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莱特和威尔伯,毛泽东传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宝马娱乐bm7777 ,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莱特兄弟对机翼设计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从前发表的数据不可靠,因而动手制造了自己的风洞;并对两百多个形状不同的翼面做了测试,根据这些实验亲自绘出了空气压和机翼形状之间关系的图表。那时他们就是根据这一资料设计飞机机翼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莱特兄弟若不是生逢良辰,也不会取得所有这些成就。在十九世纪头五十年中,搞动力飞行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蒸汽机的重力和它所产生的动力按比例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到了莱特兄弟问世的时候,已经发明了高效率的内燃机。但是这种内燃机仍太重,不能在飞机上提供动力。由于当时好象没有哪个制造商能生产出机重和动力之间的比率比较低的引擎,因而莱特兄弟在一位机械师的帮助下设计出了自己的引擎。虽然他们相对说来在引擎设计上费时不多,但是仍设计出来一台比大多数制造商设计的引擎具有优越性的引擎。这表现了他们的天才。另外莱特兄弟还设计出了自己的推进器。他们在1903年使用的一台推进器效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虽然有五人目击了那天的首次飞行,但翌日却没有几家报纸对此加以报道(而且所做的报导基本上不很准确)。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1903年12月7日在北卡罗利纳州的猫头鹰村附近的歼魔山上,兄弟俩进行了首次飞行。当天兄弟俩共做了两次飞行。第一次是由奥维尔·莱特做出的,飞行12秒,120英尺;第二次是由威尔伯·莱特做出的,飞行5l秒,852英尺。这架飞机的造价不到一千美元,被兄弟俩命名为飞行者Ⅰ号(今天人们通称为猫头鹰号)。机翼长约40英尺,重约750磅。引擎的功率为12马力,重仅有170英磅。附带说一句,这架原始飞机目前陈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区美国国家航天博物馆内。

但是1908年莱特兄弟结束了公众的怀疑。威尔伯把一架飞机带到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公开演示,并在那里组建一家公司销售自己的发明。与此同时奥维尔返回美国,做了类似的公开表演,不幸的是1908年9月17日他架驶的飞机堕毁,这是他们俩人遇到过的唯一的一次严重事故。一位乘客丧生,奥维尔摔断了一条腿和两根肋骨,后来恢复了健康。他们成功飞行却已经说服了美国政府签署一项合同来为美国国防部提供飞机。1909年联邦预算包括为发展军事航空而拨的一笔款──30,000美元。

公元1871~公元1948  公元1867~公元1912

他的弟弟奥维尔·莱特187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两兄弟都上过中学,但实际上谁也未获得毕业文凭。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梦想登天。但是讲求实际的人们一直认为《天方夜谭》中的“航空地毯”只是梦幻而已,在现实世界中决不会存在。然而莱特兄弟的天赋却使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得以实现,使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

滑翔飞行经验为他们的成功又提供了第三条线索。先前大多数想制造飞机的人主要担心的是怎样使机身离开地面,莱特兄弟则正确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起飞后怎样控制飞机。因而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探索飞行期间保持飞机稳定和平衡的方法。他们成功地发明了飞机的三轴操纵法,从而获得了彻底操纵飞机的能力。

人们可能会问莱特兄弟为什么能做到许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两个人的智慧比一个人强得多。莱特兄弟总是在一起共同工作,配合十分默契。第二,他们做出了英明的决定,在试制动力飞机之前先学习飞行。这听起来有点荒唐,没有飞机怎么能学飞行呢?原来莱特兄弟利用滑翔机学习飞行。他们于1899年开始试用风筝和滑翔机。翌年他们把自己的第一台足尺寸(即大到可以载人的尺寸)的滑翔机带到北卡罗利纳州的猫头鹰村进行测试,但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他们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制造和测试了第二架和第三架足尺寸滑翔机,其中凝聚着他们某些最重要的革新(1903年申请的基本专利权中有些与其说是与第一架动力飞机有关,倒不如说是与第三架滑翔机有关〕。他们使用这架滑翔机做了多次飞行试验。莱特兄弟在开始制造动力飞机之前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佳的、最有经验的滑翔飞行员。

一时间莱特兄弟和一些申请对手之间为专利权打了许多官司。1914年法院把专利权判决给两兄弟。但这时威尔伯·莱特得了伤寒,于1921年病逝,终年45岁。奥威尔·莱特1915年在飞机公司经销股票。他于1948年去世。兄弟俩都未曾结婚。

在俄亥俄州代顿市莱特家乡的报纸完全没有报导这一新闻。事实上差不多过了五年后全世界才普遍知道真的有过载人飞行。

  30.奥维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由于这两位兄弟的成就密切相联,因而就在同一章中共叙两者的生平事迹。威尔伯·莱特1867年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密切维。

两兄弟都具有力学天赋,都对载人飞行感兴趣。1892年他们开设了一家出售、修理、制造目行车的联营公司。这为他们极感兴趣的问题──航空学研究提供了经费。他们认真攻读其他航空学家的著作,如鄂图·李连塔尔(德国航空工程师及发明家)、奥克塔夫、契牛特和塞缪尔·P·兰利等。1899年他们开始亲自着手对飞行问题的研究,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于1903年获得成功。

莱特兄弟在猫头鹰村做完飞行后,返回代顿市,在那儿又制造了第二架飞机──飞行者Ⅱ号。他俩在1904年用此飞机飞行了105次,但是也未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1905年又制成了飞行者Ⅲ号,一架经过改装很实用的样机。即使是他俩在代顿市附近进行过许多次飞行之后,许多人仍不相信有人发明了飞机。例如,1906年《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就刊登了一篇有关莱特兄弟的文章,题目为“飞行者还是撒谎者!”

尽管先前就有人在航空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付出了代价,宣布了成果,但是发明飞机的主要功劳应归功于莱特兄弟。因此,在确定他俩在本册中的名次时,主要的因素是人们对飞机的重要性的估价。在我看来,飞机似乎是一项远不如印刷机或轮船重要的发明。因为后两项发明都使人类生存的全部方式发生了革命。但是飞机既可用于和平事业,也可用于战争目的,无疑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在几十年期间,飞机使我们这个曾一度是巨大的行星缩小了,使其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此外载人飞行取得的可喜成就为发展太空旅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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