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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bm7777】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张晓风经典散文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⑨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⑩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⑾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⒂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⒃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⒅《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⒆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⒇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宝马娱乐bm7777 ,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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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④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⑤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⑩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⑾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完美晶莹,饱满无憾。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渊深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作垒,凭将一脏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①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现在断了没有?”

  “为什么要砍?”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父亲最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唯一带回来的是他之身。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不是碰故园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他诧异的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不,不要问我。”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铜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沙,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这时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唯一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楔子

  “没有。”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你不舒服吗?”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儿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下沉的。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做什么?”我大声问。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是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北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最高岭……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黄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来,生活里有小小的气恼,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伤和甜蜜,日子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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