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毛泽东传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⑧”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42页。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④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④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⑤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69年3月22日。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③同上。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⑧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⒄周恩来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18日。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⑥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且还应看到,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东西,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也被简单化、绝对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⑨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⑩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⑩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1959年2月22日。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⑿[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7页。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①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⒇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

  ⑦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2月22—25日。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⑩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I司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⒃毛泽东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⑩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⑤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⑥”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⑦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⑧”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⑨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

  ⑧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①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一九七0年六月,毛泽东约见曾教他读英文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此时下放到北京针织总厂当纺织工人),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章含之回忆说: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宝马娱乐bm7777 ,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TEE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页。)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⑿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⑥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⑿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③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医疗组。第二个医疗组成立于1974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①(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际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⑩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①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页。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

  ⒅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卜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⑩毛泽东对吴冷西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29日。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⑧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①毛泽东:《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⑤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的谈话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⑨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⒂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

  另一个是: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①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②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⑦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张耀祠还回忆道: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①(①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②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③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①(①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①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⑤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⒆毛泽东对陈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22日。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②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⒅”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⒆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②《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⑨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争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⑦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⑤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记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147页。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6日。)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①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页。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⑧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③外交部《外宾接待简报》485号,1972年12月10日。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⑥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②”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⑩林克、徐涛、吴旭群:《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5页。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②史实:《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纪事》。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①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⑾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5日。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③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③”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④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⑨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⒀毛泽东对廖汉生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7月7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⑤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⒇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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