却有它的优越性,是放在哪里都过得去。比如说“以之为友”可以,说“友之”也可以,“友谊”等等就不成。文言词用法的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有不少词兼有名、动两种用法。如:
  (1)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孟子·梁惠王下》)
  (2)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孟子·梁惠王上》)
  (3)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记·项羽本纪》)
  (5)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6)·衣敝缊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鼓”“目”“衣”,都是在前一例里表示事物,后一例里表示动作。现代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如“上锁”和“锁门”的“锁”,只是非常少。文言里却是到处可见。这种现象,习惯上称为“活用”。如果只是说到这里,不错;可是一般是还要进一步,说“鼓之”的“鼓”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目”
  “衣”等同),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怎么知道“鼓”是名词。由语源?古字形似乎没有偏袒的表示。由统计?可惜还没有人这样做。剩下的常用办法是凭印象,也可惜,是两种用法都不少。这有如一个小铺既卖油,又卖醋,如果甲说它是卖油带卖醋,乙说它是卖醋带卖油,这样凭印象坚持一偏之见,取信于人是很难的。可是对于同样性质的“鼓”的词性的一偏之见,似乎都信之不疑,为什么?很明显,是因为都戴着现代汉语语法的眼镜。用这副眼镜看,“鼓”是名词,毫无问题所以“鼓之”是活用,言外之意,这不是它的本职,是临时通融一下。是不是临时通融,应该去问孔子、孟子和司马迁,推想他们是未必承认的。这牵涉到文言词的分类问题。曾经有人注意这种现象,并向另一面偏下去,说古汉语实词不能分类,如高名凯。折中的稳妥之道是能分,只是不应该依照现代汉语语法的框框去分。原因是,文言词有灵活的特点,想分类就不能不重视这个特点。
  (二)有的词入句,用法可以偶尔变通一下。如:
  (7)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8)武王乃·手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逸周书·克殷解》)
  (9)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水”和“手”经常表示事物,这里却表示动作;“生”和“死”相反,经常表示动作,这里却表示事物。这样的灵活与上面那种灵活有分别:上面那种灵活是经常,有如狗既可以看家,又可以协助打猎;这里的灵活是偶尔,有如狗捉住一只老鼠。这类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即使非绝对不可能,也总是非常少见。
  (三)文言词还有使动、意动之类的用法。如:
  (10)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方孝孺《客谈二事》)
  (11)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
  (12)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四》)
  (13)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一》)
  “将”这里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使吾为将”的意思;
  “活”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表示“使之活”的意思。
  “客”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客”的意思;“美”是形容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美”的意思。一般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称前两例为“使动用法”,后两例为“意动用法”。特别提出来介绍,是因为它不守常规;在现代汉语里,随意打破常规是不容许的。
  (四)名词作状语。如:
  (14)齐侯……见大豕,……射之,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15)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6)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人”“廷”“猬”“蠖”“蛇”“龟”都是名词,分别修饰动词“立”“叱”“缩”“屈”“盘”“息”,作状语,在现代汉语里,这种用法是少见的。

  5.4.4句中的主谓关系多用偏正形式表示
  用在句中的有主谓关系的词语,经常在主谓间加“之”字,使它成为偏正词组。如:
  (1)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左传》隐公十一年)
  (2)欲勿子,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韩愈《师说》)
  这也许是为了紧凑,因为偏正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单位,主谓是事物和动作并立,象是两个单位。

  5.8.4典故的凝缩
  读文言作品,如果没有注解,用典的表达方式常常使人头疼。当然,它也有可喜的一面。至于旧时代的文人,大概看到的都是可喜的一面,因而不只愿意用,而且把其中的有些凝缩为词语(包括成语),放在口边、手头,翻来覆去地用,并向下传递,以致我们觉得这些是日常的词汇,不是用典。如:革命,出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交代,出于《左转》庄公八年“及瓜而代”;舆论,出于《晋书·王沉传》“听舆人之论”;挑战,出于《史记·高祖本纪》“若汉挑战”;东道主,出于《左传》僖公三十年“舍郑以为东道主”;莫须有,出于《宋史·岳飞传》“其事体莫须有”;明哲保身,出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朝三暮四,出于《庄子·齐物论》“朝三而暮四”;同流合污,出于《孟子·尽心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乐极生悲,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这类词语是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这就更可以说明用典的根柢之深,势力之大。

  5.5.1篇幅较短
  读文言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篇幅简短的多,洋洋万言的很少见。以记事的为例,《左传》记战事,有些是很复杂的,可是总是简而得要;《史记·货殖列传》记由远古到汉朝的经济情况,头绪那样纷繁,可是字数并不很多。史以外的零篇文章,如我们常读的《师说》《永州八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当然更是这样。篇幅简短,有原因。旧时代事较简,书写印刷困难,习惯于照前人的规格作等等,这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是以简短为上,如刘知几《史通·烦省》引晋张辅《班马优劣论》说:“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唐宋以来的古文家甚至以简繁争高下。这结果是,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相比,在篇幅方面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言的有些体裁,还特别以短小精悍见长。如:
  (1)论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圣,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2)短札——卿事时了,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思卿一面,无缘,可叹可叹!(王羲之《杂帖》)
  (3)小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
  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唐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苏轼《东坡志林》)
  (4)题跋——往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请问作文关纽。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实闻所未闻。今令其人万里在海外,对此诗为废卷终日。(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
  (5)诗话——“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王夫之《薑斋诗话》)我们读白话作品,不管是中古的还是近代的,像这样用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几乎难于找到。

  5.6表达方面:押韵
  表达是为情意服务的。同一种情意,表达的用语可以不只一种。不同的用语一般有高下的分别,高的不只与情意切合,而且兼有简明、典雅、声音美等优点。用语言表情达意,用力求情意切合,还想兼有简明、典雅、声音美等优点,是修辞。文言修辞方法很多,常用而现代语几乎不用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种:押韵、对偶和用典。

  5.1.4通假字多
  通假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如把不准“带”孩子写为不准“代”孩子,把交“代”任务写为交“待”任务,我们现在说是写别字。自然,别字如果年龄增加,渐渐变为老牌子,得到多数少壮派认可,也就可以算正确了,如“交待”就是这样。有人说,古人用通假字等于我们现在写别字,这不完全对,因为情况有别。所谓别字,是有正牌以后,对冒牌的称呼。推想较早时期(比如春秋战国及其前),总有一些字,正牌未定,那就不管是南北对峙还是三国鼎立,都得算正统。这局面渐渐变化,一方势力相对增长,其他相对削弱,于是用势力大的那个字才有正确的意味,但用势力削弱的那一个也未必可以算错,比如不写“早起”而写“蚤起”,你说不对,他可以引《史记·项羽本纪》“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自己辩护。因此,在这种地方,我们读文言典籍,最好是多注意事实,少管对错。事实是古人惯于用通假字,我们现在看(自然是戴着现在的眼镜)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但破除障碍并不难,是熟悉通假的情况,知道在这里,此字等于彼字就可以了。

  5.2.4近古音
  代表近古音(主要指北方官话)的重要韵书是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这是为北曲作的书,因为曲是俗文学,不用书面语的中古音,所以韵书要根据口语改弦更张。大的更动是:平声分阴阳;取消了入声,把原来的入声字分别编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韵部不按四声分,为19部(因为平仄可以通押)。如果我们熟悉现代语音的情况,那就可以发现,《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已经同现代语接近。其实,由中古音向近古音转化,并不始于元朝,据有些人考证,入声收尾的-p、-t、-k,在宋朝已经渐渐失落。《中原音韵》的大胆改革,只是承认了既成事实。可是保守派的中古音的韵书还在坚守阵地,统治着诗词等作品。比如明朝高启作诗,清朝王士禛作诗,甚至现代部达夫作诗,用的字音还是唐宋人的规格。所以谈起近古音,书面上实际是双轨制:真近古音只统辖一部分俗文学作品,其他还是中古音的天下。我们这里是谈文言的特点,文言同近古音的关系不密切,所以用不着深究。

  5.7.1对偶及其修辞作用
  语句连用,有同性质同形式的词语或句子成对出现,我们称这种表达方式为对偶。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温故”和“知新”在句内对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逗号前后两部分对偶;“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分号前后两部分对偶。先秦时代用对偶,推想是偶合,所以意义和声音方面的要求都不严格。后来精益求精,情况就大不同。如:“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萧统《文选序》)“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柳宗元《登柳焦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我们一念就知道是有意拼凑。这样不惮烦而费力拼凑,自然同风气有关;不过风气的形成,却不能不有客观的因素。这客观的因素,《文心雕龙·丽辞》篇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显然是以偏概全;所以不如从要求方面说,是用这种形式可以取得好的表达效果。说具体一些,还可以分作意义和声音两个方面。意义方面,对偶的两部分互相衬托,互相照应,所表达的意思就会显得更加充沛,更加明朗,更加精确。声音方面,对偶的两部分此开彼合,此收彼放,韵律可以显得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和谐悦耳。表达方面的这种优点,可以从许多流传的名句中体察出来。举唐朝的两处为例:“一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旧是仄声)。”(骆宾王《讨武曌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我们可以仔细吟味一下,如果不用对偶,想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的。

  5.2.1字音变动快
  同字形相比,字音的变动大多了。因为不管文言在眼睛里怎样稳定,它的音总要通过口语表现出来,而口语的音总在变,文言的音也就不能不随着变。前面3.2.6节曾提到,不同时代的人读《诗经》第一篇《关雎》,声音不会一样。这不同的时代也许距离不很远,比如春秋末期和战国中期。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可惜过去没有录音设备,了解清楚是做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推知,是一定有变化。以“北京话”为证,许多外乡人提起它,总把它看作调和稳定的整体,可是多年住在北京的人清楚地感觉到,就解放前的几十年(那时候五方杂糅的程度还不很厉害)说,前后可以分为三种:前是老旗人的话,中是老北京的话,后是文化界(包括学生)的话。前后有小差别,是随着时间变的结果。这变的情况,放眼历史,太复杂了,我们所能推知的不过是由书面上透露的一点点概略。这概略同我们读文言典籍有关系(主要是中古时期),所以应该扼要地介绍一下。

  5.4.2整齐句式多
  韵文要求句式整齐是当然的,这里是专就散体说。在先秦的典籍里,行文求句式整齐,《老子》是突出的代表。如:
  (1)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老子》的文章是格言式的,自然不能不这样表达。其实也不尽然,如《荀子》总是长篇大论,句式也求整齐。如:
  (2)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生而凶。(《天论》)
  句式求整齐不只少数人,可见不是出于某些人的癖好。这由正面说是,整齐比不整齐会有比较好的表达作用。这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是由语句的积累和对称,意思可以更明朗,声音可以更悦耳。因为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到汉魏以后,它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如南北朝时期写散体文章,也是:
  (3)夫两仪即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归仁与能,是为君长。抚养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灵来格。祥风协律,玉烛扬辉。九谷刍豢,陆产水育,酸咸百品,备其膳羞。栋宇舟车,销金合土,丝纻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礼度,娱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备设。(僧祐《弘明集》卷四何承天《达性论》)
  (4)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杨衒之《洛阳假蓝记·永宁寺》)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有意凑四字句。这种风气向下发展,精益求精,就不只求句式整齐,而且求相邻的句在意义和声音方面都对称(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之类;平对仄,仄对平),并且长短有变化(四六或六四等)。这就成为骈体,留待下面介绍。

  5.3.6有不少不用在句末的语气助词
  文言,尤其早期的韵文,简短,有时候为了声音和韵味的整齐或充沛,要在句首或句中加个不表示意义的音节。如:
  (1)·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论语·季氏》)
  (2)·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经·周南·葛覃》)
  (3)一雨三日,·繄谁之力?(苏轼《喜雨亭记》)(4)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诗经·邶风·北风》)
  (5)日·云莫(暮)矣,寡君须矣。(《左传》成公十二年)
  (6)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豳风·东山》)像这样嵌在句首或句中的语气助词,文言里有很多(杨树达《词诠》举出上百个)。现代汉语的句子已经由短变长,难得有空隙,自然就用不着这些了。

  5.5.3文体种类多
  对付不同的用途,书面语言不能不分为各种体。体是按照内容不同、写法不同而分的类。不同的类有不同的名称,如“诗”“赋”“论”“书”等。大致从汉魏间起,有些人开始注意文章作法,于是谈到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话。到南北朝,刘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是文论的专著,里面卷二到卷五都是研讨各种文体的,标题是: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二十种。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如“诸子”和“论说”就不能截然分开。但可以看出,在那时期,文人心目中的文体已经很多。
  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得更细,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八种。萧统选文有标准,他在《文选序》中说,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选的是美文,所以经、子、论辩文不选。如果各种性质的文章兼收,文体的数目还要多一些。《文选》给文体分类,大致是以文的名称为标准,不同名的有一个算一个,因而有些内容相近甚至相同的,如“上书”和“书”,就算作两类。后代一部有名的选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收古文不收诗歌,分类是内容和名称兼顾,计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大类。这样合并,眉目清楚,正如编者在“序目”中所说:“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可见细分,类是还要比这多的。
  文体种类多,还可以从文人的文集里表现出来。如苏轼是各体都擅长的作家,《苏东坡集》收的文体计有:诗,词,赋,铭,颂,赞,论,策问,叙,状,表,启,书,记,碑,传,青词,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辞,策,札子,奏议,制诰,外制,内制,乐语,差不多三十种。
  文体种类多,与上层人物的排场有关系,比如同样是一封信,写给皇帝就得改个名称,叫奏章之类。白话是人民大众用的,所以许多表示排场的名称就用不着了。

  5.1.3异体字多
  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音同义同,只是形体不一样,我们称为异体字。表情达意,用一个够了,却要记两个,如已经认识“管”,还要记个“箟”,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当然不好。常常还不只要多记一个,如“杯”要多记“盃”“桮”两个,“窗”要多记“窸”“窓”“窻”“牕”“牒”五个。字形体不同,来源于时间长,地域广,写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而异体流行之后,有些文人为了表示博雅,还常常故意用较冷僻的异体字。于是在旧时代,异体字就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赘疣一类的病,最好割治。统一文字形体,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由李斯主持,搞过一次。后来就不再有人管。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整理异体字,是建国以后的事。1955年底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异体字一千左右。这之后,印文言作品,一般就不再用异体字。可是,正如上面所说,文言典籍几乎都是旧时代印的,那里面还是多有异体字。因此,文言的这种特点,虽然不合人意,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

  5.7.3骈体的对偶
  对偶有高的要求,是需要满足的条件更细致。条件的一个也属于意义方面,是相对的两个字不只可以归入一个大类,而且可以归入一个小类。以事物的名称为例,“花”和“马”可以归入名词的大类;“花”和“草”不只可以归入名词的大类,而且可以归入名词中植物的小类。好的对偶要求相对的两个字最好属于一个小类。条件的另一个也属于声音方面,是对偶的两部分不只要字数相等,而且要相对的字平仄不同。这所谓平仄不同,主要是指节奏上占重要地位的那个字。以律诗为例,是以两个音节为一个单位,重点在后一个音节,所以“烽火”(平仄)可以对“家书”(平平),不许对“谷水”(仄仄)。文的对偶道理也是这样,不过因语句的结构不同而有些变化,如“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王勃《滕王阁序》),重点在第三字和第六字,而不是两个音节的第二个字。声音方面要求的加细,魏晋时期已经有了苗头,如“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旧是仄声)”(曹丕《与吴质书》),“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旧是仄声)之易安”(陶渊明《归去来辞》),像是都有雕琢的痕迹。但这是靠感性摸索,也就是如沈约所说:“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以难免有时中的,有时不能中的。到南朝齐、梁时期,情况就不同了,沈约等受佛教译经中梵语拼音的启发,创四声、八病等说法,其后,平仄协调的要求及其理论根据就越来越明显,对偶就都是精雕细琢了。精雕细琢是尽力求满足意义和声音两方面的条件。可是这两方面条件的约束力有分别:意义方面的属于同一小类是“最好”,就是说,没做到也可以;声音方面的平仄不同是“必须”,不这样就是违反格律。
  这里就文说,由魏晋起,对偶渐渐走向“意义的类相近”“平仄不同”“骈句比例增加”“多用四六句”,并且渐渐在有些篇里就喧宾夺主,于是产生了骈体。散体和骈体有界限问题。同有些事物一样,截然分作两堆是不容易的。昔人的看法偏于宽,如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收秦汉的李斯《谏逐客书》和贾谊《过秦论》,这是其中用了些对偶就算。我的想法,文是否算骈体,应该以对偶是否占主导地位为决定条件。语句形成对偶,可以是偶合的,但数量不多;大量并连续地出现工整的对偶,总是用意雕琢的结果。骈体应该是出于用意雕琢。雕琢,精益求精,于是从齐、梁起,一是对偶的比例越来越增加;二是四字句、六字句的比例越来越增加,到南朝晚期及其后,通篇对偶、基本上四六的标准骈体就形成了,如大家熟悉的徐陵《玉台新咏序》和王勃《滕王阁序》就是。骈体多用四六句,对偶除要求意义同类、平仄不同以外,还在四六的交错中求变化,如对偶可以是四对四,六对六,也可以是四六对四六,六四对六四。无论什么形式,“之”“而”“以”等虚字还是不避重复。
  对偶的表达方式还不只侵入散体的文,成为骈体,还侵入韵文的赋,成为“骈赋”,形式是既对偶又押韵,如有名的江淹《恨赋》《别赋》就是这样。这种写法到唐宋列入考试的科目,成为“律赋”,对偶的要求就更严格了。

  5.4.8容许变格
  文言作品,多数是在诗词里,为了适应字数整齐、对偶、押韵等要求,句子的组织还可以打破常格。如:
  (1)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
  (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
  (3)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4)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
  例(1)(2),名词性词语独自作叙述句,例(3),形容性词语独自作描写句,例(4),“香稻”和“鹦鹉”换位,“碧梧”和“凤凰”换位,这在现代语里都是不允许的。

  5.4.6状语和补语的位置
  介宾词组“以……”“于……”以及一些副词作修饰成分,现代汉语经常用在前面作状语的,文言却经常用在后面作补语。如:
  (1)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卫风·木瓜》)
  (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学而》)
  (3)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顾炎武《与人书》)
  有时候,现代汉语用作补语的,文言却用作状语。如:
  (4)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
  (5)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淮南子·主术训》)

  5.3词
  汉语的字和词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有的字不是词,如“蟋”和“蟀”,因为都不能表意。有很多词不只一个字。字是形体和音节的单位,词是能够独立表意的单位,大致相当于英语的word。

  5.3.2词大多保存古义
  词有意义,还有年寿。不同的词可能年寿有分别:有的长到几千年;有的较短,或者出生得晚,或者用个时期不用了。年寿长的,有的意义不变,如“水”“火”“大”“小”之类,古人怎样用它,我们还是怎样用它。但也有不少意义有变化。变化可大可小,如“去国”古是“离开”国,“去上海”今是“往”上海,这是大变;“再”古只指第二次,今可以指第一次以后的许多次,这是小变。不管大变小变,都是古今意义不同。这不同经常表现在不同的(书面)语言里。显然,在文言典籍里,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古的;现代语的作品相反,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今的。所以说,由词义的演变方面看,文言保存了大量的早期的词义。读文言作品,必须重视这种现象,不然,把“去鲁”理解为“往鲁国”,当然是大错,就是把“善走”理解为“能走路”,也总是错误,因为与原意不合。

  5.4.3判断句的表示法
  表达“……是……”,文言经常用“……者,……也”的形式。如:
  (1)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2)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或者只用一个“也”字。如:
  (3)夫许,大(太)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4)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后汉书·张衡传》)
  还可以“者”“也”都不用。如:
  (5)此堂,师长教士地。(《明史·海瑞传》)
  这种形式同“是”的古今异用有关系。“是”在文言里经常用作指示代词,一般不起联系的作用;如果用“……是……”的形式表示判断,那要用“为”“即”“乃”之类联系,如“其北为河”,“五大夫乃秦官”之类。

  5.4.7省略较多
  词语省略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只是与现代语相比,文言省略比较多。下面分类举些例(括号里是省略的词语)。
  省主语的:
  (1)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
  ()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陶渊明《桃花源记》)
  例(1)省略的虽然都是“余”,可是跳过两个句号;例(2)“具”“便”不是承上省(换了主语)。这在现代语里是少见的。
  省宾语的:
  (3)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
  (4)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史记·项羽本纪》)
  例(3)是省略了动词后的宾语,例(4)是省略了介词后的宾语。
  省“使”“令”之后的兼语的:
  (5)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6)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豪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战国策·赵策四》)
  像这种地方,现代汉语是不能省去“他”字的。
  省介词的:
  (7)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
  (《资治通鉴》卷一○四)
  (8)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
  例(7)省略的是“于”,例(8)省略的是“以”。

  5.6.1押韵及其修辞作用
  文言许多体用押韵的写法,上面第5.5.2节已经谈到。押韵是在语句中适当的地方(一般是停顿的地方),让同韵的字有规律地陆续出现。所谓同韵包括三种情况。以现代汉语为例:一是全同,如“拔bᔓ拿ná”,韵母都是á;二是主要元音相同,如“家jiā”“花huā”,主要元音都是ā;三是收音相同,如“京jīng”“耕gēng”“工gōng”,收音都是ng。文言押韵,道理相同,只是古音与现代汉语的音有区别,所以间或有古人押韵、用现在音读不协韵的情况,这在上面第5.2.3节和第5.2.5节也已经谈到。至于押韵的字是否要求声调相同,各体的情况不尽一样。如近体诗就必须相同;古体诗和词,有时候上、去可以通融。
  押韵是文言的一种重要修辞方法,粗浅地说,作用是好听。细致一些说,作用还可以分作两层。初步的一层是音乐性的,就是于韵律的回环往复之中,在了解意义之外,还能感受浓厚的声音美。例如读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斜”“家”“花”陆续出现,传给人的就不只是景物加心情,而且有声音美(声音美还来自平仄协调,留到下面谈)。更深的一层是意境性的,就是不同的韵还可以唤起不同的情调。例如读杜甫《后出塞》:“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旧属下平声二萧韵)我们会感到苍凉豪放;读王维《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旧属上平声五微韵)我们会感到凄清惆怅。这美的声音和深的意境,都是散体难于表现出来的。

  5.8.3用典的利弊
  用典,借古说今,是文言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重要,常用,当然是因为这样表达有好处。好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古,意思的分量可以加重。因为所引古事古语几乎都是名人之事,名人之言,甚至圣贤之事,圣贤之言,其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自己笔下用了,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量。如上一节例(8)反对声色的享乐,引用老子的话,比说自己认为如何如何,力量就大多了。
  二是熟于古事古语,用典常常比用自己的话更省力。如上一节例(15)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原是形容孔子的)形容黄宪人品的高不可及,如果不用典而自编,那就会很费力。周密《浩然斋雅谈》有一段话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三是用典可以以简驭繁,就是用较少的词语表达较多的意思。如上一节例(21)“室唯四壁”,只四个字,表达的意思既有很穷,又有才学像汉朝的司马相如,虽暂时困顿而将来必有大名。在用典的一些好处里,这以简驭繁的好处分量最重,力量最大,它常常使执笔的人“不能不用”。这种强制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作诗方面。尤其律诗,或五言,或七言,字数有限制,还要对偶,有些意思,不用典就很难写出来,如孟浩然《宴梅道士山房》“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一联就是这样。
  四是用典可以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就显得深刻或更生动。如上一节例(14)的“人生几何”,读过曹操诗的人就会联想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因而意思就更加深刻;例(17)以“惊鸿”代美貌女子,熟悉《洛神赋》的人就会联想到洛神的美,因而意思就更加生动。
  五是用典可以使语言委婉,表难言之意或难写之情,也就是平常话不好说的,可以用典故表示。如《资治通鉴》记肥水之战,苻坚大军南下,谢安故作慎静,桓冲很忧虑,说:“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左衽”是用典(出于《论语·宪问》),等于说我要当亡国奴了,“亡国”的话不好明说,用典就委婉多了。又如李商隐《无题》诗的一联,“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写男女越轨的情事,如果不用典,简直就无法下笔。
  可是用典也有弊。小弊是古事古语未必完全同于今的情况,引用,意思会不切合,甚至似是而非。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自己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其实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也不像李广,有抗匈奴的大功。大弊就严重多了,主要是暗用的,近于谜语,先要由谜面猜出谜底,然后才能确切了解是什么意思。使用语言,目的是求人了解,用典的结果常常是难于了解,所以是作茧自缚。所谓难于了解,有程度的差别。程度浅的可以望文生义,虽然这字面的义未必像典故所含的那样深。如:
  (1)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2)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庾信《哀江南赋》)
  (3)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王勃《滕王阁序》)
  例(1)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例(2)是引用古诗《陇头歌》“陇头流水……涕零双堕”;例(3)是引用《晋书·吴隐之传》饮贪泉而心不变的故事和《庄子·外物》车辙中鲋鱼求救的故事。像这些,我们不知道出处也大致可以了解。有些就不然。如:
  (4)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
  (5)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归去来辞序》)
  (6)凡此类,知者遇之。(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
  例(4)是引用《后汉书·李膺传》“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例(5)是引用《诗经·周颂·清庙》“骏奔走在庙”;例(6)是引用《庄子·齐物论》“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像这些,如果不知道出处,确切了解就难于做到。还有少数,如果不知道出处还会误解。如:
  (7)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曹丕《与吴质书》)
  (8)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例(7)是引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例(8)是引用《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的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文中的“愿言”是歇后语,等于说“思子”;“赴东海而死”不过是用古典表示不想再活下去,并不是真要跳东海。
  暗用有弊端,依理应该尽量避免。实际却不是这样,而是更有甚者。一种是挖空心思用僻典,就是到一般人不看的书里去找古事古语,嵌在诗文中,以表示自己博学。如苏轼的咏雪诗曾用“玉楼”和“银海”,王安石知道出自道书,大为赞叹。另一种是尽力避常语,可用今而偏偏用古。如沈义父《乐府指迷》说:“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就是这种情况。这类用典的流弊,文言作品中也不少见。

  5.7.5其他方面
  对偶的表达方式,以及它的成果,长时期受到多数人的喜爱。喜爱,乐于运用,因而它就像竹根一样,遇到合适的水土就发荣滋长。滋长,都占了哪些地盘,难得详说;这里只谈三个方面,算作举例。
  一个是“对联”,早期是写了或刻了悬在门两旁的柱上,所以又叫“楹联”。推想起初是采用律诗中有吉祥、华丽的辞藻的一联,用作装饰。既然是装饰,它就既可以在门外,也可以在室内,于是渐渐,请名人作对联、写对联的风气就大兴。由这装饰性的对联分出一个旁支,是“春联”,现在还在用。还岔出另一个旁支,性质几乎走到相反的一面,是“挽联”,也是现在还在用。对联来自律诗的对偶,可是附庸成为大国,自己编造了许多新花样。如字数可以少到三四个,也可以多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语句的风格可以同于诗,也可以同于文(用虚字);更加用力追求工巧,争奇斗胜。所有这些,旧时代的文人都觉得很有意味,有些人还为此写了专书,如梁章巨的《楹联丛话》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
  另一个是“八股文”,其中对偶有特点,是成段的散体和成段的散体对,前面第4.2.5节曾举例,不重复。
  还有一个,应该着重说一说,是唐宋以来,古文运动胜利之后,有不少文人,或者由于爱好,或者由于读骈体多了不知不觉,作散体文章也常常夹用一些对偶,如:
  (1)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
  (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2)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袁宏道《西湖二》)
  (3)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古文十弊》)
  文章分别出于宋、明、清三代,都是散体中夹用对偶。这样写,坚守古文壁垒的人或者会看作不合适,因为还是没有清除“选派”的“恶习”。其实,平心而论,时时处处留神,躲避对偶,也同样是恶习。行文最好是任其自然,宜于散则散,宜于骈则骈。有的人还更进一步,如编《骈体文钞》的李兆洛和评点此书的谭献,主张文章就“应该”骈散合一,不这样就不能达到简洁自然的境界。

  5.3.5有些零件性质的词文言没有
  语言里有些零件,研讨词类的时候像是附属品,其实由表意方面看也未必不重要。例如在饭桌前说“我不吃”是一种意思,说“我不吃啦”是另一种意思。虚虚的语气助词尚且如此,其他充实得多的零件就不用说了。可是文言简古,有些现在看来颇为有用的零件,它却没有。这指的是三种情况。(一)没有表动态的助词“着”“了”“过”。那么,表示事件、活动的“正在进行”“已经完成”“过去曾有”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由事件、活动的本身来说明。以《论语·公冶长》篇为例,“颜渊、季路侍”可以表示“正在进行”,“以其子妻之”可以表示“已经完成”,“或乞醯焉”可以表示“过去曾有”。另一种办法是用表时间的副词,如“方”“将”
  “且”“已”“未”“渐”“旋”等;或表时间的常用语,如“初”“先是”“昔者”“顷之”“须臾”“久之”等;语气助词里有个“矣”,也有表示“已经完成”的作用。
  (二)量词很少,表示数量只用数词。在文言中,除了表度量衡单位之类的词(尺寸、斤两、升斗等)以外,无论表名量还是表动量,都是数词和所计之物直接组合,中间不加量词。如:
  (1)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
  (2)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3)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床公十年)
  (4)王趣见。未至,使者·三·四·往。(宋濂《大言》)例(1)(2)是数词和事物直接组合,例(3)(4)是数词和动作直接组合,中间不用量词,这在现代汉语里是不行的。
  (三)代词数量多,可是没有特定的表示多数的办法。现代汉语的代词没有文言多,可是有不很完备的表多数的办法。如“我”“你”“他”,可以加“们”,表多数;“这”“那”,可以加“些”,表多数。文言没有这样的办法,是单一还是多数,一般要由语言环境(包括上下文)来推定。间或有所表示,如“吾属”“尔曹”之类,可是“属”“曹”不是专职,与“们”
  “些”的性质不同。

  5.7对偶
  对偶,也称为对仗(古代持兵器保卫贵人,都是左右成对,名仗,后来成为仪仗),是成双出现的意思。语句连用,对偶只是可能形成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可是它个性强,色彩重,于是在文言里就成为大户,不只在各体中频繁出现,而且自己建立了独立王国:骈体。对偶花样繁多,影响深远,是文言的一种很重要的表达方式,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5.4.5宾语前置的规格
  现代汉语有宾语前置的形式,那是用“把”字。在文言里,“把”字没有这样的用法,可是宾语前置有较多的规格。
  主要是三种。
  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疑问句里要前置。如:
  (1)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2)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3)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同上)
  另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否定句里要前置。如:
  (4)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诗经·魏风·硕鼠》)
  (5)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6)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还有一种是,用中间加“之”或“是”的办法使宾语前置,以加重语气。如:
  (7)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
  (《左传》宣公十二年)
  (8)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9)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5.2字音
  汉语的字音是指一个音节,一般包括声、韵、调三部分。所谓同音,是声、韵、调都一样;不同音,或者是声、韵、调都不一样,或者是三部分中的两部分或一部分不一样。以下泛泛谈字音,都是指一个音节。

  5.8用典
  用典是借古事古语说今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文言作品,尤其在有些体裁里(如骈体),几乎句句离不开它;就是散体,如果不夹用一些,旧时代的文人也会感到不够典雅。用典的效果是典雅,所以两千年来,不管写和读因此而如何费力,还是不得不把它看作高妙的表达方式,不只乐于接受,而且争取大量地使用。

  5.5.2押韵文体比较多
  押韵起初是伴随着歌唱来的,所以早期的押韵作品,如《诗经》《楚辞》的大部分,汉乐府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这个系统向下传,文人仿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歌唱,事实上却大多不再谱入管弦,如魏晋以来的五言诗,以及唐人作的古体诗和近体诗都是这样。但因为这些作品终归属于可歌的系统,所以间或还是会谱入管弦,如唐朝的歌伎就曾以近体诗为歌词。词也是这样,早期是花间、尊前的歌词,到后期,文人仿作的就不再歌唱。这类作品,不管可歌还是不可歌,总之都是押韵的。至于数量,我们都知道,是大得惊人。
  诗词之外,还有本来不预备歌唱,事实上也没有用它作歌词,而也押韵的不少作品。照后代“诗”和“文”的习惯用法,这些押韵的作品是诗词以外的“文”。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赋”。这个体裁来源于《楚辞》,所以也称为“辞赋”。不过就入乐与否来看,两汉以来的赋与《楚辞》有分别:《楚辞》中如《九歌》是歌词;汉赋如《上林赋》《两都赋》等,六朝赋如《别赋》《哀江南赋》等,都不是歌词。不歌而押韵,所以是韵文。另外几种是“颂”“赞”“箴”
  “铭”“诔”“祭文”(极少数用散体)。其中以“铭”的类别最多,用途最广,如刘禹锡有《陋室铭》,是贴在屋里,还可以挂在座旁,是“座右铭”;写在碑文后面是“碑铭”,墓志后面是“墓志铭”;又任何器物上都可以刻铭,如“砚铭”“琴铭”等。
  诗词和押韵的文是照习惯要押韵的一些体裁。文人作诗词,写韵文,习惯了,成为癖好,有时写照例应该用散体的文章,也会忽而兴之所至,用几句韵语。最突出的例是范仲淹《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一段,几乎连散式的句子也想凑韵。
  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

  5.2.5文言的读音问题
  语音的变化是渐渐的,但又是不停止的。总在变,积少成多,就可能如俗话所说,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十年也许过于夸张,说百年总不为过吧?可是我们谈三千年语音的变化,只分为三期,这太粗略了。用这粗略的模式来铸造无数作品写作时的音,当然不可能。所以读文言作品,只能用现代的音。例如“关关雎鸠”,不管孔子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guānguānjūjū,“细草微风岸”,不管杜甫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Xìcǎowēifēngàn。一般说,追旧音不只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甚至不合算,因为我们是一贯用现代音寄托情意,如果换用生疏的音(假定办得到),那就会使感受的真切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但这是一般说,不是毫无例外。常会遇到的例外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依旧说要变读,如“滑稽”要读gǔjī,“王天下”要读wàngtiānxià;另一种是不从旧读有碍声音美,如“闺中只独看”的“独看”,用现在音读dúkàn,不好听。怎么样处理才妥当?
  先谈前一种情况。变读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来自通假,如“母内诸侯”,“内”等于“纳”,“王大说”,“说”等于“悦”,那就不能照字面读,非变不可。非变不可,也就不成为问题。另一种变读不是这样,如“滑稽”的“滑”读gǔ,“石濑兮浅浅”的“浅浅”读jiānjiān,“郦食其”的“食其”读yìjī,“龟兹”读qiūcí,“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读nāmó,大概都是保存旧读法,没有随着今音变。还有一种情况,是旧日所谓“破读”,如“王天下”的“王”读wàng,“治国”的“治”读chí,“操行”的“行”读xìng,“三思”的“三”读sàn,都是借变读来分辨不同的意义或用法。读文言,变读,要多记,是负担。有负担总不如没有负担好。但这是原则,实际还要看有没有必要。关于破读,吕冀平、陈欣向二位曾举出许多理由(原则没有贯通、传注家认识不一致、并非必要等),认为应该放弃大多数,保留极少数(《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中国语文》1964年第5期)。我赞成减轻负担的原则,也赞成不一刀切的办法。例如破读有没有必要,就不可一概而论。现代语是承认它有时候必要的,如“射中”的“中”读zhòng,“对称”的“称”读chèn,“间隔”的“间”读jiàn,“生长”的“长”读zhǎng,等等。现代语是还活着的,我们奈何它不得。可是这样一来,读《史记·项羽本纪》“道枳阳间行”之类,“间”就只好读jiàn;那么,“间”变读了,“道”呢,变为dǎo?这是从今的原则与一贯的原则有时会冲突。还有另外的情况需要考虑。比如“扁piān舟”(小船)、“长zhàng物”(多余之物)、“心广体胖pàn”(胖的意义是安舒)、“宫商角徵zhǐ羽”(徵是五音之一)之类,如果照字面读,似乎就会影响正确意义的表达。看来处理的办法最好是经济和表意兼顾,尽量不变,不得已就变。这是原则,具体实施难免遇见两可的情形,即使不会很多。至于保存旧读法的那些,也可以用这个原则处理,现代语中有对证的,不变会影响意义的,变;此外可以照字面读。这种从简的处理办法,道理上说得通,因为事实上是:一,现代语已经这样处理了不少,如“大使”的“使”,“品行”的“行”,“忠告”的“告”,“文过饰非”的“文”,等等,都不变读了。二,辞书也悄悄地用了这个原则(虽然不彻底),对于有些依旧说应该变读的音,注“旧读”或“读音”,意思是照今音读也可以了。三,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用了这个原则,如规定“口吃”的“吃”不读jī,“叶公好龙”的“叶”不读shè。只是可惜,都是零零星星,没有整个筛一遍。用减轻负担的原则,应该整个筛一遍。这工作相当艰巨,个个过关要费很大精力是一难,骤然全盘改会挫伤旧习惯是另一难。但只要我们接受这个减轻负担的原则,对于问题的性质我们就不至有什么迷惑,而要求慢慢解决也就不至太难了。
  再谈后一种情况。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来自文言的常用花样,调平仄和押韵。上面5.2.3节说过,唐宋以来的文言作品,用的都是中古音,与现代音有差别,很明显,如果用现代普通话音读,有的地方就难免原来平仄协调的不协调了,原来押韵的不押韵了。前者如:
  (1)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范仲淹《岳阳楼记》)
  (2)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王勃《滕王阁序》)
  (3)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
  (4)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例(1)是散文用对偶,例(2)是骈文用对偶,例(3)是律诗用对偶,例(4)是词用对偶。这些用中古音读,“峡”是仄声,和平声“湘”对偶,“极”是仄声,和平声“通”对偶;“竹”是仄声,和平声“华”对偶,“泽”是仄声,和平声“川”对偶;“哭”是仄声,和平声“歌”对偶,“伐”是仄声,和平声“樵”对偶;“识”是仄声,和平声“何”对偶。如果用现代音读,就都成为平声对平声,不合对偶的要求。后者如:
  (5)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筹笔驿》)
  (6)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李白《忆秦娥》)例(5)是律诗,用上平声六鱼韵,如果以现代音为准,韵字的韵母要是ǘ才能押韵,可是“书”“胥”“车”“如”都不是。例(6)是词,用入声韵(第四部的“月”“屑”),可是在现代语里,“别”“节”“绝”已经变为阳平,不能押韵。这样,读这类作品就不能不考虑何所适从的问题。从新或从旧,两条路自然只能走一条。用现代音读的最大优点是省力,因为用不着背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等,以及记其中的哪一韵都收哪些字。另一个优点是不违背推广普通话的原则(据我所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是坚守这个原则,所以读文言作品就不管格律)。但是这种省力有如喜欢钓鱼而不肯修整钓鱼工具,其结果是本来可以钓得多,却没有钓那么多,就是说,应该享有的声音美却有一部分(也许不很少)跑了。
  “求之不得”,这也是碍难接受的事。可惜是没有折中之道。或者宜于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比如是偶尔兴之所至,拿几首诗词读读,以后也许不再读,或读也不会多,那就用不着费大力先记一东、二冬。如果相反,是大有兴趣,不只想再读,而且想锲而不舍,那就以费些力,记记一东、二冬为好,因为一劳可以永逸,投资不多而获利很大。其他各种类型的中间的,我以为,即使不能记住《诗韵》的细节,能够略知梗概,以减少阅读时的疑难,总比毫无所知为好。

  5.5.4写法多有明确规格
  写作,同性质的内容,用什么形式表达,模仿前人是不可免的。但模仿的方式有分别,可以亦步亦趋,也可以灵活变化。文言的许多文体像是有约束力,要求后来的作者必须亦步亦趋,就文体说就是有了明确的规格。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比较重大的有组织方面的,如赋一般是先写个引子,介绍写这篇赋的来由,名为“序”,然后才是正文;墓志铭是先写志,后写铭;赞如果不是独立的,一定要放在最后;等等。还有语言方面的,如论和奏议之类一般是用散体,启和祝文之类一定要用骈体;有的文体要全部押韵,如颂和策之类,有的要一部分押韵,如墓志铭的铭,史传后的赞之类。
  组织、语言之外,有些文体还有些格式和用语方面的小框框,如上奏章给皇帝,开头要用“臣闻”或“臣某言”起,末尾常常是表示恐惧的“不胜……之至”一类的话;史传记人,开头总是“某某,……人也”,末尾要说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著作,死后有什么哀荣,留下什么样的子孙等。
  规格最明显最严格的当然是诗词。就诗说,古体诗在篇幅长短、用韵、平仄方面还有点小自由,到近体诗(律诗、绝句),格律严明,就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比如写的是七律。就只能七言八句;如果用的是一东韵,就不许用二冬韵的字来押韵;而且一般说,中间两联要对偶;等等。词是歌词,限制不能不更严,有的地方不只要求平仄要合规定,而且要限定用哪一种仄(上、去或入),一点不能通融。
  白话作品,尤其是现代的,这种种清规戒律就几乎没有了。

  5.3.1生僻的词数量大
  我们翻看文言典籍,一种突出的印象是有不少词面生:不知道读音和意义,或知道读音而不清楚意义,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某一个音节是不是词。这不希奇,因为文言典籍是旧时代写的,我们不熟悉旧时代,自然就不能知道表示旧时代的有些词是怎么回事。多用生僻的词有不同的情况。《仪礼》《礼记》中讲丧祭等事的那些,其中许多行事以及所用器物等等,如“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营屦”(《仪礼·丧服》),“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甄加以郁鬯”(《礼记·祭义》),离我们现代的生活太远了,我们自然会感到生疏。但这是记实,不得不如此。汉人作赋就不然,而是有意制造声势,找许多甚至造一些生僻的字来凑热闹,如,“其山则崆嵕嶱嵑嵣嶚刺,窄峉埊嵬,嵚巇屹巙”(张衡《南都赋》)就是这样。这是作者认为必要、我们认为不必要的。再就是唐宋以来的许多复古文人(以明朝的为最厉害),为了表示自己脱俗,就常常用力找一些古奥的字来代替常用的那一个,我们看到,自然也会感到生疏。这当然更是不必要的。一般文言作品,用通行的文言写,其中的一些词,我们感到生疏,情况主要是两种。以《论语·乡党》篇为例,一种是写的古事物已经灭绝或不用,如“圭”“齊”(斋)”“傩”“绅”之类,另一种是现在仍然有而变了称呼,如“恂恂如”“阈”“吉月”“凶服”之类。两种相比,前一种的量比后一种要大,因为旧名物很多,词自然要跟着多,只要那名物已成过去,我们见到那个词就必致感到生疏。由感到生疏方面看,后一种性质也一样,因为都是古用而今不用。文言典籍里有很多古用而今不用的词,这是读文言作品的一个大难点,不能不注意。

  5.7.2早期的对偶
  语句形成对偶,要满足一些条件。对偶有粗有精,粗,需要满足的条件少;精,需要满足的条件多。这里先说粗的或说低的要求,条件是两个。一个属于意义方面,是对偶的两个字(或说两个词)的意义要是同一类中的不同个体。如“山”和“树”,“飞”和“看”,“贫”和“富”,都可以归入同一类,用语法术语表示,它们分别属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所谓不同个体,是“山”不能对“山”,“富”不能对“富”;但“之”“而”“以”之类的虚字例外,相对的两方可以同用一个(律诗和对联又是例外,虚字也不许同用一个)。另一个条件属于声音方面,是对偶的西部分要字数相等,也就是音节的数目相等。如“渊”可以对“泽”,“芙蓉”不能对“柳”。这个要求之所以能够提出来,而且不难满足,是因为汉语有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特点,而且文言词的绝大多数是单音节;如果字的音节不是匀称如贯珠,满足这个要求就难于做到。意义同类、音节数目相等是低的要求。早期,大致是先秦、两汉或稍后,因为这样写一般不是用意的,所以形成的对偶多数还不能满足这低的要求。如:
  (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2)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悦)以忘罪。(杨恽《报孙会宗书》)
  (3)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李密《陈情表》)
  例(1)和例(2),两部分都用了相同的字。例(3)不只用了相同的字,“期功强近”和“应门五尺”也只是总的意义相对,而不是字字的意义相对。有时候还可以更差。如:
  (4)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5)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贤良对策》三)
  这是只求总的意义相对,而放弃了字数相等。这个时期,间或有对得比较好的,那也只是偶合。如:
  (6)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旧是仄声)。(《韩非子·五蠹》)
  (7)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
  早期的对偶,除粗而不精以外,还有个特点,是夹用在散体中,处于附属地位。如:
  (8)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功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枚乘《上书谏吴王》)
  这段文章对偶用了不少,可是我们读了总会感到,这些都是随手拈来,让它们为叙说的散体服务,与后来的字斟句酌作骈体是有很大距离的。

  5.4句
  文言在句子的组织方面也有一些特点。这特点,有的表现在全句上,有的只涉及结构的一部分。下面择要说一说。

  5.6.3宽严和难易
  押韵因体的不同而有“宽严”的分别,或者说,“同用”的范围有大小的分别,大就宽,小就严。上面第5.2.3节讲中古音的时候已经谈到,唐宋时期韵书曾把韵分为最多206部,可是作诗(包括考试作诗)并没有把文字分为206堆,限定不许越界,而是用“同用”的办法减去几乎一半,最后剩了106部。这里说宽严,是合并为106部之后的宽严。严是分为106堆,不许越界;宽是有些堆的文字可以越界,或说再合并,成为更少的部。就体说,近体诗是严的,必须106部互不侵犯。如用的是一东韵,韵脚就不许见“冬”“宗”
  “松”“恭”等字,因为那是属于二冬那一堆的。只有第一句是例外,因为第一句可用韵可不用韵,有的人作诗就灵活一下,用了“邻韵”,如杜牧《清明》第二句韵脚是“魂”,第四句韵脚是“村”,都属于十三元,可是第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却用了十二文的“纷”字。近体诗以外的各体,用韵都是宽的。如古体诗,东、冬,江、阳,支、微、齐,等等,邻韵的字都可以同用。词用韵与古体诗相近,少数地方比古体诗还要宽(具体情况可参考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或《诗词格律》)。
  押韵还有难易的分别。刚说过的宽严是一种难易:宽,可用的字多,容易;反之就难。一般说难易,指严范围内的难易。因为各韵包含的字,数量和性质不尽同:数量多,字常用,容易;字数少,而且不常用,就难。以平声的30韵为例,有些韵,如上平声的四支和下平声的一先,不只包含的字多,而且常用字多,选用容易,称为“宽韵”;有些韵,如上平声的五微和十二文,包含的字少,选用较难,称为“窄韵”;还有些韵,如上平声的三江和下平声的十五咸,不但包含的字很少,而且有些不常用(如三江的“泷”“庞”“舡”,十五咸的“芟”“搀”“衔”),选用很难,称为“险韵”。作诗词,一般是适应情意的要求,选用可用的宽韵或窄韵,躲避险韵。可是也有些人,有时候故意用险韵,以显示自己能够难中取巧,或者同时请人和,使别人为难,这就近于文字游戏了。还有,宽韵和窄韵中也有些字,意义生僻,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如果故意拿来充当韵脚,以自炫、难人,那性质就同于全诗用险韵,是玩文字游戏了。(五言排律联句,最后剩下少数难用的字,费心思用上,也是这种性质。)

  5.1组织方面:字形
  字有形体,是手所写,眼所见;有声音,是口所说,耳所闻;有意义(除了极少数,如“蜻”之类),是心所理解。

  5.2.2上古音
  因为是概略,所以不妨划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古。先说上古。中古、近古有韵书,上古没有。研究上古音,主要是想搞清楚《诗经》押韵的情况,连带也探索一下那时期声母和声调的情况。这风气晚到宋朝才开始,到清朝许多汉学家手里才有了可观的收获。可是各家的看法不尽同,如对于韵部,大致是越分越细:顾炎武分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到王力先生就增到二十九部(详见《诗经韵读》)。对于声母和声调,各家的看法自然也不一致。但是根据各家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上古字音的一些情况。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解决阅读时会碰到的某些疑难,如该押韵的地方,我们照今音读不押韵,了解古音的情况之后,知道还是押韵。但我们的所知,就质说终归是概略,就量说终归是点滴,用这概略和点滴来追踪古人读时的声音,自然还有很多困难。幸而我们读文言典籍,一般是追求意义;至于声音,知道与后代有别而不清楚“别”的细节,也没有什么大妨害。

  5.8.1文言的典故
  典,来自旧的,所以也称为“典故”。用典,也称为“用事”或“隶事”,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如:
  (1)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
  (2)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
  例(1)用的是古事:杨得意推荐司马相如,见《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钟子期理解伯牙的琴意,见《列子·汤问》。例(2)用的是古语:“以吾一日长乎尔”,见《论语·先进》;“求道于盲”,见韩愈《答陈生书》。不管是古事还是古语,表达的意思都是今的:“杨意不逢”的事表示有才而未得赏识,“钟期既遇”的事表示现在受到尊重,将不客气而作诗作序;“推一日之长”的语表示自己因年岁大些而受到尊重,“问道于盲”的语表示客气,说自己毫无所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引古以说今。如孟子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是引古说古,不是用典。二是所引古事古语是特指的。特指就是指某“一”个,或说有出处。如上面所引“杨意不逢”“推一日之长”等都是指某一个,都有出处,所以是用典。反之,如泛泛说“勤学”,古人当然也常说,可是不是指某一人的某一次,就不是用典。三是语不繁而意丰富。所谓丰富,有时是意的量多,有时是意思委婉曲折,这留到下面再说。
  在文言作品里,用典多少同文体有密切关系,概括说,偏于应酬的多藻饰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因此,如集部和子、史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骈体和散体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用典多少还同时代有密切关系,是早期用得少,越靠后用得越多。原因是古事古语的库存随着时代增加,时代靠后就有更多的典故可用。这情况还会产生另外两种情况:一种是用典成为风气,执笔为文,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总不能不随波逐流,也用;另一种是用典表示熟悉古事,雅驯有学,这是很了不起的荣誉,所以文人总是愿意多用。因为尽力多用,所以我们翻开文言典籍就会处处碰到典故。所谓处处,是不只诗文各体,也在诗文以外。这包括很多门类,如诗人孟浩然,史学家胡三省,“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这是人名用典;沧浪亭,知不足斋,前者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后者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地名用典;《齐东野语》,《扪虱新话》,前者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后者用《晋书·王猛传》“扪虱而言”,这是书名用典。其他可以类推。

  5.5篇
  表情达意,围绕一个中心,写完,情意没有遗漏,文首尾齐全,有标题或可以加标题,我们称为“篇”。文言的篇也有一些特点。

  5.4.1形体简短
  我们读文言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句子比较短,停顿多。如:
  (1)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将军列传》)
  (2)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姚鼐《登泰山记》)
  不计标点,例(1)是六十二个字,停顿十四次,平均四个半字停顿一次;例(2)是四十九个字,也是停顿十四次,恰好三个半字停顿一次。这在现代语的作品里是罕见的。
  文言句子偏于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单音节的词多,这在上面第5.3.3节已经谈到。另一种是惯于用意会法。如:
  (3)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史记·信陵君列传》)
  (4)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汉书·李广苏建传》)
  例(3)的“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晋鄙听”“不听”都是假设的情况,照现代语习惯,前面都要用“如果”“假使”之类的词,文言却不用而靠意会。例(4)的“劾大不敬”是被劾,照现代语习惯,“被”要明白点出,文言却不说而靠意会。还有一种原因是省略的词语多,留到下面第5.4.7节再谈。此外,文人笔下崇简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如上面所引《登泰山记》的文章,就分明是用意写得这样精炼的。

  5.1.1用字数量多
  近年来,不只一个人做过现代汉语用字的统计,结果大致是:常用字三千多,次常用字约三千,合起来不过六千多。《新华字典》是小型的字典,收字一万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型的词典,因为也略照顾方言词语和旧词语,收字比较多,超过一万(包括繁体和异体)。至于也供读文言典籍用的辞书,收字就更多,新《辞海》是一万五千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新《辞源》用繁体字排,一万四千左右,这都是为实用,不求全。求全的,旧的有《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多,新的有《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这是由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文言用字多。多,有原因。原因之一是时间长,见于各时代典籍的(其中有不少后代不再用)都算;之二是有不少异体字,一个人吃了两份粮甚至多份粮。
  不由统计,我们翻翻文言典籍,也会感到那里用字比现代汉语的作品多得多(繁体、异体不算)。有不少字我们感到生疏,音拿不准,义不清楚,不得不查辞书;有时甚至《辞源》也没收,要查《中华大字典》。

  这一章谈文言的特点。特点是对比之下的产物。同什么对比?当然是同白话,其中包括现代汉语;有时甚至偏重现代汉语,如繁体字和异体字,同古白话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特点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组织方面的,其中包括字、词、句、篇;字又分为字形和字音。一类是表达方面的,包括押韵、对偶和用典。

  5.7.4律诗的对偶
  对偶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精益求精,于是有些人就注意各种规格的研究。沈约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说,探讨的是声音方面的规格,意思是想平仄协调,就必须如此,不许如彼。意义方面,《文心雕龙·丽辞》篇说对偶有四类:言对和事对,反对和正对。到唐朝,有个日本和尚名遍照金刚,来唐朝留学,回去写了一部《文镜秘府论》,介绍唐朝人作诗的各种讲究,其中把对偶分为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等二十九类(兼声音方面)。以后,供作诗赋查考的类书大多把辞藻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若干部。实际用对偶,分部还要更细,如颜色对颜色,数目对数目,人名对人名,甚至干支对干支,年号对年号,等等。这些繁琐的讲究,或者说精粹的对偶,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律诗中。律诗包括五律和七律,一般说,中间两联要对偶。声音方面的要求,是两个音节为一个单位(后一个是重点),要变(不许与邻近的单位重复)。如:
  五律       七律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就开头一个单位说,向右看变了,向下看也变了。不变是不合规律,称为“失对”。失对的句子称为“拗句”,可以补救,称为“拗救”。两联的格式也不许重复,如第三句是仄起式(第二字是仄声),第五句就要平起,不变是“失粘”。就对偶说,这些都是附属的,可以不多说。
  与声音方面相比,意义方面的讲究就多多了。先说一般的要求,是最好相对的两个字属于同一小类,如“春”对“夏”,“百”对“千”,是“工对”。不得已而取其次,如“天”对“夏”(天文对时令),“杜甫”对“邯郸”(人名对地名),是“邻对”。再其次就只是同类词对同类词,是“宽对”。律诗几乎不用“之”“而”“以”等虚字,万一用到,上下联也不许同得一个。对偶工整是律诗的本分要求,本分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花样,举几种习见的为例。一种是“当句对”,如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风枝”和“暗鹊”,“露草”和“寒虫”,都在句内对偶。这种写法如果用在律诗的一联里,自然就成为多层次的对偶。另一种是“流水对”,如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上下联合成一句话,有如流水一贯而下。另一种是“借对”,如温庭筠《苏武庙》:“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丁”在这里是成年的意思,可是它也有甲乙丙丁的“丁”的意义,于是借来,使它和上联的“甲”构成干支对。还有一种是“扇面对”,又名“隔句对”,如郑谷《寄裴晤员外》:“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第一句和第三句对偶,第二句和第四句对偶。再有一种是“错综对”,如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裙拖六幅湘江水,鬓拥巫山一段云。”(七律第一联)是上联的第三、四字与下联的第五、六字对偶,上联的第五、六字与下联的第三、四字对偶。此外,对偶还可以貌离神合(意对),如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然。”字不完全相对,意思却恰好相反,可以构成好的对偶。总之,不管是本分之内还是本分之外,作律诗的人都不只求工整,而且求奇求巧,也就是在对偶方面不惜耗费大量的心思。

  5.8.2明用和暗用
  用典有明用暗用的分别。先说明用,其中还有等级的分别。有些最明显,不但照录原文,而且指出出处。如:
  (1)《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
  (2)《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刘开《问说》)
  (3)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
  有些引用原文而略加变化,表示有出处而不具体指出。如:
  (4)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东方朔《答客难》)
  (5)殷因夏,周因殷,继周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6)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王安石《上人书》)
  例(4)所谓,“传”是指《荀子·天论》;例(5)所谓“圣人”是指孔子,出处是《讼语·为政》;例(6)“曰”的处所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些明显的程度又差一些,只是间接表示有出处。如:
  (7)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文心雕龙·物色》)
  (8)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陆凯《谏吴主皓疏》)
  (9)如优孟摇头而歌。(黄宗羲《柳敬亭传》)
  例(7)的“所谓”表示前人说过,这前人是扬雄,出处是《法言·吾子》;例(8)的“闻”也表示前人说过,这前人是老子,出处是《老子》第十二章;例(9)的“如”表示以前有过,这以前是《史记·滑稽列传》。还有些明显的程度更差,我们只能由口气推测有出处。如:
  (10)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文心雕龙·情采》)
  (11)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2)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三个例都有“正如古人所说”的意味,所以同样可以算作明用。例10)是引用《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例(11)是引用《孟子·告子下》:“先名实者,为人也。”例(12)是引用《孔子家语·好生》:“人遗弓,人得之。”
  再说暗用。暗用也有等级的分别。有些虽然不表示是用典,可是照录原文。如:
  (13)鬼之为言归也。(《汉书·杨王孙传》)
  (14)人生几何?离阔如此!(白居易《与微之书》)
  (15)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后汉书·黄宪传》)
  例(13)是引用《尔雅·释训》;例(14)的“人生几何”是引用曹操《短歌行》;例(15)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引用《论语·子罕》。有些是引用原文而有所增减。如:
  (16)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苏轼《赤壁赋》)
  (17)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
  (18)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韩愈《师说》)例(16),《论语·子罕》作“逝者如斯夫”,例(17),曹植《洛神赋》作“翩若惊鸿”,这都是有所减;例(18),《论语·季氏》作“生而知之者”,这是有所增。有些变化更大,是改动一部分。如:
  (19)有二军将……号虎冠。(高启《南宫生传》)
  (20)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陆游《烟艇记》)
  (21)室唯四壁。(孟棨《本事诗·情感》)例(19),《史记·酷吏列传》作“虎而冠”;例(20),潘岳《秋兴赋》作“有江湖山泽之思”;例(21),《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作“家徒四壁立”。还有拆散原文,随意组织的。如:
  (22)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司马光《训俭示康》)
  (23)他日趋庭,叨陪鲤对。(王勃《滕王阁序》)
  (24)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苏轼《答谢民师书》)
  例(22),《汉书·公孙弘传》作:“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例(23),《论语·季氏》作:“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例(24),扬雄《法言·吾子》作:“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典故明用,有好处,是容易理解,不必费力找出处。但是可惜,由数量方面看,尤其汉魏以后,明用的并不多。这是因为,暗用,尤其随意组织暗用,像是随手拈来就化入自己的文字,显得自然;而且可以表示自己熟于古典,不把这看作一回事。这严格说是旧时代文人喜欢炫学的坏习气,影响即使不说是很坏,也是很大,因为文言作品难读,这是若干原因中很重大的一个。

  5.6.2各种形式
  在文言作品里,押韵的情况很复杂。先说“范围”。顾名思义,押韵应该只用于韵文,可是少数散体篇章里偶尔也会见到。如《老子》就是最突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第四章),等等,都是这样。上面第5.5.2节提到的《岳阳楼记》也是好例。其次,在韵文里,押韵的范围也有全和偏的不同,如早期的赋就有不通篇押韵的,到后代,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大体上说,在文言典籍里,韵文是必须押韵的。
  再说押韵的“格式”,这是指韵字用在什么地方。韵字一般是用在语句的末尾,所以习惯称为“韵脚”。说是一般,因为有少数例外。那是语句末尾是虚字的时候,如:
  (1)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
  (2)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赤壁赋》)
  但这种情况究竟很少见,所以我们无妨说,韵脚总是出现在语句停顿的地方。
  语句末尾停顿的地方是脚,哪个脚用韵,情况不尽相同。绝大多数是隔句用韵,如本节举的《诗经》和上一节举的几首唐诗都是这样。古诗也有句句用韵的,传说是从汉武帝柏梁台联句开始,所以后代称为“柏梁体”(七言,句句用韵)。其实这是当时的风气,早的如汉高祖《大风歌》,末尾“扬”
  “乡”“方”都用韵;晚的如张衡《四愁诗》,虽然不是一韵到底,也是句句用韵。概括的情况是:魏晋以前,尤其乐府诗,用韵的规格不很严格,可以隔句用,也可以句句用,还可以两种办法交错着用;南北朝以后,隔句用韵成为通例,除有意仿古以外,其他形式就几乎不见了。
  以上是就诗说,用韵以隔句为常。隔句是为了回环之中有变化。声音美,甚至语言美,“变化”是个重要的原则。句句用韵是回环多而变化少,不如上句不用而下句用,尤其平声韵,能使人获得一抑一扬的顿挫感。词与诗不同,是长短句,隔句用韵以求兼有回环、变化的声音美这个原则就不完全适用。至于韵脚如何安置,情况千变万化,我们只能说,它与近体诗大不同;近体诗是隔句用韵(第一句例外,五言以不用为多,七言以用为寄);词是因调而不同,隔不隔(是否句句用韵),隔多少,都不一定。
  用韵还有一韵到底和换韵的分别。近体诗都是一韵到底的,不限句数的排律也是这样。古体诗不一定,随作者的意,可以不换韵,如韩愈《调张籍》,可以换韵,如杜甫《兵车行》;换,可以次数少,如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一首,只换一次;可以次数多,如白居易《长恨歌》,不只换得频繁,而且无规律(几句换一次,换平换仄,都不一定)。词因为调不同而有换不换的各种情况,一般说是以不换为常;换,以平仄交错为常。赋篇幅长,都换韵;唐宋以来科举考试作赋,还常常限定怎样换韵,如白居易作《洛川晴望赋》,题下注明“以愿拾青紫为韵”,就是要求依次用四种韵。
  押韵,韵脚用平用仄,各体也不尽同。近体诗几乎都押平声韵。古体诗押平押仄的都不少;赋也是这样。词押平押仄,不同的调有不同的规定(有极少例外,是一调既可用平,又可用仄);有的不只规定平仄,还规定用哪一种仄,如《忆秦娥》《念奴娇》就必须用入声韵。韵脚用平用仄,大致说还和情调有些关系,如平声的情调偏于开朗,仄声(尤其入声)的情调偏于沉郁,就常常能够从词的吟诵中体会出来。

  5.3.3单音节词多
  词的形体有短有长。短的只一个音节,如“人”“打”之类。长的不只一个音节,以两个的为最多,如“人民”“思索”之类;超过两个的比较少。说多音节的词算“一个”词,是因为造句的时候,它要整体活动,不能拆开单干。比如“学习”,说“学习英语”可以,说“愿意学习”可以,说“学钢琴”可以,只是不能说“习——”,“习”不能独立活动,所以“学习”算“一个”词。就汉语说,在词的库存里,单音词加双音词是绝对多数。但这是不分古今的笼统说,如果分古今,那就单音词和双音词的比例还有大差别:单音词是古多今少,双音词是古少今多。这差别的来源是文言里许多经常单用的词,到现代汉语里不能单用了。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为例,“足”现在要说“充足”,“食”要说“粮食”或“食物”,“兵”要说“武器”或“武装”,“民”要说“人民”,“信”要说“信任”。词的音节由单一变多,是长时期的汉语演进的趋势。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单音节独用,同音异义的词就必致过多。多而必须分辨,怎么办?这在书面语中好办,比如两位zhāng先生,一胖一瘦,写出来是“张先生胖,章先生瘦”,一看清清楚楚;口语就不行,要说“弓长张的张先生胖,立早章的章先生瘦”。同理,文言里的大量单音词,由口语流传,为了意义清楚,就不得不用各种办法(主要是拉个义同或义近的),使音节增加一倍。这样,与现代汉语相比,文言词汇的这个特点就颇为突出。说突出,不只因为它的静态表现在堆堆上,还因为它的动态影响深远。举例说,词的用法灵活,显得本领大,主要是从这里来的;句子偏短,显得精炼,更是从这里来的。说起句子短,我们不能不想到守严格格律的诗词,如果不是单音词多,象“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来是很难的。

  5.1.5少数典籍用楷字以外的字体
  严格说,现在印书刊常用的铅字是宋体,它和楷体有微小的分别。宋体是手写楷体的方整化,就系统说仍然属于楷体。我们现在读的文言典籍,包括木版的在内,几乎都是用楷体字。但是,如果我们读的范围较广,钻得较深,那就会遇见楷体以外的文字。大致说,这都是古文献资料的影印或影写。就字体说,有甲骨文,如刘鹗《铁云藏龟》、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等;有金文(大篆),如王俅《啸堂集古录》、邹安《周金文存》等;有小篆,除秦的金石遗物如《峄山碑》、秦权秦量等以外,还见于许慎《说文解字》;有隶书,汉朝许多有名的石刻,如《张迁碑》《乙瑛碑》等都是;有草书,今存的许多帖,如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都是;有行书,如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颜真卿《祭侄文稿》等都是。这类文献资料性质专,量不大,可是它究竟是文言典籍中所有,所以想全面了解文言,也就不能视而不见。

  5.2.3中古音
  中古大致指南北朝到唐宋这一段,不了解这时期音的情况,就不是没有什么大妨害了。因为这时期有大量的韵文和骈文作品,我们喜欢读,可是用现代音读,常常会体现不出作品的声音美,这就不能不感到茫然。字音一般由声(少数字没有声母)、韵、调三部分组成,所谓声音美,主要表现在韵和调方面,声的关系不大。举杜甫《旅夜书怀》五律为例,前四句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舟”和“流”要同韵,又要同是平声,才能押韵;就调说四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独”旧是仄声)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二句和第四句,同地位的字要平仄不同,才能对偶(对偶有声音方面的要求,是平对仄,仄对平)。这样,读旧韵文和骈文作品,想要体现声音美,就必须知道那时期字的韵和调的情况,或者说,与现代字音差别的情况。
  对于中古字音,比之上古,我们知道得清楚多了。这是因为有不少韵书可以参考。现在能见到或考知的,有大影响的,最早是隋陆法言《切韵》,它总汇古今南北,分韵比较细,共有193部;调是四种,平、上、去、入。稍后,《切韵》由唐人孙愐修订,成为《唐韵》,韵略有增加,是195部,声调相同。到宋朝陈彭年等增修,成为《广韵》,韵又增加,成为206部;声调还是平、上、去、入四种。唐人科举考诗、赋,押韵并没有像《唐韵》分韵那样细,而是有些相近的韵,如“冬”“钟”同用,“支”“脂”“之”同用。宋丁度等编《礼部韵略》,是作为程式,供考试时遵照的官书,把可同用的韵合并,只剩108韵。到金元时期,108韵又合并为106韵,因为这种分法见于金朝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所以通称“平水韵”(也有人说,因为南宋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刘渊是平水〔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所以这样叫)。平水韵寿命长,势力大,到清朝成为《佩文诗韵》,或简称《诗韵》,也是官书,考场内外必须遵照。《佩文诗韵》把韵分为平、上、去、入四部分。平声(不分阴阳,与现代音不同)包括上平声(上平、下平不是平声声调的分类,而是因为平声字多,分为上下两卷)一东、二冬等15韵,下平声一先、二萧等15韵,共30韵;上声包括一董、二肿等29韵;去声包括一送、二宋等30韵;入声包括一屋、二沃等17韵。每一韵大致以常用、不常用为先后,罗列属于这一韵的字,如上平声一东韵有“东”“同”“铜”“桐”等174字,上声一董韵有“董”“动”“孔”“总”等36字。
  读中古以来的文言作品,只要熟悉《佩文诗韵》,不清楚韵书的演变情况也未尝不可。如读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觉得第二句不合“平平仄仄平”的格律,那就可以查查《佩文诗韵》,知道“独”是入声一屋韵的字,“看”是去声十五翰韵的字,又是上平声十四寒韵的字(这里是用平声音),然后读作guīzhōngzhǐdù(普通话没有入声,可读作去声)kān,合了格律,就可以体现声音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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