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第二十一章,毛泽东传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张伯伦于10月12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问题”。他说,德国政府的诺言是不能信赖的。如果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⑩,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9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极力表白”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同一天,希特勒又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外交部翻译官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西线出现了惊人的平静。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争”。在西方,人们也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假战争”。正如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在8月中旬,曾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9月7日晚上,他还记下了希特勒那天下午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英、法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希特勒正是出于这种估计,过了两天就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要求部队严阵以待,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希特勒继续说道,”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消耗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希特勒呼吁那些持有相同见解的人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响应,并对主张抗战的丘吉尔进行了攻击和恫吓。他说,”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1918年11月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巴黎东北贡比涅签订投降协定。规定德国停止军事行动,交出部分陆海军武装,德军撤出占领的土地和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区等。它后来成为《凡尔赛和约》的基础。”。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

  
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希特勒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他说,”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
。对于英国”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反唇相讥,质问英法,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是为了要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希特勒狂妄地说,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
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希特勒在基本上消灭波兰主力之后,一方面加紧作入侵西方的准备,一方面又竭力鼓噪”和平”。这位恶魔在9月19日的国会上说,”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祈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子。”纳粹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认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王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③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搞,1962年2月11日。

  
按照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具体的。1939年5月19日的法波军事协定明确规定,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总参谋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当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41至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刻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3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个师,共15.8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讽刺为”象征性的帮助”。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⑨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就在希特勒大唱和平经的同时,却又指示纳粹匪徒们对波兰人,尤其对犹太人,横加杀戮。10月18日,希特勒对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说,”我们无意重建波兰”,”绝不能让波兰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希特勒恶狠狠地说,”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计划。”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10月13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对9月3日被德国U30号潜艇击沉的英国”雅典娜”号邮船,希特勒采取了贼喊捉贼的办法。9月3日晚上9点,也就是在英国宣战10个小时以后,满载1400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200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德国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了112
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对此,希特勒不仅矢口否认是德国人干的,而且在10月22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竟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第二天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难堪,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只要纳粹元首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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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这种损失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月7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只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要一星期。”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①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诸如”解决和了结犹太人的问题”,解决欧洲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易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
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问题的限制。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作了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来因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与此同时,9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决定趁英法还没有作好准备,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但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方,10月6日中午,希特勒又假装诚挚的样子,再次提出”和平”的建议。

  ②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德国确实这样作了。9月10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个事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50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太会堂杀害了。纳粹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有42本生活和工作日记。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字不漏地都写进去了。他在任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七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七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和法国政府当权派深染失败主义情绪,他们对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怀有恐惧心理,在纳粹匪徒疯狂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果真,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希特勒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许多纳粹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当天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对”和平”也作了一番”精彩”的鼓噪。这家纳粹机关报的标题是:《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外德国再无其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事后盟军从缴获的纳粹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希特勒就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为他的和谈阴谋进行活动。早在9月8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民普遍厌战,打算一俟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10月2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为了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弗朗克在一次对下属的讲话中说,”先生们,我要求你们,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⑦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英国和法国虽然高挂免战牌,但德国的海军却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吨,几乎等于1917年4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26艘,共135552吨;被水雷炸沉的为3艘,共16480吨。

  ⑧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代号。

  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并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斗争,而是靠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带头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寻求真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那些纳粹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来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不动的缘故。”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这是可靠的情报。10月7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10月10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④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准备,以及各方面关系的调整等方面。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决定,要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作了部署。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③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③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⑦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⑥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③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他说: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⑧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⑨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⑦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⑤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⑥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⑦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⑧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⑤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①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②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④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①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⑧疑为8日。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⑩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0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⑨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⑥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③”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不要以为有了一个“六十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⑦

  ③同上书,第221页。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②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③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①王任重日记,1961年。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④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①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⑤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⑧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⑤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⑤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1年9月6日。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三)真日⑩菲里波夫⑾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⑦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④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⑤《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页。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⑩毛泽东同长征、艾迪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⑦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他在会议期间也批示印发过工业等方面的材料,如陈伯达、田家英率领的天津调查组关于工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⑤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⑥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

  ②愈之,即胡愈之。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⑩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⑨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⑧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③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①[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⑧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⑨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⑨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④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④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③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⑤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⑩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泽东手稿。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⑩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①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1时。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十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⑿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④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估计中国在朝鲜的军队为六万到七万人。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②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⑦

  ⑦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④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⑨

  ①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①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⑧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②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⑦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⑩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②《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⑨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⑧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②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⑥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三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⑦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③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⑧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②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③

  ⑩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①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②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⑨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⑩真日,即11日。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可以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所一直企盼的日子。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④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⑩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①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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