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打破三次,毛泽东传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宝马娱乐bm7777,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⑩。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⑾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⒀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⒁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⒂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⒃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⒄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⒅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⒆,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⒇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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