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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降甘霖雷电施天威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太监邢年到午门外传旨说,只要史贻直能向年大将军谢罪,皇上就可以赦兔了他。可是,史贻直怎么能这样做呢?他一口就回绝了:“皇上,臣若谢罪,在皇上面前就是佞臣;在年羹尧那里,则是附恶。臣不想成为奸佞小人,因此臣也不想得到赦免!臣只有一句话:杀年羹尧则天必下雨!”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养心殿门口,雍正也在体验着这场春雨带来的喜悦。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殿角下,虽然袍子已被打湿,但他却不管不顾。方苞若有所思地站在皇上身后,目不转睛在看着眼前的大雨。见到张廷玉走过来,方苞轻声提醒了一句:“皇上,廷玉来了。”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唔?唔。”雍正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一甩手就走进了养心殿。他命太监搬来一个嵌龙的瓷墩,坐在殿门口,向刚进来的张廷玉说:“不要见礼了。你要见的人都见过了吗?”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

  刘墨林想不到史贻直竟是如此的倔强。他看了一眼四周,跟着邢年出来的太监侍卫们,也全都惊得面色苍白、张口结舌了。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同前书第20册,第19—30页。)

  邢年是老太监了,当年他曾目睹了几位熙朝名臣批龙鳞的事情。可,康熙是位仁厚的君主,而雍正却是个挑剔的皇上,他们父子俩是不一样的啊。眼见得史贻直如此冒犯皇上而毫无惧色,他嘴上在问,心里却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刘墨林听着这挖肉剔骨一样的问话,早就吓得浑身打颤了。却听史贻直端庄地说:“回皇上问话。臣与年羹尧是同年不假,但臣却不知他曾推荐过臣这件事。今日忽听此言,实在是让人羞愧难当。臣举进士,是臣自己考上的,与年某何干?年某人推荐臣,不管是出于何种居心,但最后用臣的是皇上,而不是他年羹尧!臣以为,皇上应当以是非曲直来判定取舍,而不应以揣测之词来加臣罪过!”说完他伏地顿首,叩头出血。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张廷玉的心又沉下去了,他似乎是在咀嚼着方苞的话。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不不不,张相,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只是去保史贻直。我也没有顶撞皇上……不过,我看皇上大概是因为昨夜睡得太少,心情很烦燥。他一边听我说着,一边又老是到外边看天。听不了两句,就要出来一回,显得心神不宁,甚至手足无措。后来,皇上就让我出来,说要我听你的处分。中堂,我说完了,该怎么处分,我听你的。”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杨名时回答说:“张相知道,我和李卫之间,私交一向是很好的。要我说,他不应该出这个风头,来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耗羡归公,说起来当然好听,实际上苦的却是清官。那些贪官污吏们想搂钱,在哪里找不出名目来?如今天下的吏治到底怎样,张相您心里最清楚。我在云南亲手办了一个这样的案子:大理知府臧成文,被我参革了,因为他贪墨一万多两银子而且查有实据。可是,刚摘了他的顶子,就有百姓送万民伞来保他!我心里疑惑,就下去私访了一下。您猜百姓们怎么说?他们说,大人,这个姓臧的不是好官,我们知道。可我们刚刚给他送过礼,你要是一下子就把他拿掉,我们这礼不就白送了吗?充公的钱我们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您派个新官来,我们还得照样再送一份。好比他臧某是条狼,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喂饱了,您再派条饿狼来,老百姓还活不活了?我听了这话也真生气,回城后就请出王命旗来把臧某斩了。我就是想让百姓和官员们看看,以后不管是谁再来,他也不能当狼!所以清吏治、充库银的要害是‘吏’,而不是用什么‘治’法。李卫的这个办法只要一推行,我敢说,下面定会有人生出更多的法子来,也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搜刮,结果受害的还是老百姓。这办法,也许在江南行之有效,但若在全国推行,后果不堪设想!”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张廷玉却拒绝地说:“不,我要马上面君!”他接过李绂给他送来的油衣披上,向着内宫疾步走了过去。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①(①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这里正争得有劲儿,不防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春雷。这雷声,像一盘空磨在天上滚动,虽不甚烈,却是震撼人心;虽不甚响,恰又余音缭绕。张廷玉兴奋得一跃而起,冲出门去。他仰望天空,只见一抹黑云,正在飞快地流动,从西向东,如河之决口。顷刻之间,乌黑的云层就覆盖了整个北京城。云层压住了雷声,雷电却刺穿了云幕。不大一会儿,远处林梢一阵唰唰地响动,凉风裹着尘土,隔着重重的宫院袭了进来。热得心烦意乱的张廷玉,顿时感到浑身清爽。他在心中叫了一声:“方老先生,您真是智能之士啊,了不起!”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邢年擦了一把汗又说:“皇上说了,你既然不肯服罪,那你就必定是小人,你就得在这里晒太阳。晒死了,天就下雨了!”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然,一声炸雷响起,墨染的浓云中窜出了一个火球,几抛几跳,砸落下来,也不知它落到哪个宫殿上。殿中众人,惊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浑身哆嗦着禀报说:“皇上……大事不好,雷……”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史贻直虽然还在跪着,却突然直起身子,以手指天说道:“臣岂能谢罪,臣又岂肯谢罪!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已经遭了天怒人怨。臣可断言:杀年羹尧,天必下雨!”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杨名时答应一声,就接着说了下去:“张相,您知道,云贵那里苗瑶杂处,是不能和内地类比的。内地是官府说了算,而云贵却是土司说了算。如今,蔡珽将军已不再过问民政了。我遵照先皇的遗训,采取怀柔羁魔之策,好不容易才把那里理顺。皇上说要‘改土归流’,就是要用朝廷官员来替代土司,甚至要取消土司,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不是我不想办,我曾在几个县里试过,官府实在是管不了苗瑶山民的事情。中堂试想,一个个的土寨,隐藏在十万大山里面。有的寨子连马都上不去,还有的寨子蛮荒不化语言也不通。这些寨子里的土司又是世袭的,一旦被取消,就会生出怨恨之心。而且他们各自为政久了,一造反就会一寨皆反,一山皆反。你派兵去镇压,他们就钻进了深山老林;而兵一走,他们就依然故我。有的县已经多年没有县令,甚至连衙门全都倒了;而另外的县虽有一个当地人在替政府办事,但也只管召集土司会议和宣布政令。会一散,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想设政府吗?那就要派官员。可那里的瘴气毒雾厉害,派去的人常常十去九不回。所以人们宁愿辞官,也不愿到那里去。我说的这些烦难,请朝廷要多体谅点。我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不要轻率变更为好。”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邢年的问话还在继续:“皇上说,你与年某是同年进士,又受年某的举荐,才得入选为东宫洗马的。你必定在想,年羹尧功高震主,皇上也早晚会有鸟尽弓藏的时候,所以就想先来告他的状,也好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这样地投机钻营,真是其心叵测。皇上问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张廷玉不解地看着皇上,心想,这不是昨晚说得好好的事嘛,怎么皇上又变卦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雍正脸色阴沉地说:“慌什么!天塌了吗?”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张廷玉连忙说:“不不不,这‘变法’二字是我说的,皇上从来也没说过这话。你不要误会了,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嘛。”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

  邢年一笑说道:“咱只是个传旨的,皇上要问什么,不干咱太监的一点事儿,从心里说,我倒是很佩服您史大人这份骨气的。”说完,他迳自带着人走回大内缴旨去了。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宝马娱乐bm7777 ,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邢年出来,只是传达皇上的话。他自己是不能乱问,更无驳斥之权的。他听了只是点点头又说:“皇上让我带话给你。皇上说:‘朕很怜你’。皇上命我传旨说,你只要向年大将军谢罪,便可得到赦免。”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刘墨林见到这番情景,惊得又愣又呆。他忽然想到,自己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到这里来,是有要事的,先得到上书房去见张廷玉,完了还得赶到年羹尧那里去哪!便三步并作两步向上书房奔去,可他却晚了不止一步,因为张廷玉已经在和杨名时谈着了。杨名时身边还坐着个李绂,看来也是等候在这里的。张廷玉见他进来,只是略一点头说:“你怎么到这时才来?原来我打算先和你谈的,可已经见了好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先坐下,等我和杨名时他们谈完,再陪你去年大将军那里好了。名时,你继续说吧。”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雍正打断了他的话说:“哦?你也要替他求情吗?你知道史贻直是有罪的吗?他的妄言之罪,他的攻讦大臣之罪,朕怎好轻易赦免啊!天不下雨,乃朕失德所致,与年羹尧何干?就凭他一句求雨的话,朕就饶了他,怎么能对得起战功卓著的年羹尧呢?”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

  雍正皇上要改土归流的主张,张廷玉原来也是赞成的。可今天听了杨名时的话,他却犯了踌躇。他思量再三才说:“牛不喝水强按头,那只是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其实是不行的。皇上想给牛灌药,可惜牛不懂事啊!哎,李卫递来折子说,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听说你也是不赞成的?”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

  杨名时未及开言,便见孙嘉淦拉着长脸走了进来。张廷玉知道,他一定是又和皇上谈僵了。便笑着说:“哦,嘉淦,你下来了?我告诉过你,叫你不要进去,也不要和皇上顶撞。皇上的难处我知道,你多提点建议,心平气和一些不好吗?”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杨名时昂然说道:“这就是变法嘛,说说又怎样?”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两本书。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张廷玉叹了口气说:“你呀,简直就是个傻子!皇上不处分你,我又哪里来的什么处分?你是言官,是御史,你说话比我方便得多嘛。”他回头看看,这里没有闲人,才又说,“我告诉你和今天在座诸位一句话:‘雍正改元刷新政治’,是皇上据当今天下大局做出来的决断和方略。我们作臣子的,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帮助皇上,却万万不可掣肘。不趁着眼下国运昌盛的时候,下大力气整顿吏治,以后大祸临头,后悔也迟了!据我看,皇上的见地入木三分,只是稍稍急了些。和皇上掣肘的人和事都太多,实在是太多了!”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张廷玉觉得,今天自己和杨名时的谈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他想再深入地谈谈。便问:“名时,要依着你,这些事怎么办才好呢?”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

  “不不不,不是……是太和殿……遭了雷击,走了水……”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其二:

  张廷玉对杨名时说的这些,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也知道雍正皇上的心意。皇上曾和他多次谈心说,天下事,非变法不可为。所以,耗羡归公、改土归流、丁银入亩、官绅纳粮和铸钱法等等,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情。而且,雍正还曾下令给几个亲信大臣,要他们分别在各地试行。突然中途停止,那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雍正即位以来毫无建树似的。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允禩等人就会杀出来兴云助雨,甚至会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要求废黜雍正!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自己身为宰相,当如何善后?他又想,眼前这个杨名时,以及和杨名时一样受着皇上信任的大员们,都是雍正亲自提拔的。可连他们也对皇上刷新政治的举措无一赞同,甚至还反对。这不能不让人悲叹,也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杨名时的话使张廷玉很觉得为难,他想了好久才说:“剥夺土司特权,百姓们应该拥护才对嘛。政府又不收取他们的苛捐杂税,这是皇上的仁政,他们不该反对呀!”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史贻直好像十分意外,但他还是梗着脖子说:“回圣上,孙嘉淦是昨天才回来的,而臣是在昨天夜里见到的皇上。臣平日与孙嘉淦没有往来,也不想和他往来。臣不知道他要保臣,也不屑于他来保!”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杨名时见张廷玉话中有空儿,这才接着说:“方才中堂下问,我以为,圣祖的成法应该说全是很好的。只是圣祖晚年,年迈勤怠,诸法废弛,贪风渐起而又没有得到遏制,才每况愈下了。要改就要下决心,要动狠劲儿。依我看,抓住一批墨吏,无论远近亲疏,也不问高低贵贱,一律明正典刑昭示天下。只要能办好这一条,就能堵住贪风蔓延。再用圣祖遗训,来教化天下,就可以作养出一代廉吏。这岂不比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要好?”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老谋深算的方苞看出了张廷玉的心思,站出来说话了:“廷玉,你急什么呢?我刚才对皇上说,今天的这场大雨,可命名为‘詹事雨’。但它也只能救了史贻直的一条命,并不能改变当今的局势。还是看看再说吧,这雨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停下来的,你说是吗?”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杨名时笑了:“张相,您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行不通’,而不是说‘不应该行’。云贵对于中原,虽有茶盐之利,但那里的贫瘠和缺粮也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地方,到现在还是刀耕火种。我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们怎样种地。‘衣食足,知荣辱’,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能吃饱穿暖,才能谈到扶植农桑。再进一步,才能说到养育人才、尊孔尊孟。等到他们慢慢开化以后,再设立政府,就水到渠成了。硬来,逼反了,岂不事与愿讳。”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张廷玉还是打了个千说:“是,但还没有谈完。天降喜雨,臣知道主上一定高兴,这才急急忙忙地赶进来。臣想为史贻直求个情……”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们就要犯错误。”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

  一声炸雷,如石破天惊似的在宫墙上轰响。几滴铜钱大的雨点落了下来,并且很快地又变成瓢泼大雨。整个紫禁城那巍巍帝阙、龙楼凤阁,全都淹没在密密的雨幕之中。云涛滚滚,惊雷阵阵。忽如金蛇狂舞,把庭院照得雪白;忽而又天光晦暗,把这百年禁城拥抱在自己那黑沉沉的怀里。此刻,张廷玉像发了痴一样,站在暴雨之中。任凭狂风的吹打,冷雨的侵袭,他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在尽情地享受着上苍突然降临的甘露。他在心中不住地念叨着:好雨,好雨啊!史贻直得救了,亿万生灵得救了!李绂见他这样,连忙跑过来搀扶着他说:“师相之心,上天已鉴,不过您该进去了。在雨地里站久了,要着凉的……”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史贻直一见邢年要走,伸手就拉住了他骂道:“你这个老阉狗!去向皇上回话,我史贻直不是小人!”说着,他的眼睛里冒出泪花来。很显然,刚才皇上要邢年传过来的话,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李绂觉得自己不能再枯坐下去了,便也站起身来说:“老师,我也想说两句。法是可以变、也应该变的。墨守成规,政治怎么能刷新呢?不过,现在确实是变得急了些。朝廷这样做,就把官和民一起,全都得罪了。封疆大吏们都像田文镜那样能行吗?他几乎是把河南各衙门的主官全都撤完了。他又没有三头六臂,一个省那么多的事情,累死他也顾不过来呀。”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了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①(①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这样说的。而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③(③《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目。)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①(①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社1999年6月版,第34JD、341页。)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9<–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①(①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谈话要点,1964年12月26日。)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②(②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③(③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①(①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①(①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其一: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②(②王光美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t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

  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

  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

  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百姓。”②(②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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