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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bm7777】毛泽东传,上井冈山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宝马娱乐bm7777,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①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②
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页。
  ③ 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27年12月28日。
  ④
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1页。
  ⑤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页。
  ⑥
陈士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8页。
  ⑦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⑨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2日。
  ⑩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⑾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⑿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⒀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⒃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
  ⒄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⒅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⒆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
  ⒇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2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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